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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张凤岐回到沈阳，担任警务局长，成为义勇军在沈阳城中的重要地下力量领导者，密谋里应外合，在1932年8月接应义勇军反攻沈阳。此时，张凤岐秘密将家人送出沈阳，并对两个弟弟说：“国难当头之日，大哥我是以身殉国了。我们都不能畏缩，应各尽其责。我和二弟一起打鬼子，三弟在家好好照顾母亲。”
不幸，就在此时，他的警卫员孟献臣在饭店喝酒闹事被日本宪兵队拘捕，日本宪兵打了孟献臣几个耳光，这让他大为光火，口出醉话：“你们日本人等着吧，咱局长说了，你们长不了……”这句醉话引起日本人的警觉。突审完孟献臣之后，日本宪兵立即投入侦办，最终将张凤岐等悉数抓获。
作为主谋，张凤岐在拘留所里被整日轮番用刑，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却仍然不肯屈服。据曾出入日本宪兵团的人员胡某回忆，“有一次我去刑讯室给行动科长山野武夫送热水，正赶上他们在审讯张凤岐，这时张凤岐已是伤痕累累、满脸血污，他艰难但有力地说：‘我张某人身为一个县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百姓安全。你们日本人侵占沈阳，我组织警察抗击你们那是我的责任。’又说：‘投降这个词在我身上不存在，暗杀本庄繁是自然的，只是我没找到机会。’”
张凤歧的牺牲是壮烈的，他被日军绑在沈阳故宫后荒地的树上活活烧死。人云“故宫浴火天下知”。
仅仅几个月之后，1933年2月3日，抗日决死队成员朴敏杭、李昌国又在长春发动了一次暗杀，这次他们的目标直指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在他们制造的这次爆炸事件中，郑孝胥负重伤，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也险被击毙。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大公报》发表专题评议，称：“安昌浩之炸重光、植田（1932年4月29日，中朝联手在上海实施暗杀行动，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重光魁，植田谦吉等重臣），朴敏杭、李昌国炸武藤、郑孝胥，皆足以被褫仇雠之魄，而抒亡国之痛，朝鲜尚犹有人（朴，李均为朝鲜族，故有此说），日人自不能安枕。”
所谓前仆后继，大体如此。
十七、第三次反攻大战拉哈
拉哈镇，属于黑龙江省讷河县，位于两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三江（嫩江、龙门江、博荣江）交汇处，今天共有总人口五万人。域内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因濒于嫩江，故水域辽阔，砂石资源极其丰富，素有“砂城”之美誉。
总的来说，拉哈小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并不起眼。然而，在东北的抗战史上，地处冲要的拉哈，却曾经是一场大战的战场。1932年11月，马占山和苏炳文东西呼应，发起了对齐齐哈尔的大反攻，也是义勇军历史上对东北省会的最后一次反攻，主战场就在拉哈。现代作家中较早提到拉哈的，可能是李敖。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张学良背黑锅”一节，提到江桥抗战后“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率长谷旅团、矢野旅团、弦前部队、朝鲜军、演松第七飞行联队、太刀洗第四飞行联队、平壤第六飞行联队，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十一月十九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
李敖写东西激情澎湃，有时难免夸张，这段文字说得模糊，但提到了马占山率领的义勇军，曾经在拉哈和日军打过一场大仗。此事是真是假？如果是真，是何时发生的？战果真的有这样大吗？
中方记载中，果然有拉哈之战的记载。这一战，发生于马占山将军在1932年10月发起的反攻齐齐哈尔之战中，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整整一年。此时，这个绿林出身的中国将军不但依旧在黑土地上战斗，而且在完全没有饷弹接济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对黑龙江省会的反攻，实属不可思议！
在《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等文献中这样记载此战——
1932年9月23日，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兼海满路（海拉尔至满洲里）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主要军官集会，10月1日举行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正式举旗抗日。日军当地调集重兵前往镇压，双方在大兴安岭隘口展开战斗。
