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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有别于传统的君主专制或寡头政体的是，它是由唯一的政党和操纵该党的那些人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实行的绝对统治。它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恐怖与宣传的结合。阿伦特补充说，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则为灌输所取代，特别强调其中的强制性。至于制造恐怖的手段，则并不完全取决于暴力，重要的还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控制技术。国民党的“###”算不算极权主义呢？易劳逸评说道：“1927年后，由蒋介石一手塑造的政府既不极权又不民主，而是在政治上摇摆于两者之间。〃依此看来，好像算得上准极权主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学究气的结论。极权主义应当被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极端，虽然有方式和程度的不同，但实质是一致的。按照弗里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合著的《极权专政与专制政治》所列举的极权主义社会的几个指标，如：以一个独裁者为首的独一无二的政党，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恐怖系统，严密的组织，对军队的垄断，国家官僚对整个经济命脉的操纵等，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是符合标准的。脱胎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部分接受苏联和德国模式，加以经受中国本土的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的训练，以及大独裁者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国民党形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党是必然的。由于前期更多地受到西方，其中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是与苏联十月革命不同性质的另一个革命系统——的影响，一批###人物，多少算得是信仰自由主义而非集权主义者，可以抵消一点党内的独裁倾向；此外，军事割据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于政治大一统的形成，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然而，时间离辛亥愈远，国民党愈加暴虐和腐败，国内自由民主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愈坏。当###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终于演变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全盛局面，那是一个〃顶峰〃。
1927年10月，中秋刚过，鲁迅偕同助教，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一起来到上海。”
谢天谢地，在拜读过这么多关于专制和独裁的解说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关于鲁迅的内容，然而很快又被关于人权的论述淹没了。在文章的通篇似乎能看出林先生并不注重他书中的主要评述对象，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如此。比如在论及鲁迅和胡适的分歧一段，林先生大段大段地分析了胡适的自由主义观点，然后摘了一些鲁迅对胡适的“讽刺”，然后呢？这些说明什么呢？没了。这只能说明林先生的本意不在评述鲁迅，在林先生的眼里，至少在本篇中，鲁迅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
这一点反映了林先生对鲁迅的兴趣所在，自然也就带出了治学观点中的恶趣。比如这段：“鲁迅没有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残酷性，而是透过“清党”事件，揭露独裁政治灭绝人性的本质。我们注意到，在1927年以后的两三年内，他反复使用“流氓”一词做演讲，或者写文章。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立场可言呢？无非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这说明什么呢？鲁迅在27年前后所写的其他作品呢？全部没有了？当然我不反对林先生做这样，或那样的联想，因为这不符合自由批判的思想。但我反对这样粗暴地诉诸文字，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
要我说林先生抄袭，恐怕是诬陷了。但如果比较文革中那些评论鲁迅的文章，我想不难发现，文革文章中那些大段大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换成了大段大段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论述，除去这些头上戴的帽子不同，其为文的趣旨有什么不同吗。这算是对文革型批评的一种反动吗？
再看下段：“清党期间，鲁迅仍在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职。自从踏足这块“革命策源地”以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应当有把握认为，不至于为一时的风云变幻所迷惑。然而，时局的发展竟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国民党以及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动是抱有幻想的，虽然一样承认“革命尚未成功”，甚至发出过有人攀摘革命花果的警告，却根本不曾想到整个党和军队，会如此快速地掉转枪头，对付先前的合作者。政治家的野心，实在远胜于文学家的想象力。他从来未曾看见这样杀人的，北京“三一八”惨案仅杀掉四十余人，他已经说是“出离愤怒了”，如今何如？他用了“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话，形容此时的感受。出于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道义感，他以辞职表示抗议，然后在一个名叫“白云楼”的地方蛰伏下来。可是，像他这样阴郁易怒的人，是注定做不成现代的隐者的；果然很快地，便接受了官方###门的夏期讲演的邀请，破门而出了。其实，稍早一些时候，当他为结集的《野草》写作题辞的时候，即宣告“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透露了渴望“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决绝的信息。”鲁迅为什么离开广州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以林先生对鲁迅的了解我想他不该不知道，而这样去写，我不能不说这是“故意”的，在学术上可以说是“恶意”的。
算了，对于林先生，我还是充满尊敬的。不过那些对于此文的吹捧我看就算了吧，鲁迅是财富，但不是这样使用的。这篇文章里充斥着语言暴力的阴影，弥漫的政治用语，和使人不舒服的治学态度，充其量也就是本类似在烧炭党人中流传的小册子罢了。
本文转自新浪论坛，不代表新浪观点
