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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度的酷寒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
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
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颜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在被服厂工作），提到过——
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
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裴大姐（裴成春，被服厂厂长）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做了一顶给领导看，做得对不对，领导看过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
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后也看见赵尚志、陈雷、于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说：
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有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我的工作：……主要负责做军帽。军帽因前面有红色五角星，上面有一红疙瘩，大伙都称为红军帽。军帽为六片瓦。前面有帽遮，后三片是双层布外翻，天冷时可放下取暖，顶部是一红布疙瘩……
2010年，萨在北京遇到李再德老人的儿子于光先生，他也曾专门提到，这种军服最难做的就是帽子顶上的那个红疙瘩。“我妈妈在被服厂就是专门做这个红疙瘩的，因为她手巧。”于先生说来似乎颇为自豪。今天在东北活跃的抗联精神宣传队，也曾复制过这种军帽。
不过，由于东北抗日联军作战异常艰苦，其布琼尼帽式军服并无实物留存下来。而且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亦无历史图片的佐证，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
2010年，萨在日本收集到一册老相片集《在满纪念》，原拥有者是一名相叫铃木的日军军官，此人曾参加过多次对抗联的讨伐作战。这册相集里面有大量与抗联作战的照片。其中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显示几名被俘抗联战士正是戴的布琼尼帽。
可惜由于铃木所用相机质量不佳，对焦技术有欠缺，而且照片年代久远，这些战士的影子显得十分模糊，无法完全确认。对此我也十分遗憾，但限于材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有一些被俘的抗联人员并非如此装束，这正符合了当时条件艰苦，军服制作数量不多的说法。同时，在东北各地不同的抗联部队，服装也不统一。
右边位于焦点的这位抗联战士，帽子似乎就不是布琼尼式的（也有点像布琼尼帽被日军歪戴在这名战士头上）。
上面照片拍摄于1938年深秋。那一年10月15日到10月30日，日军对三江（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抗联武装发动了秋季大讨伐。照片的拍摄者，日本军官铃木随讨伐队在宝清桦川之间捕捉到一支转移中抗日联军部队的踪迹，在使用军犬的情况下，经两天一夜的追击，第二天下午双方发生战斗。
由于遭到日军迂回包抄，据林中阵地而守的抗联部队腹背受敌，除牺牲人员外，尚有多名战士不及撤离，被日军俘虏，铃木在此时拍摄下了这张照片。
从战事情况推测，日军打掉的是抗联的掩护部队，其主力已经撤离。日军继续追踪，几天以后在“三道河子”找到了这支抗联部队的密营，双方再次发生战斗，那一战中，铃木的战马也被打死。
对这些抗联战士后来的命运，铃木没有描述。三江正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区域，或许，这些战士的军服上，就留有裴成春等抗联女战士的细密针线。
九、日军老照片惊现东北抗日联军战旗
在中国的抗战史料中，活跃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颇为独立且被很多人忽略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抵抗由于环境艰苦，敌我实力悬殊而异常艰难。抗战全面爆发后，抗联几次试图突破日军在热河方向的封锁线与关内部队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抗联战斗后期，其主要将领大部牺牲，文件保存极少。所以，其作战经过和情况，很多已经难以考证。
比如，抗联当时使用怎样的旗帜，在今天保留下来的抗联照片中，似乎尚无发现。但是，在日军私人旧相册（铃木《在满纪念》）中，却发现了一组连续的照片，表现了日军讨伐队与抗联一次战斗的经过，其中一张照片或许可以解答这一问题。
这几张照片，是日本永野讨伐队军官铃木（所部原驻扎杨荣围子）在1938年深秋拍摄的。1938年10月15日，日军从佳木斯对抗联武装发动秋冬大讨伐，铃木率部参加这一作战。进入深山后，铃木所部日军追击一支抗联部队，并发现其使用的密营。日军经商议，违反作战常规，在叛徒带路下于拂晓发动奇袭（可惜照片未标明具体时间地点）。抗联人员猝不及防，在最后关头才发现日军来袭，但仍然顽强抵抗，至少有三名抗联人员冲出密营的木屋试图阻击日军，不幸在日军机枪射击下全部牺牲。
铃木的照片中有一张，展示了抗联的战旗，就拍摄于战斗结束之后。
铃木在这张特写照片的说明中称其身着便衣，在营门用手枪向外射击，被击中左胸倒地。日军试图对其注射强心针进行抢救。但此人因伤重而死，至死一言未发，没有任何口供。
带有抗联旗帜的照片中，另一名烈士在画面内只见双腿。还有一名烈士在画面中看不到，可能是哨兵，牺牲在木屋前数十米处。后方是抗联著名的密营，显然是用木料就地取材搭建而成，抗联就是依靠这样的秘密基地在深山老林中顽强与日军周旋。
左侧，有三名日军士兵在检视抗联战士遗留的物品，后方正中还有一名日兵在用通条处理枪膛。可以看到一部分日军已经更换了冬季军服，而另一部分还穿着夏秋制服。由于永野讨伐队是日军不同部队混编而成，所以这可能反映了日军部队不同的补给情况。
