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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贺传太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五期，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并在化装侦查中被俘，但他却设法脱逃，并积功升至大佐联队长。然而，到了1932年，当他奉命率部进攻锦西的时候，这种好运气终于到了头。
此战中，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险些被全歼。下方的画图就是日军制作，反映这位联队长和其部下的最后时刻。从图中可以看到被击毙的日军官兵和战马，残存日军在一座碉楼附近构筑防御工事试图顽抗，也可以看到前仆后继冲向日军阵地的中国战士。
应该说，此图颇为写实，因为日方随后公布的古贺阵亡地照片上，正有这样一座碉楼，古贺就是被埋伏在这里的中国战士击毙的。
只有一点和事实有些不太一样——日本人的画图上，参战的中方将士都是身穿东北军制服的正规军，而实际上，参战的中方军队只是当地的民团——确切地说，就是刚刚扔下锄头拿起枪的锦西老百姓。
1月6日，古贺联队攻占锦西，由于当时锦州已经弃守，锦西县长张国栋不战而降。但周围义勇军此起彼伏，古贺对此十分恼火，决定9日出发对城西的龙王庙地区进行扫荡。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掌握了日军进城的情况，随即与附近的张恩远、刘春山、刘存启等民团首领组织兵力，试图消灭这批日军。
锦西地方民风剽悍，“九一八”事变后统计，当地民间有枪一千多支，因此，当地的民团，战斗力比正规军一点儿都不差。不过，即便如此，击毙日军联队长，几乎全歼一个日军联队，这种战斗力也令人太惊讶了。
说来这个古贺也是有些倒霉，他这个联队不是常备部队，而属于不满员的“架子部队”，意即平时只有骨干，战时才吸收预备役人员补充部队参战。由于东北战事骤起，日军兵力不足，仓促间将这个联队也调到了战场上，攻占锦西时，古贺手下只有一个中队，在锦西的日军不过一百多人。这个骑兵第二十七联队是于1915年6月随同第十九师团一齐成立，以后即一直驻于朝鲜东北海岸的罗南、清津和雄基，对我国的延边方向和苏联的海参崴等方向进行警戒。由于多年不打仗，部队缺乏锻炼，一旦遇到猛烈的战斗很不适应。
也许由于轻取沈阳的经历，日军此时异常骄横，古贺并不觉得自己兵力不足，出发扫荡前还命令松尾秀治少尉率一部辎重兵从锦西返回沈阳。
然而，锦西不是北大营，没有正规军番号的民团，却让日军认识了中国人真正的血性。
1月9日上午10时半，当先头的日军骑兵到达了上坡子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南方的民团射击。古贺当即命令对其进攻但立即遭到刘春山、刘存启、张恩远所率民团的三面包围。日军招架不住，被迫后退。此前，日军一个小队由石野中中尉率领试图迂回龙王庙，结果也同样遭到民团痛击，石野负重伤，尽管古贺派通讯组长丸山中尉、立花一等军医前往龙王庙进行抢救。但因伤势太重，终于在9日下午毙命。
激战进行了几个小时，附近村屯有枪的民众，看到日军并未有什么进展，纷纷赶来参加战斗，打击日军的火力更加密集，古贺开始惊恐，决定撤退。一部日军从上坡子撤退到锦西西门外时，由于突遭民团埋伏在碉楼上人员的袭击，难以回城。慌乱中，古贺被民团一枪击中翻身落马。古贺的副官米井三郎大尉、警卫兵上原英则将古贺抬向附近的民房时，米井也被击成重伤，上原当场毙命。古贺虽然被背进民房，但终于伤重不治，死前向米井三郎交代：必须守护好军旗，必须彻底“讨伐匪贼”……不久，米井三郎也因重伤而毙命。
残存日军在野口茂三中尉指挥下，力攻碉楼。但在接近炮楼时，密集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当场倒毙。残存日军勉强逃入锦西，和攻入城中的民团发生巷战，只是由于第二天日军援兵赶到，民团才退出锦西县城，使日军未被全歼。
与此同时，和古贺同时出城的松尾辎重队也成了倒霉的殉葬品，被全部歼灭，松尾少尉阵亡。事后，日军在沈阳为古贺和松尾等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
锦西一战，是东北民众抗敌的一次典范战斗，此战的胜利，得益于精确地情报和全民皆兵的作战方式。从游击战角度，这也是一次颇为精彩的教范式战斗。日军一名资深的联队长毙命于民团枪下，显示日军并非铜筋铁骨，大大鼓舞了因东北军撤离锦州受损的抗日士气。
五、义勇军的神秘“巨铳”
长达两米五以上，重三十斤。尽管在东北的战场上日军占据重武器的绝对优势，但这支得自锦州附近义勇军的“巨铳”，实在让日本兵开了眼界。要知道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因为强调白刃战功能，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制式步枪中已经算是特别长大的，也不过才七斤半重。这是义勇军从哪儿淘换来的神秘武器呢？