1。国民党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国外的汉学家溯源较早，甚至及于19世纪中叶。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论及国民党政府在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作为20世纪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固然不可能排拒世界潮流的影响，仅就政权资源的积累考虑，仍然不能不重视经济文化的发展，所谓国计民生问题。世界现代史证明，惟靠恐怖统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是无法维持一个政权的较为持久的存在的。
如何评价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的“现代化”成就，国外历史学家的看法并不统一。大体而言，有着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十年是国民党的“黄金时期”，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从而有可能为建立起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打下基础，尽管这一希望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而告流产；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专制、腐败、低效的政府，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干扰，也不可能实现中国所需要的经济改革，因为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未能形成中国所需要的现代的基础结构。不过，对国民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著作《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仍然对南京政府的一些成就作了肯定性的评述。在第六章里，他这样写道：
中国在经历了十个春秋之后，到1936年和1937年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还普遍存在着低效率和腐败现象，但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正日趋合一，其程度，至少从1915年以来是没有过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正呈现出现代国家的特征。例如，重新制定了新的法律条文，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多数已被废除。尤其是教育制度的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物质方面的变化——至少在城市里——给人的印象或许更加深刻。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不断增长，也同样表明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尽管这篇报道有点过于热情）：“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的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无疑已经得到改善。西方的技术正在增进生活的舒适；物价的下跌对那些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来说，意味着生活标准有了提高；同前十年或者后十年相比较而言，这段时期对不干预政治的人来说在政治上也较为稳定。因此，今天许多中国人回顾起南京政府时期，称之为“黄金的十年”，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美国学者沃拉指出，其实许多是以它掌权以前即已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此外，还有像格拉斯·帕奥等学者以他们的研究，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得出实际上处于“停滞”的结论。易劳逸认为，十年间经济增长的原因还不清楚；据他的推测，主要归结于外国在华投资开设的工厂。此间，外资占有中国工厂资本将近63％。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1937年以前，中国任何地方有现代化经济发展，大多要归功于外国资本。而且，1932——1935年萧条之后生产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是1936年的好收成引起农民对工业品的新需求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从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内部结构来看，它是不可能使现代化变革在“###”的前现代政体底下持续进行下去的。美国学者柯伟林分析指出，国民党政府沿用孙中山的思想，即以吸引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遏制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扩张，是“对小资产阶级有着深刻的不信任态度”。他说：“有证据表明，一党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害怕一个拥有财富的、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国民党政府跳不出孙中山思想中的反对市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它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官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抓紧外资和国有企业，也无非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而已。对于政府来说，坚持传统中的变革，只是集权的一个手段。在现代化过程中崛起的资产阶级，在1927年的关键时刻首先出卖了自己，它不但没有坚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政治自治权，反而参与设计了惨遭国家政权摧残的方案，为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建作出了贡献。“###”的政体不可能保障个人自由权，即使允诺的地方自由权也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在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政府官员由于掌握了权力和国家资金，因此得以利用职权，垄断各种经济事务，扼杀企业的正常竞争，以“现代化”的名义阻碍现代化的步伐，使现代化发展维持在低水平上。“最坏的是，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众的贫困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乡村依然是受灾地区，除了上层之外，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没有显著的改善。”美国学者石约翰分析说，出现这种形势有许多原因，超出政府的解决能力，但是，蒋氏政权几乎没有关注经济公正问题，这是主要的。他接着指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与民国其他所有的黑暗面是互相关联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它越来越依靠那些利用国家危难而牟利的人相联系。”
