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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新民府（2）
我们的营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本营的军医长邓鉴三。邓先生是一位老廪生，我在南苑时就认识。他专长的虽然是医学，然而汉学方面也极有根底。平时常见他涉猎经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对朋友也忠诚恳切，算是我早年最敬爱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问邓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等小说书，句句都懂；看《纲鉴》、《列国演义》，就囫囵吞枣，许多地方看不懂，这怎么办？”
“都是读得太少的缘故。”他说，“你要是熟念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我开始念《古文释义》，由邓先生随时为我讲解，随时自己偷空念，每篇念至能够背诵方肯罢手。这样的读了不到百余篇光景，觉得就有了不少的进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讲解，即能自己领悟。再来翻阅《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这时很容易就懂了。
这时可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营中的讲堂，督促的仍然很严厉。王化东协统每天亲自到堂，亲自点名，看着督着，因此谁用功，谁不用功，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人人为之振作，不敢荒废。教官都是由陆大毕业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萧习之先生。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各科讲授都非常热心，大家也极努力。从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时间。下堂还要带题目回来做，隔几天一次测验。功课进行，分外加紧。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关于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是紊乱，而且也多是启蒙的，尚谈不到分门别类的专门方面的研究。经过这番讲堂上的系统的训练以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对于战时军事指挥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我都粗粗有了一点儿心得。因此我感到军队中教官的好坏，关系实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渐由浅入深地教导，无论知识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堕落，都可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为三营后队队官。同我时相砥砺的，一是二营左队队官王石清，天津人，为人刻苦耐劳，好学不倦，处人对事都必恭必敬，把小事当大事做，把假事当真事做，最擅长的是拳法，在营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队队官郑金声，山东人，为人热诚浑厚，努力读书，什么苦都能吃。他当排长时，每月二十五两的饷银，他要分出一半去奉养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营中伙食等项扣光，往往在冬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后来为张宗昌所害。一位是三营左队长邱岘章，济南人，短小精悍，写做俱佳，为人极有血性，真诚爽直。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东协统的督教之下，得益很多。我们也过从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驻军，这时除了我们第一混成协以外，尚有当地的巡防营。巡防营的统领，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说起来也颇有趣味。原来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义的好汉，被他不动声色地出卖了。他拿了这位好汉的脑袋，便换成功这个巡防营第三营统领的官职。古话说“长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来的资财，因此不但和徐总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东协统以及各标标统处，他也今日送礼，明日请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联络，甚至营长以上的官长，他也有的送他们几匹马，有的送他们几支盒子枪。——这盒子枪，那时是少见的贵重东西，带兵的人见了，无不食指大动的。人家一得到这些东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变换了方向。就是这样子，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队伍刚到新民府的时候，这位了不得的×××还刚被收服。他的住处在街的另一头。因为对他不能放心，我们奉了令，每天都要实弹放哨，防他变乱。市面上为此显得惊慌紧张，士兵们也个个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两个哨兵相遇，因为口令没有答上，就神经过敏，以为×××图谋不轨，两下里都开了枪，大打起来。打了一会，听到嚷：“排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第九章新民府（3）
×××虽然被收服，而且已经据有高位，但东三省的匪氛仍旧甚炽。我们的队伍随即奉令分路清乡。我带着一连人开往小黑山——现在的黑山县——驻守。到那里不上旬日，有一个百姓前来报告，说他家里遭了土匪抢劫，并说土匪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匪首名叫孙景山。我当即带队缉剿，把孙景山抓住，枪马也都搜了出来。其时报告的人尚在营里候着。我立刻回来审讯。
审案时，孙景山一开口就说：“你也不必审问我，你不过是个营副，我却当过把总，你凭什么来审问我？”
我说：“不论官大官小，你如今抢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审问。”
“难道抢人家也有罪不成？×××这么一个大土匪，一样在当着统领！”
这样一说，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说：“不论你怎么会巧说，今天我先押起你来！”当下就退堂，令司务长朱金诚看守着他。不大会儿工夫，朱金诚来报告，说孙景山愿意送我三千块钱，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过花三千块钱了事。我一听不由我无名火起。“真可恶！”我心里想。从前我也听说过贿赂买动的事，但自己却未亲身经历过，不料如今竟买动到我身上来了。想了一会儿，我跑到军医生周锡三屋里，我问他：“犯了抢案，能不能处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法律知识甚差，阅历也不足，一时不敢决定如何处置。周军医说：“既然人赃俱获，怎么不可以处死？”从周锡三屋里出来，我即派人到县公署借来一把刀，把孙景山拉出来，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并把头也悬挂起来。这时百姓争着围看，营门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妄加揣测，说冯焕章是冯国璋的兄弟，又说我是带了先斩后奏的命令来的。