好考据的日本人没写这东西的出身最后考证出来没有，估计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古怪了，实在是没处下手。
其实，这东西要是早上50年，有很多人都会认得的，这就是当年清军中普遍使用的半制式火器——抬枪。抬枪是中国独创，世界各国都没有列装过的武器。抬枪的样子活像一支放大的单发步枪——实际上它也的确是一支放大的老式步枪。这种古怪的兵器操作至少两人，多则五个人不等，根据记载，“抬枪成式，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距鞘梢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皮带，又一人将枪尾托定，看准钩发，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三两五钱，铅子重五钱，可装五发”。大型的抬枪，多是置于三脚架或两脚架上使用。实际上抬枪的制造一直没有标准，长度由1。8公尺到5公尺，口径由25毫米到发射两磅弹头的庞然巨物都有。在锦州日军发现的这支抬枪，只能算是中等型号。从口径角度来说，抬枪不应该叫枪，而应该叫炮。抬枪英文中称抬枪为Jingall或Gingall。其字源据Ian Heath说来自印度语（Hindustani）Jangal。原是泛指大口径的火绳枪，19世纪后，成为专指中国抬枪的名词。抬枪在19世纪的清军各级部队中使用非常广泛，曾用于鸦片战争，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广泛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算是一种告别了大刀长矛的“先进武器”。
（图注：日军声称遭到中国抵抗战士“特殊武器”的攻击才捉襟见肘，而这些特殊武器被冠以“化学兵器”等名号，见之不免令人摇头——义勇军只是没有足够的枪支，才不得不采用这些简陋的武器进行战斗。）
清军使用抬枪，是作为一个作战小组的重火器。这种想法和今天给排或者班配上迫击炮或者无后坐力炮的思路差不多。但是，抬枪形制不一，射程与标尺不统一，而且后坐力和射击的巨响对士兵伤害很大。这是一种异常笨重的武器，英国人贝斯福曾提到他见过的抬枪“我见过最长的一种，大约9尺8寸长，重约40磅到60磅之间。作战时，须要由三个人来操作，两个人抬枪，第三个人瞄准射击”。因为这种种缺点，实战中除了对缺乏训练的太平天国军队可以大壮声势以外，抬枪的战绩乏善可陈。随着各种新式武器的出现，抬枪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被彻底淘汰，从清军的装备中消失了。
那么，这种武器怎么又出现在义勇军中了呢？两个原因：
第一，随着东北军的撤退，在东北的抵抗部队，比如义勇军的装备补充极为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没有选择地使用各种已经被淘汰的武器和日军作战。装备上的巨大差异，使义勇军人数的优势变得微不足道。
第二，抬枪虽然退出了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但并没有消失。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单发杀伤威力，东北、华北有大量猎户使用抬枪作为捕猎工具，俗称“大抬杆”。当这些猎户加入义勇军的时候，作为他们常用的武器，抬枪也就被带进了军中。
尽管抬枪属于很落后的武器，但日军发现的这杆抬枪和它的伙伴，还真有值得骄傲的战绩。1932年1月9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就是死在这种武器的枪下。
古贺传太郎在锦西指挥所部试图夺取一座当地联装会武装据守的碉楼，结果被据守碉楼的九名联装会成员（其实就是当地农民），用两支抬枪命中，不久毙命。
抬枪不是笨重不灵活吗？不是打不准吗？怎么还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呢？
这就是运气问题了。抬枪虽然抬着打很费劲，但不要忘了它在英文中还有一个名字——“WALLGUN”（墙上的枪）。据守碉楼的抵抗者把抬枪架在墙上射击，就没有笨重的问题了，而抬枪经过多年使用，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改型——霰弹型抬枪。这种抬枪近距离杀伤力极大。1858年时，在广州的街上，有人对准了一队14人的英国巡逻兵发射抬枪，当场打死一个，打伤八个，其中两人须接受截肢手术。猎户使用的“大抬杆”都是使用霰弹（铁砂）的，所以打古贺的这两枪，即便瞄得不太准也足以致命。这两枪中，一枪的弹丸打穿了古贺的肩部，从后背穿出，另一枪正中其腰部，造成很多伤口，血流如注。古贺身边有一名一等军医立花中尉，但对这样的伤也爱莫能助，当天下午古贺死去。
推测日军就是在报复歼灭古贺联队的义勇军部队时，缴获的这支抬枪。
