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解读鲁迅，来诠释我的生命的意义。正如郁达夫说的：“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也许鲁迅真的是中国一颗最亮的星星，当然我也相信，这颗星也是能够照亮整个地球的！
本文转自新浪论坛，不代表新浪观点
战士之魂长存
凌晨两点合上了这本书，却依然没有丝毫的倦意。那个瘦削的身影依然在眼前徘徊，那个时代的阴影依然没有退去。耳边响着的，是《Brave Heart》的音乐，那个斗士临终前喊出的FREEDOM是否也与鲁迅一生的挣扎一样涂抹着悲壮的色彩呢。
始终都觉得，鲁迅离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些遥远了。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学习他的文章，且次次都是重点中的重点，但我们除了听老师讲解——“这里是重点，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里也是重点，揭示了文章****的主题……”之外，便无法再有什么大的收获。那个充满了斗争的时代对我们来说连丝毫的回忆都没有，鲁迅先生那些曾经犀利的刺穿敌人心脏的杂文，其战斗力也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慢慢退去了，以至于当我们重新翻开鲁迅的杂文，居然会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无聊之感。所幸的是，在鲁迅逝世六十多年之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或许几百年之后，也依然有人会记得他的，记得当年有一个战士，为了我们的民族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或许便是林贤治先生在书的末尾所提到的“民族魂”的意义。
题为《鲁迅的最后十年》，写的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更是那一个年代。当我们把鲁迅先生放到那个###的年代当中的时候，理解才能更深刻一些。书里有两个名词经常地出现——“人民”和“朋友”。前者是鲁迅先生终生奋斗的动力，是属于大众的；后者带给鲁迅先生的不仅仅是关怀，也有一次次的刺痛，是属于私人的。
“人民”——对当时的民众，鲁迅先生的态度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野草》中《复仇（其一）》写大众的麻木，《复仇（其二）》写大众的残酷，分明可见鲁迅先生的感情。鲁迅强调改革，尤其是思想改革。他将矛头对准了社会上保守顽固的实力，尽其所能进行批判与打击。他知道，革命，即现代化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其中损害最惨重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广大的劳动阶级，尤其是农民。忧国忧民的鲁迅，是无法不关心在这大地上作息的普通民众，而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文化精英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鲁迅看重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因此，他从事的是启蒙工作，通过思想改革，把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其使命最终的方向，依然是大众，依然是人民。也正因此，鲁迅先生在保持人格的尊严、思想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的同时，依然存留着身为一届平民的品质，依然尽量的接近身边的群众，这应该也是他获得如此广泛的尊敬的原因。
对人民，鲁迅是爱的，他希望民众能够觉醒，能够意识到自己处在一种“奴隶”的位置，能够站起来，为自己去争取自由与人权。然而，麻木的大众却让鲁迅一次次的失望。哈耶克说：“当失去自由时，自由才会受到尊重。”可悲的是中国的大众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失去，更谈不上尊重。当人们已经习惯于奴隶的非人的处境，麻木、苟且、逃避自由、不敢正视现实的时候，鲁迅，这个“在中国这块没有自由，甚至也没有自由理想的土地上反抗着又徘徊着的孤独的幽灵”，怎能不悲哀呢。他只有通过斗争，来争取尽可能的觉醒。“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这正是对他自身的最好的描述吧。底层阶级，是他精神皈依的对象，可悲的是，他的持续的斗争，对无知的人群来说，反而是一种钝痛，一种折磨。“鲁迅的存在，其价值仅仅在于反抗本身吗？”——他通过绝望的抗争留给我们的，是那种勇气与不变的信念吧。
“朋友”——鲁迅多疑而傲然。他的一生，在压迫、孤立和打击当中度过。他不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时身边的所谓“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的不信任。鲁迅遭受的打击，不仅仅来自敌人、上层，也有来自周围、内部，而后者的伤害，带来的伤痛更深、更持久。是时代的暴力与恐怖削弱了他的安全感，是曾经的所谓朋友的叛卖使他越来越孤立，也使他伤痕累累。当兄弟反目，昔日的朋友分手，青年朋友死的死，走得走，剩余的朋友也极少聚会的时候，那种孤独的抗争，想必是痛苦。“他是游鱼，自由是他的生命，可是现在已经落在干涸而灼热的河滩上了”，一条失去了清水的鱼，一条孤独的鱼，一条献身于斗争而承担起个人之不幸的鱼。从开始时与胡适的对抗，到后来与周扬的对立，都让人隐约感到一种辛酸。当一群知识分子应当联手来进行文化革命，来为中国的思想界做出应有的贡献的时候，他们却分道扬镳，打起了内战。而我们的鲁迅先生，便不得不放弃写作、工作甚至自己养病的时间来迎战，来一次又一次表明、巩固自己的战地。这样的战斗，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悲愤与无奈，甚至，还有一丝的残酷。
书本的第一句话是：鲁迅死于二十世纪而活在二十一世纪。是的，即使有了时代、文字上的隔膜，那种斗争的精神已然播散在中国的大地上，那种抗争的勇气无疑已经点燃在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里。当黑暗与寒冷再次到来的时候，想必会有更多的鲁迅站起来，以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爱，对这个民族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进行悲壮的抗争。
战士之魂，长存。
Yolanda
2003…7…17
本文转自新浪论坛，不代表新浪观点
掐一下林贤治先生的《鲁迅的最后…
我本来是想利用晚上拜读一下林先生的《鲁迅的最后十年》的，我的初衷是想看看在林先生的作品中有没有我还没有见到的关于鲁迅的资料，但很遗憾，我看完后发现在这篇文章中涉及到鲁迅的篇幅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地方被人*权、自*由、专*制这样的字眼占满了，给人以林先生意不在此，鲁迅在这里可有可无之感。这多少有些与题目不符，在某种意义上是误导了读者，比如说我这样的读者。
因为这个原因我看得很快，我不得不跳过大段大段的议论，去找题目所指示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比如下段：
