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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当时是投降还是诈降，今天已经无法向当事人于地下询问清楚，但有三件事情是无法否认的：第一，马占山出任伪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黑龙江省“自治”，日方不得干涉其内部事务。这种名义上与虚与委蛇，实质上割据保存实力的做法，在军阀混战时代颇为流行。若真能达成，黑省未必不能做卧薪尝胆之举。但同样熟悉东方文化的关东军没有遵守这个条件。第二，马占山在担任伪职期间，想方设法不在卖国文件上签字，甚至自称不识字。马的确文化程度较低，但自己的名字还是能写的，这样说纯属故意。第三，马占山仅任伪职一月，随即于4月辗转到达黑河，立即重新举义，继续抗日。从伪满脱身的马占山，经过周密计划，竟然从日军手中弄到伪满币两千多万元现金（相当于银元两百万元）、三百匹战马和十几卡车各种物资，成为此后黑省抗战的重要经济和物资保障。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去职，就和马占山“反正”一事有很大关系。
马占山要是假投降，大约是天下赚得最多的假投降了。要知道，江桥抗战出兵的经费，不过才三十万银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方史料中，马占山军的图片和文字介绍都较为丰富。
程志远是一名毁誉参半的原东北军将领。作为黑龙江省骑兵指挥官，他配合马占山在江桥顽强抗击日军进攻，作战颇为英勇。此后也曾多次与日军作战，堪称早期抗日将领中较为善战者。但是，1932年2月马占山接受伪满职务时程也随马返回齐齐哈尔，与日军合作。在马占山再举义旗的时候，程志远没能与其一起离开齐齐哈尔，日方任命其为代理黑龙江省警备司令。事后马占山约其内应抗日，被程拒绝，他的部队参加了其后与马占山军的交战。因此，人们大多将其视为晚节不保。
然而，近年史料显示，程志远不响应马占山约其起义的要求，主要原因是因为马从齐齐哈尔出走之后，程作为马的亲信已被日军控制，失去了对本部人马的主导权和行动自由，连齐齐哈尔都不能出，根本不可能带兵起义了。1933年程在长春遇到诱降马占山的关键人物，大汉奸赵仲仁。程志远对赵恨之入骨，故此在一次饮宴之后，派人将赵暗杀。此后，程被软禁，第二年神秘死去，终年56岁，至今不明详情。
由此看来，程志远虽然晚节不保，但或许墨写的历史背后，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程志远在国内史料中至今未见留下照片，这张在日本发现的照片可能多少填补了历史的一个空白。
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萨倒是更愿意相信马占山当时的举动，是内外交困之下，按照绿林习惯施展的一个手段。毕竟，此前此后，马占山抗日的决心和功绩，都可说天日可鉴。
由于遭到了这等“讹诈”，日军对马占山可谓恨之入骨。从1932年6月10日到7月27日，关东军连续组织了八次对马占山的攻击，都被马占山巧妙地摆脱或打退。此间，马占山针锋相对，多次发动对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反攻。
由于众寡悬殊，孤悬敌后，马占山等领导的黑龙江保卫战最终以失败结束。1932年12月5日，马占山从满洲里随苏炳文军撤入苏联，1933年1月10日，黑龙江省省政府所辖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东宁陷落。至此，黑龙江省全境陷落。退出东北的马占山在西安事变中率先响应在文告上签字，此后组织“东北挺进军”，一度试图反攻东北。东北抗日联军为此还曾经派出王明贵将军所部翻越大兴安岭，西征内蒙古进行接应。
马占山抗日坚决，他顽强的抵抗也赢得了敌人的尊敬。在日方的文献中，将马占山称作“荒野中的英雄”，日本当时的文献将其与张学良、王以哲、唐聚五并列为伪满建国初期对伪满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四大寇”。
十五、阵亡在东北战场的第一个中国将军
下面这张图让人看得有些茫然，若不知其主题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其内容为何。
实际上，这背后有一段关东军上下均深感丢人的史实，这就是其所谓“击毙马占山”的现场照片。1932年7月29日，在黑龙江省和义勇军作战日本关东军宣布了一个令日军上下欢欣鼓舞的消息——中国抵抗军在黑龙江最重要的灵魂人物，黑龙江省代省主席马占山，在安固的战斗中被日军击毙。根据日军报道，关东军步兵第十五联队在安固镇附近袭击了正在行军途中，前往吉林联系当地义勇军组织反攻哈尔滨的马占山总部。日军称马占山先是战马中弹而死，而后自己也在追击中被日军击毙于罗圈甸子。在最后的战场，日军找到了一具着高级黄呢军服军官的遗体，此人身材瘦小，鼻下有须，与马占山平时的形象极为相似。从他身挎的皮质公文包里搜出马占山的名帖及私人印章一枚，以及溥仪送给马占山的玉质镶金名贵烟具一套。据此，日方认为这便是马占山，确认其已经死亡。日本记者在袭击现场拍摄的照片上，身后的民房、树林、死马依稀可见。