即便是抗日战争中，该进博物馆的抬枪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华北的八路军游击队缺乏武器，同样有使用抬枪的战例。活动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就曾经用抬枪消灭过日军的汽艇。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早被淘汰的装备了。连抬枪这种清朝的兵器都用上了，应该说，武器装备是东北义勇军抗日行动的瓶颈，大大限制了他们的作战能力。不过，也有一些义勇军首领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比如辽东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原在海城一带活动的绿林豪杰张海天（报号“老北风”），曾经拆卸日俄战争中搁浅在辽东湾的俄国军舰废炮，重新改装成前膛炮使用，竟然成了义勇军的重武器。他还曾经请来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工人技师，在所部建立修械所。他们捡空弹壳，然后用碎铅生产铅弹头，压上引火帽后做成翻新的子弹，并用玻璃瓶装上硫磺制作简易手榴弹。
甚至，有的义勇军部队还能自己设计生产手枪……
那年月，为了把日本侵略军打出去，东北的抵抗战士，真是什么招儿都想了。
六、新民——“中山炮队”连长之死
在日本1932年出版的《满洲事变写真帖》中，展示了一名中国军官使用的手枪。照片下的说明表明，使用这只枪的是一名中国义勇军部队的连长（中队长），这名担任“中山炮队队长”的中国军官，1931年10月14日，在兴隆甸与日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的战斗中英勇战死。日军在收敛其遗体时，获得了他的手枪和附属弹盒，子弹等物品。
根据日军记载，这支手枪是德国毛瑟手枪。这种德国设计的驳壳枪是当时中国下层军官的标准武器。日军也使用少量驳壳枪，但因为不了解中国军人用这种枪的诀窍，使用效果不佳。日军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使用了罕见的钦佩的语言来形容他的牺牲。“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以警卫满铁铁路为名，以独立守备大队的形式将部队派驻各地，事变发生后随即抢占周围各军事要点。推测这名中国军官就是在与这些日军的战斗中牺牲的。兴隆甸，位于辽宁省新民县，又称“老兴隆甸”，距沈阳仅60公里，这张照片表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将近一个月，仍有中国抵抗部队在沈阳周围进行战斗，他们也应该是义勇军的前身。
值得一提的是，从照片中看到，这名军官使用的手枪很有特色。在中国被称作驳壳枪的毛瑟手枪，是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的一种手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的这种手枪由于有一个木制枪盒，又被称作盒子炮。其实，这种枪盒可以与毛瑟手枪组合，变成枪托，使其变成一支冲锋枪。
驳壳枪虽然设计出色，并可以安装20发子弹的大型弹夹，火力凶猛，在其故乡德国却并不被重视，欧洲也没有任何一国采用其作为制式装备。原因在于该枪连发射击时枪口会自动上跳，几枪之后子弹会打到天上去。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在中国这种手枪非常受宠。毛瑟厂共生产驳壳枪大约一百万支，中国大约使用了五十万支（含仿造），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人用了个脑筋急转弯，轻易解决了驳壳枪开枪时枪口上跳的难题——只需要射击时手腕一转，把枪放平，变成手心向上即可。此时扣动扳机，枪口的上跳作用使驳壳枪形成从左到右的扫射效果，充分发挥其全自动速射的优势。因为很多军官出身绿林，盛产神枪手的东北军对这种武器也十分青睐。
因为驳壳枪轻便而不亚于冲锋枪的火力，中国在抗战前曾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向德国大量采购这种武器，而且全部采用20发的大型弹夹。但是，由于这种20发弹夹的驳壳枪定型于1931年5月，“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尚不及装备。可见图中这名军官所用手枪，是采用6…10发装弹，固定式弹匣的老式枪型。作为炮兵军官，这应该是他的自卫武器。
驳壳枪在东北抗战中曾是各路抗日部队的重要武器。杨靖宇将军殉国时，身上携带了三把驳壳枪，一把9厘米长身管长苗驳壳枪，一把9厘米标准身管大号驳壳枪，一把7。63厘米短身管小号驳壳枪。
尽管这支“中山炮队”部队与日军作战的记录在中方档案中不见踪迹，但根据我方记载，推测这名东北军军官，很可能是当时在新民组织抗战的耿继周将军所部。
（图注：所谓中山炮队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部队，至今仍有争议，基本可以肯定是东北军残部转成的义勇军早期部队。但这支部队不一定是炮兵。从这张图片上看，当时还有自称铁甲军的抗日队伍，显然也不是装甲部队。）
