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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抗联方面是把这两次战斗的战果混淆了。
值得注意的是，记载岩崎死亡的日方档案，说明他并非属于在伪满警察部门服役的日方人员，而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
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是一支在东北活动猖獗，但很少被我方记载的日方武装。按照日方资料的说法，这支警察部队最初的设置目的类似美国在世界各地大使馆站岗的海军陆战队。他们学习西洋礼仪，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的责任是保护在外使领馆的安全。由于他们报酬优厚，连服装都是西洋式的，所以被称为“吃洋面包的警察官”。
这支日方武装在中国从事军事活动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庚子事变，当时曾在北京参加了同义和团的战斗。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侵略不断加剧，他们又随着在东北各处增加的领事馆进入到东三省的腹地。此时，这支部队已经不仅是一支警卫队，它的成员大多接受了谍报、突击、反游击战等训练，成为日军在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的得力帮凶。伪满建立后，日本外务省更抽调装备精良的外务省警察借调到伪满警察队中，充当各地的“指导官”，实际监督伪满警察的行动，督促其与抗联等抵抗力量作战，并防止其与抵抗力量发生联系。
这种外务省派出的警察官权力很大，被称作各地伪满警署的“太上皇”。直到1942年，由于对伪满的控制已经更加直接，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这支力量才渐渐淡出。
由于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了解反游击战战术，日本外务省警察部队的指导官等作战人员作为伪警察的骨干，曾在作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但也因此成为抗联重点打击目标。
根据岩崎的死亡继续挖掘，会发现另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萝北县在1938年先后换了四任来自日本外务省的警察指导官，全被抗联打死。第一任是这位岩崎铁五郎，接替他的是长野人，警尉补西泽隆三，4月25日“殉职”，在没有派员接替之前，三江省警察厅派警佐、静冈人铃木英一临时代理（因为级别比较高，所以只是代理），结果这个倒霉的铃木上任途中就在4月27日被击毙。此后，日军派出青森县人，警尉竹内庆吉接手，竹内算是干得比较长，结果，11月27日，又战死，这次，日本人派出了警尉补坪井竣治（北海道）、警尉补佐渡德太郎（北海道）一起上任，意思是来个双保险，总算平安干到了1939年。
仅仅一年，在萝北这个小小的县城，抗联就打得日军四换指导官，不知道日军内部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会有些胆寒。
事实上，坪井和佐渡也没干长，1939年10月9日，在和抗联作战中一个被击毙，一个被手下警察绑了票，在投奔抗联时作为投名状砍了脑袋。
据日方《外务省警察史》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047名外务省警察伤亡，大多应是抗联武装造成的损失。为此，1939年，日本外务省在天津专门为这些阵亡的外务省警察建立了纪念碑，在东北各地也多建有神社祭祀。由此可见，抗联对这支敌人的打击力度。
在研究抗战历史时，由于这支部队并不隶属于关东军，也不属于伪满警察，所以日方在统计伤亡时常常将其忽略，我方亦有很多研究人员不知其存在。在统计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时，有些双方数字难以对上的现象，就源于是否将这支部队的损失计入在内。1996年，日本外务省解密了其手中的相关档案，出版了53卷本的《外务省警察史》（狄野富士夫解读），其中对于这支武装在东北地区的活动和损失情况多有记录。也许，今后对这支日伪武装的研究，可以在考证抗联作战活动的研究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讶呢。
六、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
照片上的“日本兵”有些异样，他们中有的戴着眼镜，有的举止中带着一种“文气”，殊不似沙场武夫。原来，这是1941年，日本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在进行军事训练。这批学员预订前往“满洲拓殖公司”，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服务，也有部分成员或进入日军服役。当医生并不需要上战场，为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呢？原来，这是因为当时在“满洲”经常有抗联活动，这些医学院学生不得不有备无患。实际上，别说是一般的日军和移民点，连类似七三一部队，防卫森严的细菌战基地，都曾经遭到过抗联的攻击。1934年9月，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就曾攻打过位于双城的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背阴河畔，由于其警备严密，一度被抗联部队误认为是日军的兵工厂。
打了日军细菌战基地的，是哈东支队第七大队（第二年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团），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涛是赵尚志部下一员悍将。
刘海涛是山东人，原名刘保仁，高小毕业，年轻时候闯关东去了东北，成为伐木工人。后来因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警察被抓进监狱关押半年，出来后就上山落草。“九一八”后刘率部投奔孙朝阳部抗日武装义勇队。这支武装中有一个马夫，就是打入进来试图拉队伍的赵尚志。不久，赵尚志显露他的军事才能之后，被提拔成参谋长，随后带队脱离孙朝阳，建立独立的游击队，成为抗联第三军最早的源头。不久，刘海涛便率部携枪来投，1933年7月，珠河县游击队成立，刘海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珠河县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4年6月29日，刘海涛被任命为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哈东支队1934年秋天整编后，赵尚志任司令，政治部主任韩光，下设五个大队，刘海涛是第七大队大队长。在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前后，还曾经指挥部队攻打双城的梨树沟，歼敌百余人，缴获短枪五十支，壮大了哈东支队声威。1935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即后来的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率部队在方正、延寿、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战。