对于这个战果，关东军感到万分高兴，连续举行庆祝活动并迅即上报，认为“北满”的平定指日可期。
之所以日军对此如此欢欣，是因为马占山这个名字已经让他们头疼了太多时间。且不论江桥抗战和其后马的“诈降”和重举义旗，马占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号召，让黑土地上的抵抗者忘身景从，前仆后继。眼看黑龙江占领在即，却闹出一个反攻齐齐哈尔的围城大战，眼看抵抗力量日渐削弱，却忽然闹出数万义勇军。一切的源头似乎都指向这个马占山。
由于马占山的号召力和他“黑龙江省代省主席”的头衔，马成为日军攻占黑龙江过程中的头号对手。马占山善于用兵，熟悉当地情况，从齐齐哈尔打到海伦，从海伦打到巴彦，一直到1932年夏天，日军始终不能奈何这个“马小个子”。现在终于毕其功于一役，日军上下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在日伪内部，并非没有怀疑的声音。日军将“马占山”的首级割下，挂在海伦城头示众。但熟悉马占山的伪军军官有人看过后觉得不像，这种看法日军也有耳闻。然而，此后一连一个多月，再无马占山的丁点消息，连中方报纸也报道了马占山将军牺牲的消息。于是关东军上下终于把疑虑放在一边，将这一战果汇报到东京，一直送到了天皇面前。
然而，就在日军欢欣鼓舞的时候，中国方面忽然传出消息——马占山出现在龙江、讷河，再次调集兵力，和李杜合作反攻哈尔滨。
这马占山怎么又活过来了？日军上下一片声的喊叫，称这是中国人的障眼法，不过是弄个假的马占山以壮声势而已。
然而，在攻击作战中，马占山军一如既往的凶狠，围住日军松北重镇拉哈一困就是半个月！这架势在当时的义勇军中又非马占山本人不能为也。嘴硬之下，不免有些日本人也要暗中狐疑。
马占山将军当然没有死，全面抗战之后他还要指挥东北挺进军反攻大青山，驻守哈拉寨，抗战胜利后还是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起义呢。
那么，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战死在罗圈甸子的，是另一名原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的重要幕僚韩述彭（家麟）将军。
韩家麟，字述彭，因此资料中多称为韩述彭。祖籍山东，生于吉林省梨树县。16岁开始追随当时担任骑兵连连长的马占山将军。后到沈阳东北军官养成所学习，毕业后任马占山的副官长。1930年，韩考入沈阳东北高等军官研究班深造。“九一八”时冒死逃入关内，辗转找到黑龙江省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万福麟欲留韩家麟在五十三军任上校副官长，韩家麟却坚持要回东北敌占区参加抗日战斗。此时，张学良虽然对抗日作战仍持消极态度，但已有所转变，开始暗中资助支持在东北的抵抗力量。1931年10月下旬，韩受张学良、万福麟委派，经历重重风险穿越日占区，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从此跟随马占山将军转战黑省各地，并多次冒险往返于内地和黑龙江之间，可算是马占山和张学良之间的联络员。他还曾安排马占山等将领家属秘密转移到天津。1932年2月，韩述彭任少将参议，在马占山总部参与军机并负责保管印信、重要机密文件等。
马占山在罗圈甸子遇伏时，韩述彭正跟随在其身边，共同指挥部队突围成功。不料日军利用马蹄印追击，三天后再次突袭马占山总部。激战中总部被冲散，韩述彭率总部部分人员向北冲出重围。因其人数较多且携带部分辎重，被日军误认为马占山的“本阵”，遭到重点追袭。韩率军经过连续急行军，认为已把日军甩掉，却不知日军正在其后蹑足紧随。28日晚，韩述彭部行至庆城县东山罗圈甸子时，因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乃行宿营。不意29日拂晓追兵即到。部队正在民房内宿营酣睡之际，被日寇重重包围，遭到突然袭击。被惊醒后，韩述彭等全体官兵凭据村落房屋围墙奋起战斗，全体官兵拒不投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几乎悉数战死或被杀害——这并非文学修饰，而是当时战场情况的写实。正是由于中国官兵几乎全部为国捐躯，日军根本无法找到活着的中国兵确认马占山是否在其中。韩述彭将军身负重伤数处，犹裹伤再战，最后面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5岁。是为抗战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个中国将级军官。