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张照片右侧中间站立的两名日兵，两人伸展开一张旗帜，显然是从抗联的营地中缴获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当年抗联使用的旗帜。
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眼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啊！
但是，细看之下可以发现，这面旗帜上只有一颗大五角星，而不是一大四小的格局。旗帜上还有三处深色的印记，似乎是有字。一位学美工的朋友依靠分光判定，这面旗帜确实是红底，只是五角星的颜色无法确定。此外，他还提醒我旗帜靠近旗杆处有一条与其他部分颜色不同的窄边，他认为这可能是书写部队番号的地方。
这张照片，按照说明应该拍摄于1938年10月中下旬到11月之间，地点在黑龙江东部佳木斯周围地区。从图片上看，植被尚未落光，显示那一年东北地区似乎是暖冬。这一点我曾有所怀疑，但是，在相册中的确还有铃木当年11月份仅穿一件毛衣在户外的照片，说明那一年的暖冬可能确实存在。
能够在敌方的照片中找到抗联的战旗，可算意料之外。但是，抗联的这种旗帜，究竟是谁设计的，是不是所有抗联部队，都使用一样的旗帜，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又会是哪支部队的官兵呢？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国内至今以来没有发现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其具体的样式。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式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
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照片上的旗帜的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与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形也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
照片的说明“1938年10月15日—30日，宝清桦川交界之处”和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形复杂）。
根据已有的线索，萨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的番号，进行了如下的一番考证：
（一）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
宝清桦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的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和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都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
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桦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
（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
根据前两个字笔画较多，可以判断出肯定写的不是第几团（汉字的数字，笔画不会这么复杂）。那么，以上各军中团的番号不是以数字编号的团有几个呢？
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等史料之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钧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
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
（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桦川？
抗联第三军即将开始西征的1938年6月，“缩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警卫团即成立于此时，团长为姜立新。1938年7月起，抗联第三军部队开始从宝清、萝北（桦川在这二县之间）一带向黑嫩平原的西征。那么，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一带留下的第三军的留守部队中是否确实就有三军警卫团呢？
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姜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的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
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
另《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文｝率领｛人｝小部队｛书｝从苏联｛屋｝归国开展游击战时候，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
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之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查巴气河边见到的姜立新。
查巴旗河（查巴气河，中国河流代码是AB5755）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也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