“国民党一面清党，一面北伐，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12月东北易帜，中国宣告〃统一〃。清党期间，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公称〃'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实际上，此前国民政府在组织法中已经确立了〃以党治国〃的模式，即：国民政府必须接受党的指导和监督，一切施政方针及立法原则均由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后，以政府名义执行。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包括司法机关在内，一律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性指导；而党组织，则延伸和渗透到社会、产业、文化、教育各个部门和组织中去，直达基层。1931年5月，由党操纵的国民大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具有宪法效用的规范性文件，肯定一党统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以政党代替君主的独裁形式是首创的，所以叫作现代独裁。
作为一个东方政党，中国国民党与西方政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是在19世纪随着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扩大而自然形成的；选举一结束，党组织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美国两大党结构松散，乃致有〃跨党〃现象，后来简直成了为选举而组织的党。至于一些〃群众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如社会党、社民党和共产党，也都与选举有很大的关系。西方政党是在合法的、公开的、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中，而不是军事行动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至于中国国民党，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先后被置于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严密监视之下，根本失去合法性，因此武装夺取政权必然成为党的主要目标。这种军事性质，是侠和盗的产儿，一开始便带给党以封建会社的特点：强制性，秘密性，黑箱操作。政党领袖如同《水浒传》中的宋江那样，是被推选而非竞选出来，其权威性，则有如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伏尔泰称为〃父权制〃，说中国组织的完善性是〃唯一建立在父权制上面〃。美国学者所罗门对这种权威关系作出如下的演绎：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服从…支配〃的综合病症为特征的。其实东方社会有一种同一性。布哈林讲笑话，说人类历史可分为这样三大阶段，即：〃母权制〃、〃父权制〃和〃书记制〃，都属集团专制，明显地带上前苏联社会的胎记。领袖对于党员，也是优化与驯化的结合。由于整个党被看作是先进的人物的集合体，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国民党会排斥他党的存在，孙中山会要求全国人民成为革命党，而有〃训政〃——〃改造人民思想〃——之说。孙中山的自由民主虽然源自欧美，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否定了其中与这些思想观念相联系的价值基础：个人主义。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由太多〃，从而强调集中和纪律，强调三民主义与传统文化——其精义是〃王道〃文化——的关系，整个思想框架仍然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他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以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以革命去争自由。〃这样，就把主义与自由对立起来，同时把革命同自由对立起来。脱离了自由的主义和革命，终有一天要走向独裁的主义和革命，这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联俄”之前，国民党自身的反民主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了。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将个人绝对权威引入党组织，以致建立起了军权、党权与个人集权诸因素的统一的模式。从苏联引进“以党治国”的理论之后，改造了原来的三民主义，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开始以党权为核心，于1924年1月第一次党代会时正式确立〃民主集权制〃。
由###所确立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即通过党组织对国家以至全社会实行高度控制。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党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在消灭异已之后，用党员占据和充实所有的行政职位，达致国家和政党的完全合并。其结果，必然导致###制的废除和党政不分。民主社会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体现在宪政制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权力分立，从根本上否定任何无限权力、最高权力、有组织的权力有任意行事的权威；而三权合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在形式，却让人无时不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那样，它既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躪全国，又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表面上是政党与国家并存，实际上政府是政党的影子，呈一种“无形状态”。第三帝国就是这样。对此，托马斯·马沙利克形容说：“即使是一个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两种权力源——国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表面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喧嚣的政府机器掩盖和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用阿伦特的说法，是以新增的一个阶级，官僚阶级，特权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海耶克指出，自由主义宪政理论家关于在最高立法机构里，不应当存在政党那样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纯粹的立法权应当表达的是意见，所以不应被交给特殊利益的代表”。党组织的高层对特权的追求、迷恋和维护是无止境的。