其说明翻译如下：“拼死周旋试图突出重围的马占山军遭到连续围击，已如袋中之鼠。”对其最后一击是1932年7月上旬从海伦出发的步兵第十五联队发出的。该部队跋涉旷野，搜索敌军。第六中队于25日与大约八百名敌军遭遇，对其发动奇袭后，迫其退入东北方面的森林之中。继而跟踪敌之足迹，一次一次发动追袭29日拂晓，对敌军占据的独立房子发起攻击。但敌军的抵抗意外顽强，如穷鼠噬猫之势。中队官兵死伤累累。
这时候，富冈鸟松上等兵愤然对左右战友道：“让我来吧，今天就当个肉弹勇士好了！”说着提起四枚手榴弹，冒着纷飞的敌弹，一步步冲向那所房子，到达投掷距离的富冈猛然投出了手榴弹。
这一弹正中独立房屋，剧烈的爆炸声中，一直令我军苦苦难制的敌机枪被炸得冲天而起。就在这一瞬间，富冈上等兵的脚部中了一弹，但他仍无惧色，继续投出第二弹，数名敌军被炸死，但自己胸部也中了敌军的第二弹。
“神一样的这名上等兵全身浴血，又投出杀敌的第三弹，但勇士自己也连中三四弹，终于像大树一样倒下了，遂成光荣的战死。”
尽管文中尽是对日军的溢美之词，但已经从字里行间体现出了韩述彭将军所部在此战中的英勇顽强，他们在最后一刻仍为自己的生命向日军索取了高昂的代价。
这一战，根据战后的航拍照片，可见韩述彭将军据守的房屋位置孤立，因此难以突围，可能是参战官兵大多牺牲的原因之一。
和韩述彭同时阵亡的还有中校秘书李继渊、少校参谋佟玉衡、少校副官刘景芳、连长于俊海等，其中李继渊是韩述彭介绍到马占山部队的共产党员。这支部队只有少数官兵躲过日军搜索，后归队带回了韩述彭阵亡的消息。
韩述彭向北冲杀的同时，马占山于混乱之中向东突围，因遭遇日军阻截，在最危险时马匹也被打死，身边仅剩一名卫士，并遭到四名日军的追击。马占山施展在绿林中练出的手段，在一片树林中静静等待日军搜索人员松懈，而后和卫兵突然出手，将四名日军全部击毙，夺其战马撤入深山，幸遇也突围入山的部将邰斌山、参谋处长容聿群以及随从卫队的部分人员，合兵共计42人，他们进入深山古林，从无人区行军四十多天，千辛万苦，死里逃生，最后终于到达尚未沦陷的龙门县，收集部队，继续抗日。
当时曾有很多人因马占山在1932年春曾接受伪满的官职而怀疑他的抗战态度，尽管一个月后马即重新举旗抗日，仍难以洗清自己。但这次九死一生的血战之后，马占山依然在万分艰难中坚定不移地领导黑省抗战，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国人的重新信赖。
但日军一直坚持马占山未死是中方的造谣，直到1933年4月，撤退到苏联的马占山辗转到达德国柏林，这出戏再也唱不下去了。关东军只得承认出错，并被指欺骗天皇，“九一八”事变中的“功臣”，日本陆军中将多门二郎为此被转入了预备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驻防，曾专门修建了一座忠烈祠，供奉部下抗日牺牲的烈士。其中放在最前面的即为韩述彭将军和刘桂五将军的牌位。傅作义将军为该祠题了“浩气长存”碑文。这座祠堂至今仍然保留在清水川的岸边山脚下。
十六、刺杀关东军总司令
在日本《一亿人的昭和史》中，保留了一张当年抵抗战士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上，一名身穿便装的中国抵抗者神情镇定，盘膝而坐。根据说明，这名抵抗者是受马占山将军委派，刺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因为事机不密不幸失败被俘，时在1932年9月8日。在照片上还可以看到手枪等所谓的“证据”。
郑孝胥，福建闽侯人，少有才名，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是支持溥仪复辟的“股肱之臣”。同时，由于他在清朝就与日本人过从甚密而成为伪满建立过程中的牵线人物。因此，他在1932年就任伪满洲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他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他在伪满任职后，被视为大汉奸，其旧时朋辈大多绝交。说起来郑比后来接替他的张景惠还有些骨气，曾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满洲国”获得更多自主权。因此为日本方面所不容，于1935年5月21日“因病”辞职，1938年死去。一说郑之死为日本人毒杀，此说是否可靠存疑，但郑死前存款被冻结，家中被日本宪兵监视并限制出行，显然这汉奸的生涯也不是很愉快。 1932年8月前，关东军总司令是本庄繁，此后接任的是日本陆军大将武藤信义。