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满地区的抗战，吸引了大批日伪军，使远在龙门的马占山有了充分的休整时间，他重新组织兵力，对日军发起了新的攻势。他重整兵力，组成四路大军围攻省城齐齐哈尔：东路，以邓文领导的第一军为主，攻占安达镇；西路，由苏炳文、张殿九部进攻富拉尔基；南路，由第三军李海青部攻打昂昂溪；北路，为主攻部队，由马占山亲自督率第四军徐海亭和南廷芳、韩玉禄等各路义勇军攻打拉哈站。计划拿下拉哈后沿齐克路南下，会同东、西、南各路围攻省城齐齐哈尔。
所谓大战拉哈，只是1932年后半年义勇军发动的一连串进攻之一，泰安、穆棱、敦化处处都是义勇军奋力反攻的战场。
由于日军兵力不足，马占山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克拜泉、克山、讷河、安达、青冈、通北、龙镇、巴彦，于10月20日到达拉哈站附近，日军小泉联队2600余人驻守于此处，全力阻击马占山的进攻。此时，李海青与邓文两军亦于10月1日、2日先后攻占了昂昂溪和安达，苏炳文拿下了富拉尔基，形势大好。马占山遂亲自指挥对拉哈的进攻。
为切断敌人的后路，义勇军21日将杨大屯以西30华里长的铁路破坏，并包围了拉哈站，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由于敌人火力甚强，义勇军无重武器，激战至28日未克。31日义勇军用大车木轴自制“木炮”轰垮了车站外侧楼房，又往地窖内注入煤油点火焚烧。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由于车站结构坚固，而马占山军此时已经没有攻坚用的武器弹药，因此双方打成僵持。
此时，日军却完成了调度，开始反攻。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鉴于北满形势严峻，于10月27日决定：将骑兵第一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急开北满，将关东军飞行队的轰炸第十二大队和侦察第三中队亦转场至齐齐哈尔，均归第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指挥，以加强北满的作战力量。日军逐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地区后，武藤信义决定先肃清嫩江以东地区的义勇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转移兵力至嫩江以西。松木直亮以第十四师团主力和两个骑兵旅团、三个飞行中队率先向拉哈等地的义勇军发起反击。
正当马占山军仍在拉哈与守敌纠缠之时，由日军四千余人和伪军一旅组成的援军赶到，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此时，义勇军官兵已鏖战良久，伤亡疲劳过甚，遂被迫撤离拉哈，整个战斗歼敌六百余人。
而在日方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此战的痕迹。日本方面在1963年出版的《满洲，夕阳的原野》（原敬一著）一书第14页中记录下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尽管文中将马占山将军形容成马匪首领，但承认将军的卫队在冰天雪地中打哑日军机枪后曾跃马冲锋，以套索拉倒木栅冲进镇内，用马刀砍杀日军步兵，异常剽悍。最后在日军重炮还击中才不支退去。此战拉哈日军被围攻半个月，马占山将军的部队把所有来援的日军顶在拉哈之外。该书记载日军守备队阵亡144人，负伤207人，伪军和铁路职员，夫役死伤倍之。由此可见，李敖所描述的战果虽然有所夸张，但并非没有根据。而义勇军在拉哈周围进行的一系列攻击战，也给日军克山、敦化、泰安等地守军造成重大损失，日方在《从军——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承认，泰安守备队的队长也被打死。
根据以上记载，拉哈之战虽未获全功，但在被敌反复追剿，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能奋勇反攻，包围日军重镇达十余日，进逼省城。马占山和黑龙江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只能用“壮哉”来形容了。
日方并在其国内刊物登出多张照片，反映了此战的真实情景。
萨在写抗战的文章时，忽然发现一个有点特别的事实——黑省抗战的名将马占山将军，抗联名将陈翰章，都是满族；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是朝鲜族，据称奇袭长门舰战死的中国空军英雄全正熹，是苗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中华民族，真的只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词汇？
十八、神秘的义勇军装甲列车
如果说义勇军还有装甲部队，这未免有些骇人听闻。
日军进攻唐聚五时，拍摄的缴获装备照片，主题不是大刀就是长矛——据统计，义勇军人数最多时达到20多万，但枪支最多也没有超过13万，其他的只能靠大刀长矛了。