这就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
这样情况就明确了，应该是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后，姜立新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他后来作为警卫人员亲历了赵尚志牺牲的战斗，但幸而又一次脱险，撤入苏联境内。新中国成立后，姜因身体较差，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不幸去世，当时他的老战友，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李敏夫妇曾前往看望。
在仔细察看照片和日军军官铃木的记载后，我们发现在留守团和日军的最后战斗中，照片上的无名烈士仍为自己的生命索取了代价，他们在阻击中用准确的射击击毙了日军冲在前面的樋口少尉。
回过头来说一说题图那张奇怪的照片，从摄影的格局看，这是日军展示缴获品的标准姿势，枪支虽可能是日军自己的，但这面旗帜，可以肯定是战斗中的“战利品”。而这张图前后的图片，都反映了日军突袭一个中国抵抗军山中营地的过程。这批照片与此前提到日军与抗联第三军警卫团作战的照片是前后页，推测作战的时间、地点都不会相差很远，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地点。可以看到，这面旗帜上方还有一条补缀的横条，而侧面则用一根细树枝作为旗杆使用。
但是，照片没有什么标注，只用一张纸签标出了“讨伐作战”的时间和地点，显示这面旗帜是日军讨伐队在1938年10月15日至30日的作战中，于宝清和桦川边境从中国抵抗力量营地中夺取的。
把这面旗帜称之为怪异当不过分。如果不是看到，恐怕绝想不出抗联会用这样的旗帜，但要不是抗联，1938年那一带并没有别的抵抗力量的记载。即便其他抵抗力量，也未闻使用这样图案旗帜的。为此，我和一些抗联研究者进行了讨论，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这是一面酷似海军信号旗的旗帜，抗联很可能是使用信号旗在茫茫林海中相互联络的。这种联络方式的确可以弥补抗联缺少电台的缺陷。
如果真是这样，那抗联的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十、击毙教育长饿疯日本兵——日本人眼里的镜泊学园围攻战
《啊，满洲》一书，是一本日本开拓团团员的回忆文集，其内容主要为其生活经历。但其中不时可见“土龙山暴动”“虏囚的二十二日”等文字，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等中国抵抗者的影子始终贯穿其间。
在其中一篇由伪满时期“兴安北省呼伦贝尔开拓组合长”古贺新作所写《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里面，提到我军在镜泊湖畔击毙的镜泊学园教育长山田悌一。
该文存于《啊，满洲》第152页，记载此战经过——
五月十七日晨，山田总务为首的官员二，学员五，守备兵五，计十三名，从宁安携带粮食，杂货等乘卡车返回途中，遭到约五十名“匪”预设伏击，经过奋战力斗最后全员悲壮战死。此一悲报于二十一日在报纸和电台同时报道后，给日满两国带来了异常的冲击。
此战，我方也有记载，称此战是1933年5月17日，由周保中部下独立游击连连长张祥指挥所部进行的一场伏击战，在这次伏击中击毁日军汽车一辆，消灭了山田悌一和他的护兵14人，缴获步枪十二支、机枪两挺、匣枪一支，还有大量的粮食、衣物和现金。最后战士们把没有拿走的物资连同汽车一起烧掉，我军无一人伤亡。
这个镜泊学园到底是怎样性质的一个机关呢？山田悌一又是何许人也，为何他的死会引起给“日满两国带来异常的冲击”呢？
根据我方资料，称山田是“退役中将”，建立镜泊学园的目的是设立一个进行殖民的机关，而日方当时的报道则称镜泊学园为以农业拓殖为主的学校，山田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农业学家、地质学家，还是个教育家，完全不提其与军方的关系。
在我方记录这场战斗的过程中，描述山田“手按军刀”，并提前发现了我军在路面上设置的陷阱，但在下车查看时被猎人出身的张祥用“连珠枪”一枪击毙。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可能张祥击毙山田用的就是这种枪。
我方记载击毙敌15人，而日方则称死13人，谁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在被俘后乞命，被张祥当场枪决的说法。这种近乎戏剧性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当我翻查日方文献中关于此战的记载时，赫然发现，我方的资料虽然和日方的官方资料对不上，但竟然大多数都可以在日方普通开拓团员的回忆中找到影子。
比如，那个瘸腿的汉奸翻译，古贺新作的文中没有提到，但据查山田的副手结成吉之助的回忆，确有此人，而且查到其名叫任茂林。该文并记录此战中日方被击毙的包括干事今井，指导官树下，学员武田、龟泽、菅原、后藤、室田，日军椎名伍长以下5人，共计15人，和我方记载相符（不过数来数去只有14，看来结成的算术不太好）。不管怎样，产生双方战绩误差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统计汉奸翻译任茂林，看来在古贺等眼里，汉奸是不算人的。
日本人里面明白人挺多的嘛。
那么，所谓张祥挖陷阱伏击之说是真的吗？
在同一篇文章中，结成描述此战道：“在通过大庙岭山口的地方，路面上暗藏了一个陷阱，等待汽车前轮陷入之后，‘匪贼’立即从两侧的棱线开始攻击……”
我方说法是山田发现了陷阱，依然被消灭，日方说法是山田的汽车掉进了陷阱。为何我方和日方描述的不同呢？看来，挖陷阱是真的了，推测描述不同的原因是山田所部被全歼，没有留下活口，增援的日军只能看到陷阱，所以他们对于战斗过程是推论得出的。
那么，山田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
在《镜泊学园山田总务的绝笔》提到，山田为日本宫崎县出身，毕业于善邻书院，是日本狂热的大亚细亚主义者。他是日本国士馆的创始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其理事。所谓镜泊学园的学员大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