当天打了电报给管带和标统，报告拿获孙景山的事。标统范国璋接电，即约同一位军法官雷某马上赶到小黑山来。见了面，范标统夸奖我剿匪马到成功，随即就问我：“土匪在哪里？”叫人提来审问。我回说已经杀掉了。标统就吃一惊说：“你们的营长真冒失！如何就杀了呢？”我说：“杀的时候营长尚未来。”“那么是你杀的？”我答是的。标统听了就连声叹气：“唉！唉！”他唏嘘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弄得我满腹疑云。我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的？”
他说：“你不该把他杀掉。我已报告协统，协统已经转电徐总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我说，“我顶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来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没功，而且反要负罪。”
“这么着，我先去见一见王化东协统好了。”
他说：“那也好。”
当晚我便乘火车到新民府去见王化东协统。到了营门口，就有许多人向我贺喜。见了王协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头一句就说：“刚才军帅来电，令将土匪就地正法，所获枪支马匹，留营自用，有功人员，赏洋五百，以资鼓励。”接着又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他？”
我说：“已经办掉了。”
王协统精明干练，听我这么一说，就连声说：“杀是应当杀，但你应当请示之后再办，不该擅自做主。好在军帅的命令是如此，别做声了，别做声了，回头电报军帅，就说已经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桩公案才算了结，我们那位标统也算放了心。
从小黑山回来，即奉令开往新民府东郊，盖造营房。这时接到了二十四标第一营剿匪失利的消息。这第一营营长是车震，一共四连人，分成四处，独立驻防：一连驻黑山子，一连驻黑屯，一连驻白土厂门，一连驻西里屯。驻黄山的一连，连长姓杜，外号叫小杜子。当连长的一经独立驻防，没了营长和旅长的约束，纪律立刻废弛，起居饮食没有定时，操练也不守时间。一天下午，一个百姓到小杜子连里报告，说小村子那儿有土匪，请队伍赶紧进剿。杜连长立地集合队伍，预备出发，有些目兵却已经早睡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几个弟兄出来，报过数，即令先行出发，由报告的那位百姓领路，免得土匪远窜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发，却已迟了十几分钟。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后去的大队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落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队伍，被土匪发觉了，一排子枪，就扫倒了好几个，目兵褚乐平连头也被砍去了，新枪带走，土匪都乘机脱逃。第二天一检点，枪械失落了好几支，人也伤亡了六七个。不想练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军，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这样狼狈。大家脸面上都觉得不好看。这时营长车震正挂病号，他便同王化东协统商得同意，把队伍交给我，令我全权去进剿。
第九章新民府（4）
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直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的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惟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的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意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把头砍下，带回来，挂到原先士兵阵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儿，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的光赤着。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回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当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第九章新民府（5）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新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儿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儿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程度。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
第十章山东道上（1）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和我们做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我们由新民府动身，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为手边没有带书，旅途中甚觉无聊。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大批的少年丛书：《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班超》、《司马光》等，共有几十本，每本价值一角，内容都通俗浅显。我得了这些新书，如获至宝，喜欢得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样。第二天从天津坐轿车往济南，一路上我就细读我的新书，虽然车子颠动得非常厉害，但我直看到头晕眼花，还是舍不得放手。尤其关于外国名人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使我读之，耳目一新，增长了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我对这种书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每天总要看完一本或两本。心想书店里若是多多编印这种书，努力在内容通俗和价值便宜两点上注意，那么，对于一般平民，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可惜当时文化界对于这项工作并不怎么重视，等我再广泛地搜罗时，就很少有所得。这使我非常的失望。
和我同车的几位同伴，萧广川先生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则极其好学，一路上谈话行事，都很使我敬佩。惟有第三镇选派的几位官长真是莫名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谈赌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听不见他们说一句正经话，看不见他们做一件有道理的事。对于他们，我又是气恼，又是厌恶。心想，他们也是选拔了去参与人家校阅大典的官长，竟如此的恶劣而荒唐！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军官？这样的人物，更怎么配选拔？后来我才省悟：当时军队中任用人才，只看有无势力，有无夤缘，学问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处坏人窃据高位，为非作歹。晚清之亡，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得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