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时，由于发现日军兵力雄厚，抗联未占领整个基地就相机撤出战斗，所以只能算攻入，不能算歼灭和占领。但战斗打响后，在基地内被充做实验对象的中国人（即七三一部队中著名的“马路他”）发动了暴动，共有16人在抗联队伍的接应下逃出魔窟。考虑到至今没有被送进七三一基地后生还的可靠案例，这大概也是从日军细菌战实验中侥幸逃出的极少数幸运者了。
正是这批幸存者，提供了日军细菌战基地内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刘海涛赴苏联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学习，他在到达列宁格勒后曾根据营救出来的幸运者的供述，为共产国际提供了一份报告，或许可以算作世界范围内对日本进行细菌战实验和人体实验的第一次公开揭露。
刘海涛的报告保留了大量口语特征，其内容如下——
修了数百间房子，窗户是铁的，犯人在内里向外看不出去，在房子里使铁条修了无数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以内，一人占一个铁笼，在铁笼内能看见别的犯人，允许说话，亦许小声唱着玩。到这里的犯人不准是犯了该处死的罪，连两个打吵子或耍钱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反日分子，日本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这个杀人场不光杀双城县的及双城县附近的，由奉天、长春、哈尔滨、三姓、佳木斯等地抓的都送到这来。在外边听里边的机器声音，外边人们认为这是日本新设立的兵工厂，谁都不知道是杀人场，但是因为日本对这个建设特别严密，不说百姓，就是满洲的官在日本那里有多大信用，亦不许知道，连日本普通的人亦是不知道的。犯人到这里边吃的还算不坏，一天三次粳米饭和白面馒头，盐不与吃。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决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分。三天一次使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碗血。日本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地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使手拿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东西，日本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啦。叫犯人洗澡，得洗的身上很干净，日本又说啦，说犯人你的病的有了，打药针吧。日本拿来很大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恨地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浑身难受，日本又说他的病不行啦，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但是他们犯人出去大便时，看见很多男子鞋，还有女子鞋在机器房子周围……在去年将珠河游击区群众使大车载去三百多，不知去向，在这个杀人场杀多少人，是谁也不知道，连他们在里头出来的（指暴动越狱的16位人）也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经常向里边送人，一回三百、二百的，这不像大狱，官司打好了就能出去，是到这里头日本就按一律处置，日本抽的血和犯人身体不知有何用处，有说作毒气的，因为化学不明白，哪能知道作何用？像这等事应当研究一下。
可惜，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对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情况了解尚不充足，这份报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袭击引发了日方的恐惧。因此，1941年11月七三一部队成立时选择了哈尔滨近郊更加安全的平房区而不是双城子。并加强了对七三一兵员和文职人员的军事训练。
刘海涛进入抗联干部学校学习，后又转入列宁格勒步兵学校。1938年回到延安后，刘海涛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同年被派往山东工作。时毛泽东曾亲往送行。刘海涛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九支队司令员，后任第二旅副旅长，次年升任鲁中军区司令员，转战日照、莒县、赣榆一带，收复蒙阴、东阿，名声大振。1941年11月，刘海涛率部参加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重围，自己和与妻子苏珍及社会部长朱玉干等八人吸引敌人任务完成后，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钻出了日军包围圈，但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林时，被汉奸王立庆，石绍武伪装抗日联防大队诱捕。11月25日，八人被杀害于苏家村，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出卖刘海涛的两名汉奸，都有可耻下场。
1945年3月八路军攻克蒙阴，活捉负隅顽抗的伪大队长石绍武；同年打垮时任旅长的王立庆部。王立庆逃走，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逃到天津，后又逃到东北。但天津公安部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其妻子无端怀孕，据此认定王并未远离。王立庆终于被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绳之以法。
作为可能是唯一能够打进日军细菌武器试验场的抗联将领，能够将敌人的这份罪恶告知世人，刘海涛或许可以含笑九泉了。
七、忠骨留香——一张照片记录下的牺牲与战斗
——一张照片记录下的牺牲与战斗这是一张令人感到压抑和悲伤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标注上，日伪军留下了这样的说明：“红军匪首程司令率羽党三百余人袭击双山子警察署，当经局长率警出剿，当场射杀匪人二十二名首级之留影。康德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经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这张照片原夹在敌伪档案之中，似为邀功之用，上面尚有当时与其他档案一起装订留下的钉孔。
康德三年，即1936年，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当时一场真实战斗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红军匪首程司令”，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照片中所述的“袭击双山子警察署”，指的是1936年4月26—27日他和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共同指挥的攻打宽甸崔家大院之战。