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名的“寡头垄断铁律”，在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蒋介石的身上有着极其充分的表现。在提出“能期望蒋介石做得更好些吗？”“他得对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弱点负责吗？”的问题时，美国学者兰比·沃拉在著作中接着回答说：“这些弱点反映了仍然束缚着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依赖权势的综合病症；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政治而非通过复杂的机构网络来接受政治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忠于宗派，利用裙带关系、腐化堕落、惯耍阴谋的政治；公家事务和私人生活不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不分的弊病。中国要引进可以强迫党和政府作出解释的现代机构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说“中国是共和国”，“国民党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在共和制的国度里，人民不但不能控制政府，反而为政府所控制，这是一种假共和。政体是可变动的，它往往并不符合某种标准的范式，而呈现为这种政体与另一种政体的重叠和混合。古罗马在渥大维时代，名义是“共和国”，有公民会议、选举制度、###院等等，渥大维也自称是“第一公民”，实际上是终身制，任命制；他本人即兼元首、元帅、最高代行执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是本质上的君主独裁制。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有一节专门谈到“政党独裁”，说在一党制国家里，领袖崇拜，个人自由的完全压制，宪法的无效性，集权经济及强制性调整，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指出，既然法律的制订和运用均操之于统治党之手，其他各种民主制度，都无实际意义可言；“在政党独裁国家中，选举和全民公决的唯一目的就是掩饰独裁的事实。”然而，靠清党和杀戮上台的国民党，连选举和全民公决这些形式都给废弃了。根据领袖既定的建国程序，后来也有所谓的修宪之举，试图仿效西方民主国家对权力加以限制，那结果只能是走过场。在“以党治国”的情况下，只要政治权力中这一完整因素不能取消，从完整权力到分散权力的转变就永远无法完成。
任何阶级、政党或群体，要有效地掌握和运用权力，离不开组织这个因素。从秘密组织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指导之后，特别重视组织的扩大和完善，从群众组织直到特务组织，都有党插手领导。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历史上看，非政府组织只有秘密结社和各种同业行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是受到严格约束的。一些自卫性的团体是允许存在的，而一旦它变成一种压力集团时，政府就要将其解散。出自民间的组织被认为是充满爆炸性因素的。任何一个能够控制民众运动的新兴组织的产生，都构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只有在它形成之前将其摧毁。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是因为组织总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像公民对统治者效忠一样，新兴的组织意味着新领袖的出现，而新兴的领袖就构成了原有统治者的事实上的对手。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五四运动以后，国民党便开始注意吸纳学生，领导和组织群众，动员地方团体包括家庭、宗族、保甲、村寨、行会以及秘密协会，还有新成立的工会、青年和妇女团体，参加旨在推翻旧军阀的斗争，也即“奉旨革命”。清党时，同样利用组织的力量消灭异已，统一效忠于新领袖。后来的“新生活运动”，还是试图通过有组织的推动去进行的。美国学者派伊所以说中国“易于统治”，就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人民自己统治自己”。以蜂窝状的群体组织，遵守内部纪律和自给自足以维持一种预设的秩序。这是有传统根据的。但是，苏联的组织无疑提供了新的经验。组织化完全用于控制，即极力设法达致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的同一；而这些民间组织，却并不像西欧的那样形成一种压力集团，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米切尔斯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不论谁说到组织，都是在说寡头统治。”对国民党来说，这是合适的。
这样的党，既然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大小组织，便有能力推行思想统制。所谓“训政”，“以党义建国”，实质上意含了思想的控制。意识形态一旦与政权力量结合在一起，将使控制的效率获得空前的提高。蒋介石上台后，政治宣传的首要任务，就在维护正统性和统一性。1928年开始，国民党通过南京国民政府全面实行〃###〃。此时，学界就政体形式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卷入这种讨论的报刊有《新生命》、《生路》、《现代评论》、《星期》、《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以及《新月》杂志等。一些政治人物及御用学者从〃清党〃后一党独大的〃现实〃出发，证明在中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不符合国情的；并且认为，国民党是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党，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如周佛海便称国民党的独裁不是少数人或一阶级的独裁，而是代表各阶级的革命民众的独裁，具有某种代表性；这样，由党和国家施行的种种强制性措施，根据定义也就不再能解释为压迫了。据说到了党权时代，思想的统一是十分迫切的，无条件的。〃以党治国〃，形式上是党组织、党义、党员三位一体，这是参与建国方案讨论的报刊大体认同的。人民必须绝对信仰三民主义，有人甚至鼓吹，除了真正的三民主义者以外，对其他人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则应予以禁止。孙中山的〃遗教〃成了合法性的来源，领袖的理论成了类似宪法的规范性文件。这在宪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灌输正统理论的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政要人物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言人，致力于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说教，强调〃统一、和谐与服从〃，实行政治专制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整合。英国学者波兰尼说：〃正统性主张是一种非常令人生畏的权力工具。〃在专制主义者那里，正统性是根本的。关于意识形态统治，波兰尼的观察相当深刻，他分析说，在极权专制之下，即使人们非常讨厌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