贪污腐败成了一个死症。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有一个专题的章节，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工资收入微薄，另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成为制度的伴生物。易劳逸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一代不如一代。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有人称，所以存在反对党的威胁，其实是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反弹。蒋介石早已注意到贪污已成普遍现象，在谴责贪污腐败方面，一直走在领导层的前列，但是，为防止和惩治贪污而制定的系统性措施，在人们看来简直成了笑柄，因为事实上被抓住的只是一些没有多大权势的人。极少数高级官员的贪污案件，人们宁愿以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有蒋介石亲自出面干预，肃贪的工作才会得到落实，殊不知蒋介石是有选择地打击贪污的。事实上，他容忍了他的亲信和家庭成员的贪污行为。易劳逸写道，人们产生如下思路是正常的：蒋介石为打击贪污所采取的周期性的严厉措施，与其说是为了反对贪污，不如说是作为控制其下属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下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所以敬畏他。贪污现象使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到整个的上层组织，出现大面积坏死。
一方面是破败，贫困和死亡，一方面是聚敛，挥霍，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劳作，一方面是充满血腥与阴谋的权力游戏。
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动，在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那里，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辙痕。在《鲁迅全集》中，我们看到，这个思想战士对于时代的观察，感受和把握，有他独特的地方。一、传统和变革是一个互动系统，从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无不在这一大系统之内。变化与凝滞的东西往往连在一起。在鲁迅这里，与其说追踪变革，无宁说更多地看重社会上保守顽固的成分，而致力于揭露批判和打击。促进旧物的死亡，是一个战士的使命。二、相对地，经济变动在他那里，并没有如一般的唯物论者那般着重地加以讨论，他注重的仍然在于精神文化层面。早年的“思想革命”的宗旨始终不曾改变，他认为：文化更关乎大众，而改革总是多数人的事业。只要比较一下《坟》和后期几个杂文集里的文化随笔，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变动的因子，以及作者所取的不同的批判路向。三、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阶级在大时代中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是他在众多社会角色中所特别重视的。在敏感的知识者那里，不但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无权者的动态，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背景文化如何交替着再现，或如何为新的形式所置换。
2。鲁迅的改革思想
现代化变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损害最惨重的无疑是社会底层，广大的劳动阶级，尤其是农民。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都市化。在农村，没有完整的变革方案，没有建设项目，惟以廉价出卖土地和劳动力换取城市的畸形发展。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长期得不到实行，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加以无法抵御的天灾，可谓民不堪命。《阿Q正传》的作者，是不能不关切着挣扎在这土地上的人们的命运的，但是，他已经无法再到乡村去与实际生活相接触了，只好通过报章亲近那里发生的一切，从中勾画一些细节，让都市的人们也能关注那个被遗忘的广大的世界。像《迎神和咬人》、《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我要骗人》等文章，都使用了相当典型的新闻消息，行文中流布着他的愤懑与伤痛。他写过两首七绝赠人，都是写的农村少女，其一是：“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还有一首题作《所闻》，诗云：“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都市与乡村，自然与人事，豪奢与困苦，生存与死亡，都有着色彩鲜明的比照。在苍茫不可及的忆念里，那是他的亡失已久的家园。
解除海禁以来，中国的改革多集中在沿海一带的通商口岸，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是现代化都市的典型。作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鲁迅这时的锋刃所向，已经明显地扩展到现代文化范围。费正清用这样一句短语概括国共两党政权：“以贸易为生的蒋介石政府和以土地为生的毛泽东统辖的人民。”国民党时期的现代化，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是沿岸城市的市场化、商业化，资本同权力一样，其扩充力量是无法遏止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市民社会的习惯和风尚，不能不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吃白相饭”》、《中国的奇想》、《豪语的折扣》、《揩油》、《爬和撞》、《各种捐班》、《唐朝的钉梢》等等都是现代都会生活的解剖。物质第一，金钱至上，自私，虚伪，势利，机会主义，追逐时髦和享乐，鲁迅统称之为“商人气”，很可以同他说的“水浒气”合成一副对子。其实，商业原则并不限于商业，在商业之外的区域同样有着广泛的体现，表面上看来，它同权力中心社会形成的传统原则是对立的，冲突的，其实不然；官商合流，钱权交易，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现象不只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而且已经进入知识界里了。《文坛三户》、《商定文豪》、《商贾的批评》、《登龙术拾遗》、《大小骗》，还有论“文人相轻”的一些文章，都说到文学的“商业化”的情况。鲁迅在信中描述说：“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总之，上海由商业的发达而开辟出了一个“险境”。鲁迅不止一次勾勒洋场上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跟早期刻画的传统奴才是有区别的，但都一样的富于典型性。对于由沈从文等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作家的论争，他前后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章，把“京派”与“海派”作为两种共生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文化批评。他指出，北京多官，上海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近官者使官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