东北的抗战进入义勇军阶段，在双方的装备对比中，日军的确占有很大优势。在进攻黑龙江省的时候，由于遭到马占山所部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曾经最大限度出动了航空兵力，并动员了大量装甲车辆，以充分发挥其装备优势。甚至当坦克不足时，还调动过原属东北军，在沈阳被日军缴获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有没有飞机时，马占山只能苦笑，说江桥阵地上只有几千追随自己多年的战士而已，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中日两军当时在装备上的确存在一些差距。但东北军由于张学良易帜后，对空军进行集中管理，当时的黑龙江省，全省都没有一架飞机。丢了沈阳的兵工厂，又和关内断了联系，义勇军和日军最大的差距，一是训练，二是装备。特别到了后期，日军加强对关内外联络的封锁，义勇军的武器弹药更成为瓶颈。辽东义勇军名将李春润就是为了保住运来的几船弹药重伤后牺牲的。如果真给义勇军配上装甲部队，那也许东北的局面又是一番不同的光景了。不过，要说义勇军绝对没有重武器，也不完全正确，在日军陆军恤兵部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大全集》中，有一套日军攻占海林时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展示了日军从义勇军手中夺取的一列装甲列车。从照片上看，这列装甲列车至少包括两节，一节带有瞭望塔的钢甲炮塔车（似乎炮塔已经被拆掉或炸毁），一节侧面有开门的运兵车。其形制与东北军中装备的俄式装甲列车比较接近。义勇军居然拥有这样的战车，简直让人忍不住惊叹“奢侈”。
根据日军的记录，这列装甲列车曾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对海林的进犯，甚至一度打退第十师团村井旅团的进攻。
在这册写真集中，日军用了一页的篇幅，描述这场战斗的前因后果。其内容如下——
向遭我第某某团（应为第二师团）进攻退却到依兰附近的吉林反叛军（日军对丁超李杜王德林冯占海等部联合组成的义勇军联军部队的称呼），因为马占山部的叛乱迫使第某某团（应为第二师团）被迫向方正方向退却而重新活跃。此时，恰有国际联盟调查团来满洲调查之事，以此为契机，吉林反叛军再次转入攻势。四月十八日开始，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对满洲国的威胁，吉林叛军沿松花江两岸开始向方正方向进击。在方正外围的吉林军（指熙洽为首的伪满洲国伪军）几乎未经一战就让出了蚂蜒河左岸地区，直退到方正。在吉林北部的其他叛军（即义勇军）纷纷响应，兵锋直指哈尔滨。为此，关东军决心集中兵力，彻底消灭吉林北部的吉林叛军。新从国内赶来增援的第某某团（应为第十师团）立即向哈尔滨集中，将防务交给第某某团（应为第二师团）后开始讨伐行动。第某某团（应为第十师团）以村井支队（即村井旅团）为前方，四月二十一日从哈市出发，前往一面坡前线。尔后，军司令官（应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给伊田某团（应为伊田旅团），令其归入第某某团（应为第十师团），向宁古塔方向攻击前进，村井支队则向海林方向前进，与依田部队相互策应。
村井支队在敌军的逐次抵抗中最终于四月二十八日步武堂堂地攻占了海林。但是，在进军途中，作为前卫的舟桥大佐所部，在二十七日下午于海林西方的奥头遭到敌军装甲列车的阻击，战线陷入僵持。当天夜间对≮我们备用网址：≯装甲列车发动了夜袭，双方的格斗一直持续到列车之内。直到二十八日凌晨四点，才终于将这列装甲列车俘获，其战斗过程十分惨烈。
海林，即今天海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属山区和丘陵浅山区，距省会哈尔滨290公里，距牡丹江市仅12公里，“九一八”事变时属宁安县。其地为黑龙江东出海参葳南下图们江的咽喉，今天森林覆盖率仍达71。3％，民风剽悍。剿匪英雄杨子荣就牺牲在这里。日方对于海林沦陷的背景，与中方记载大体相同。1932年4月，由于马占山二次举义，在依兰的李杜等义勇军将领深受鼓舞，遂尽起精锐，分三路反攻哈尔滨。其中，左路军马载舟部即沿海林、铁岭河路线进军。在作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日军以第十师团村井旅团和依田旅团乘轮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绕袭义勇军侧背，于五月十七日突然出现在依兰城外，在依兰坐镇的李杜和丁超猝不及防，只来得及带少数人员退出。攻占海林和与义勇军装甲列车的交锋，应该就是这次日军绕袭作战中的一次战斗。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的装甲部队尚在起步阶段，因此，曾在苏波战争中大显威风的装甲列车，是东北军装甲兵部队中最主要的兵器之一，并曾在锦州等地给予日军重大打击。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作战时期，部分原东北军将领带部队参战，其所属的装甲列车，大约也就是义勇军最重型的武器装备了。