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曾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与张学良亦相交甚厚。1931年任关东军司令官，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东北，提出《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满蒙自由国家方案》。1931年9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后因侵华“功劳”受勋一等旭日大绶勋章，受封男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1月20日自杀。
武藤信义，日本陆军元帅，接替被义勇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本庄繁后，镇压了东北义勇军主力的抵抗，又率军攻占热河。被日本人誉为“满洲国的守护神”。武藤信义是大正时代晋升的最后一个大将。1933年5月3日被授予元帅称号，7月27日在自己军事生涯的顶峰却得了黄疸病死在了长春，参谋副长冈村宁次送灵柩回了东京。追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8月6日追封男爵。
无论刺杀的目标是哪个，都是足以震动整个东北的。
历史上，抗日志士刺杀关东军总司令的事件曾有多次，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生在黑龙江富锦，著名的“五顶山”事件，当时，隐藏在伪满军中的爱国志士常隆基孤胆刺杀伪满最高军事顾问，日本陆军中将楠木实隆和伪满军事部大臣上将刑士廉，但由于子弹打中楠木口袋中的钢笔而失败（曾有常隆基战友回忆当时楠木实隆被击毙，应该是误传，楠木实隆战败时被俘，后返回日本，1979年病逝）。
同时谋刺伪满国务总理和关东军总司令，照片上的刺客可谓胆大包天，他又是什么人呢？
1932年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实施刺杀的记录还真是有的，而且目标包括了关东军总司令及其他多名高官。策划这次暗杀的，是与中国抗日力量结盟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关于刺杀的目的，从现在留下的文献来看，是对“破坏东方和平者严厉之惩戒，并使国联明了韩国民族反抗强日”。带着这样的决心，金九于1932年4月派遣韩国爱国团团员柳相根、崔兴植、李盛文和李盛发四人趁国联调查团自上海抵达大连之机，暗杀到车站迎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新任外相内田康哉。可惜的是，由于日方重视警戒，这次行动由于事机不密而失败。
按照礼仪，当时伪满总理郑孝胥到大连去参加迎接李顿的活动。他因此也成为这次刺杀的对象之一，是合理的推测。所以，最初萨曾经怀疑这名照片上的抵抗者就是柳相根等四人中的一人。但是此后的调查推翻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柳相根等和马占山将军并无关系。同时日军破案后迅速进行了审判和镇压，在题图照片拍摄的9月8日，四名行刺的朝鲜爱国团员都早已被杀，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了。
因此，这名照片上的刺客，应该是在策划另一次刺杀行动中被捕的。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他确有为马占山将军派遣的可能性。1932年9月，马占山将军正在黑龙江省西部的呼伦贝尔进行最后的抵抗。由于敌强我弱，单纯依靠残存部队获得胜利的希望渺茫，而马占山在东三省敌占区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从其能突破层层封锁，完成与李顿调查团的直接联络就可以看出），所以，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对日军和伪满高层进行打击，是一种具有可行价值的战术。
不过，从当时的历史线索搜寻，这名“刺客”很有可能和马占山关系不深，而是与黄显声将军相交莫逆的原沈阳县公安局长张凤歧。
张凤歧，祖籍山东昌邑，曾就读奉天高等警察学校，毕业后结识了后来的义勇军创始人黄显声将军，很快成为莫逆。1930年春，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随即调张凤岐任沈阳县公安局长兼公安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前夕，沈阳形势日趋紧张，根据黄显声指示，张凤岐在沈阳城北组织了骑兵队，时刻准备抗击日寇。事变当夜，张凤岐向沈阳各公安局和公安部队传达命令：“原地坚守，不准撤退，拒击日军。”他自己亲自率队杀敌，同日军一直血战到9月21日下午，终因力量悬殊撤出城外。此后，在黄显声的安排下，张凤岐回到沈阳，担任警务局长，成为义勇军在沈阳城中的重要地下力量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