耿继周，名礼，字继周，后以字行，原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时已年届五旬，仍主动提出“舍弃上校差职”，“收容旧部，编练民众，组织义勇军抗击日寇”。1931年10月初，耿继周在家乡新民组织起了一千多人的抗日队伍。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允许佩中将军衔。至1931年底，耿部义勇军发展到12000人，下设两个师，坚持在新民地区与日军作战。新民县城在11月23日沦陷后，耿率部于1931年12月，1932年1月两次反攻新民，1932年8月经激战收复了锦西县城。随后在锦州附近的汤河子战役重创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辽西义勇军失败后，耿继周率部拼死转战入关，曾参加了冯玉祥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战区高级参议。
耿继周出身于东北军炮兵，1931年10月正在新民组织抗战，因此，这名属于“中山炮队”的军官，或许正是耿的部下。但进一步的考证，还需要等待更加充分的史料。
如耿纪周这样自发组织抵抗的东北军军官和部队不在少数，他们后来一部分入关归还东北军，一部分则发展成了义勇军的一部分，甚至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
七、辽南——铁血夫妻
日本出版的《一亿人的昭和史》中，在描述抵抗力量在东北活动的部分，引用了一张照片。说明是一名被关东军俘虏的所谓“匪首”，题图说明——“三角地带枭雄匪首赵庆吉”，“昭和十三年（1938年）一月二十四日福本讨伐队逮捕”。在照片周围，写满了所谓“凶状大要”，说此赵庆吉抢劫绑票，杀人越货，故此十恶不赦云云。
《一亿人的昭和史》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放置这张照片的日本编辑，很可能只是出于其拍摄质量和典型性将其采用，却未加任何标注。因此，估计看到这张照片的日本读者，几乎无人会注意到“赵庆吉”这个名字。
实际上，赵庆吉是义勇军中一名优秀的指挥官，曾长期率部转战于辽南三角地带，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曾是令日军夜间惊梦的人物。
赵庆吉，辽宁省岫岩县人，满族，生于私塾先生之家。1927年考入凤城县警察局，担任巡官，“九一八”事变后愤而辞职。1932年1月25日，赵聚众宣布举旗抗日，1932年率部参加邓铁梅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任十二团团长。在岫岩、凤城、大孤山等城乡不断袭扰日伪军。1933年初，部队扩编为旅，他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一旅旅长，指挥该旅在罗锅圈、九沟峪、汤沟沈家堡子等地同日伪军作战六次，曾一度攻入凤凰城，先后消灭日督导官，伪警巡长、巡监等敌伪官员多人。9月底，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叛徒出卖被害。12月初，由同在辽南活动的少年铁血军指挥官赵侗、白君实出面，约定三角地带各部抗日义勇军首领在葛藤峪聚会。会上，各路抗日武装决定统一组织，成立辽南临时政府和新的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部，下分四路军，赵庆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举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继续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甚至有资料表明，赵庆吉在后期和日军作战中，还与杨靖宇将军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合作关系。
（图注：“讨伐”辽南义勇军的日军部队，注意画面中在日军追击下牺牲的辽南义勇军战士。）
在东北抗日群雄中，赵庆吉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妻子，这就是担任他所部第二路军参谋长的关世英。
关世英，岫岩县大营子镇关家堡人，满族。1915年出生，排行第三，自幼许配赵庆吉，1933年成亲。关家并全力支持赵庆吉的抗日斗争。关世英本为传统女性，但在随丈夫行军作战中，学会骑马，善使双枪，在抗日队伍中以“双枪女将”闻名，成为一位传奇式女指挥官。杨靖宇和赵庆吉之间的联络，就是关世英牵的线。
似乎一切都很浪漫。实际上，赵庆吉和关世英的世界，与浪漫毫无关系。
谈到在东北的抗战，被认为最艰苦的地区，莫过于南满，由于这里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日军兵力最为集中，控制最严格的地区，而南满的大部分地区，从地理和气候来说，亦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