崔家大院，是当时双山子警察署所在地，位于双山子村平坨屯（今平坨小学校址）。此前，程斌曾写信给其代理署长邹兴波，试探是否可以取得他的合作。为邹拒绝后，第一师乃决定对其发起攻击。26日清晨，程斌率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和少年营冒雨分三路包围了崔家大院，发现它四周设有围墙、炮台，对缺乏重武器的抗联来说易守难攻。且部队在白天到达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程斌未能及时调整部署，而是在对敌进行劝降未果后发动了强攻。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两个主攻连连长一死一伤，经一日一夜战斗仍未能拿下该地。第二天，宽甸县属日伪军警来援，抗联部队被迫撤离，但有22名官兵的遗体未能抢回。推测，这张照片中遭到日伪军展示的阵亡者首级，就是他们的。
事后，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听取了战斗汇报，批评了程斌的蛮干行为。当杨靖宇获知敌人将牺牲的战士头颅铡下示众，并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烈士们尸体一起掩埋时，亲自给双山子伪警察署写了一封警告信。慑于杨靖宇的威望，敌人制作了22口棺材，较为尊重地埋葬了这些抗联烈士。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一军在宽桓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不但有这22名战士牺牲，还有不少伤员，留在当地农民李庆顺等人家中养伤。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是抗联对敌重兵驻守的警察署发动攻击，仍对日伪军产生了一定震慑作用。
值得探寻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们此后的人生轨迹，恰似抗联整体的一个缩影。
少年营一连连长张泉山是两名伤亡连长中的一名，在战斗开始后，从山上冲下来时被敌军击中腿部负伤。
张泉山，1933年初，在吉林盘石山参加南满抗日游击总队，开始曾担任杨靖宇将军的侦察员、警卫员。在哑巴梁子战斗中，张泉山跟随杨靖宇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成为杨靖宇手下一员得力的助手。当南满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时，杨靖宇军长任命张泉山为少年连连长，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后，担任一连连长。1936年7月下旬，少年营一连回撤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在海城北交界碑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泉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张泉山此后获救，是抗联第一军少数幸存者之一，成为此战的历史见证人。“八一五”光复后，张于东北参加剿匪作战，后担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副师级，1997年病逝。
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是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因敌军增援部队赶到不得不率部撤离。
李敏焕，又名韩敏焕、金敏焕，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全家因贫迁居吉林省延吉县。1928年入龙井大成中学，并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
1936年6月，李敏焕率领一师三团在四、六两团配合下发动西征之战。7月15日，在回师途中行军至摩天岭时，伏击尾随的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歼灭日军中队长今田大尉及所率日军48人。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
一师师长程斌是整个战斗的指挥者。
程斌是杨靖宇颇为看重的指挥员之一，曾着力培养，在一师期间作战也颇为勇敢，他和日军的作战，曾多次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被报道，有“小杨靖宇”之称。但是，1938年6月，因斗争日益残酷，日军又以其老母性命要挟，程斌发生动摇，于6月29日率一百余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此后，所部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副大队长，成为日军进攻抗联的忠实爪牙，给抗联第一路军造成极大困难，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末期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1951年被其部下举报，经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国家公安部并经部长罗瑞卿批准将其逮捕。同年5月21日判处死刑。
老抗联战士们对程斌的感情，仇恨中还有一丝惋惜——即便是坚持不下去，脱离了队伍，只要不投敌，抗战胜利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当年打鬼子的事情的……
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有人投敌叛变，残酷的战争恰似一江激流，大浪淘沙，展现出真正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牺牲在宽甸的22名抗联英烈，如同牺牲在那片土地上的无数抵抗者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忠骨留香，1968年，当地政府在其烈士墓前建立了抗联英雄纪念塔，现已成为该地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点史迹，使其永受后人祭奠和敬仰。
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战的人们，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八、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作者颜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颜一烟女士。当时颜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的早期作品《盐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颜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颜女士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
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
颜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
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