如资料所述，身披铁甲，装备大炮的装甲列车也的确给日军带来了重大威胁——大佐在日军中是联队长级别，一列装甲列车挡住一个联队的日军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想想一直和使用大刀长矛的对手交锋，突然发现这样一个大家伙迎面而来，日军恐怕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根据记载，马占山、苏炳文部队也曾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可惜，这种武器太少，而且必须依托铁道才能使用，因此，不能完全左右战局。同时，从海林装甲列车的战斗结局，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抵抗部队中，不同兵种之间缺乏配合，因此装甲部队不能得到步兵的有力支持。这种问题，直到1937年淞沪抗战时，仍未能解决。
由于义勇军档案史料的不足，在海林抵抗日军的装甲列车，到底属于哪支义勇军部队，在中方史料中并无记载。但从当时作战态势看，这列列车很可能属于当时在该地区活动的第二十八旅丁超部队。丁超在1929年曾担任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据记载，护路军部队曾装备从白俄军队中获得的装甲列车，并曾在支援马占山军作战中使用过。因此，丁超的部队携带其从哈尔滨撤退，并将其一直使用到依兰，是有可能的。
这只是一个推测，历史的真相如何，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持。但是，从昔日敌人的照片中看到义勇军居然曾经使用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日军作战，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
十九、“马匪殿臣”投降了？
在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中，有一部分谈及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与抗日武装的交战情况。
其中收录有一张照片，标题是“马匪殿臣头目来降”。照片正中留有八字胡的，按照说明即应该是所谓的“殿臣头目”，日军称其为归顺的土匪头子。恰巧，在电视剧《关东大侠》中，也有一个大土匪傅殿臣，为关云天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所动，和关结下生死之交，毅然加入了抗日行列，联合游击队和大刀会共同抗击日军。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
仔细算来，恐怕，前者正是后者的原型。因为，在东北沦陷期间，确曾有一支报号“殿臣”的土匪山林队武装，曾纵横吉林南部八县，给日军带来重大威胁。这支武装的领导人正是姓傅，人称“傅殿臣”。
傅殿臣，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一说他原名傅学文，吉林永吉县人，年轻时是一个地主家的伙计，因羡慕土匪吃喝自由，就与几个人结伙为匪。为了决定谁当头领，他们弄了几个粪箕子，上面放个凳子，谁坐上去不倒，谁就为头。他们弄好了，一个一个坐上去，都坐不住。轮到傅学文，他上去坐住了，还挺稳当，就说：“我这还挺沉，又稳当坐了殿，干脆就报号‘殿臣’吧。”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这支武装已经横行一时，报号“老殿臣”，有其为吉南八县总瓢把子的说法；另一说，他原名永祥，磐石县取柴河村人。小学教师出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身抗日，发动民众，联络山林队，组织一支五千余人的抗日队伍，活动在磐石、桦甸、永吉、双阳、东丰等县境内。
根据记载，日军攻占东三省后，“老殿臣”也率军抗日，曾试图率部与“三江好”合兵策应冯占海攻打吉林和长春的战斗。他与宋国荣、毛作彬抗日军有合作关系。1932年9月联合军曾攻占过磐石、东丰、伊通等县城。1932年9月9日，殿臣部山林队配合义勇军包围磐石县城。9月10日拂晓，攻城战斗打响。义勇军宋国荣部官兵首先夺取东门，殿臣部随后冲进北门，其余各门随之一一被攻破。9月21日殿臣部和宋部联合攻克双阳县城，击毙伪公安局长刘振范。1932年11月初，殿臣部山林队又曾与宋国荣部、大刀会、“老二哥”等部会攻桦甸。这是一支十分活跃而且令日军十分头疼的抗日武装，日军多次清剿，都因为殿臣熟悉当地地理气候，又广有人脉而无法奏效。
但是，“殿臣”的最后下落却有着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日益艰难，日军不断派人打入“殿臣”所部，并计划突袭其司令部，“殿臣”恐慌之下终于选择了接受日军“招抚”（一说诈降）。《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提到，这支抗日队伍由于殿臣的投降而瓦解。而傅殿臣的命运也很悲惨，日军为防其反复而将其杀害，又加以厚葬掩人耳目。
第二种说法是“殿臣”傅永祥在1932年12月4日，在磐石县烟筒山与日军作战失利被俘，押送至伪吉林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