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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得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驴子，骨瘦如柴，因为每天长途跋涉，它渐渐地已经走不动。赶车的不时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颠，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动，越是挨打的厉害，赶车的丝毫不加爱惜。我和赶车的说：“你这样虐待它，来世一定要变头驴子！”赶车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愿变猪，也不做驴子！”说着还是使劲地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为什么这样的不知爱惜？就因为他生活穷苦，要牲口跑得快，替他多挣钱。这叫做“越渴越吃盐”。因为他们越是穷，越养不起驴子；越是养不起，驴子越受苦；驴子越是受苦，越是死得快！我们每天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其苦真是不可言状。我们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这时津浦铁路已经动工修筑，沿途都拥挤着黑黝黝的工人，在堆筑土基。这使我非常的高兴。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国各地都密布着铁路网，一切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淘汰干净，那就好了。我在驴车上细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砖铺垫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垒成的烧砖的洋窑。这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修路的工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垫路？工人回说因为运输困难，用石头太不方便。我就很是纳闷，心里想：“满山都是石头，有什么不方便，这样子修窑烧砖，究竟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路修好了，窑还须拆掉，实在太不经济了。”直到现在，我还怀疑着那时烧砖铺路是何用意。
第十章山东道上（2）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的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生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儿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儿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是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批评人家！”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害人民！”
这时正是五月端午节，山东巡抚趁着这天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校阅的来宾，陪客的都是第五镇营副以上的官长。这天我穿着一件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望了望我，就说：“今天巡抚大人在这里请客，掌柜的要逛明天再来吧！”
我当时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转身就退回来，走到大门对面的影壁下蹲着。心里想：“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去呢？”我在一边沉思着，那边赴席的人已经陆续地走过去，十之###都穿着官纱大褂或是纺绸大褂，走到门口，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差役们问也不问一声。
眼看已到十二点了，来的人也渐渐稀少了。我想再不进去，就要迟了。于是重复走向前去，离门口十几步，那两个差役又走上来。这次神色已经不大好看，语气也分外地不客气了：
“给你说过的，巡抚大人今天在这里请客，叫你改日再来，你不肯听，又走上来！”
我忍耐不住了，我说：
“你知道今天请谁？”
“横竖不是请你？”
我说：“正是请我。”
我们在大门口大声嚷起来。正嚷着，张丕镛营副同方玉璞营长从大门口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赶忙把我让进去。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个，顶不济的也着一件纺绸大褂。无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让我进来了。“人凭衣服马凭鞍”，在我们这社会中，这句话委实不错。
五月初六日，我动身到曹州去。因为家兄这时在曹州府带县队，我们已多年不见。他听说我到了济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来，接我去叙叙。我们坐的是山东流行的一种二把手小车。出济南，走东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车上，他坐一边，我坐一边。车子吱吱呦呦地响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车夫一个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们就下车步行一番，让车夫歇歇力。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第十章山东道上（3）
过了巨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儿，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桓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亭先生。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的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的亲热，谈的话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现在可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第十章山东道上（4）
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入耳。呆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的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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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武学研究会（1）
我对于满清政治不满，对于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动的决心，这是我到新民府第二年的事。那时《中日安奉铁路协约》刚签订，接着又发生了关岛问题（吴禄贞抵抗日军，其英勇义烈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问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一贯政策下必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说过的王石清、郑金声等而外，尚有王金铭、施从云、戴锡九、孙谏声、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刘骥、军医李某等。我们几个人，虽然有的在工兵营，有的在辎重营，有的在骑兵营，有的在步兵营，但彼此往来，极为亲密，无日不见。因此，谁的志趣如何，谁的个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
“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完了，他即匆忙地走开。
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自己本来就是个不能安于腐恶的现状、怀有反抗情绪的人，此时又经这种种刺激，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止。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恨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磋商鼓励，从而做推翻腐败政权的工作。
最初同意参加的分子，计有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个人。
王金铭、施从云是由第五镇第十八标拨来，二人都在七十九标，王为第一营营副，施为第二营营副。他们两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内外如一，好学不倦。王为人足智多谋，施则勇敢善战。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看出他俩是有热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许多话不便深谈，两方思想意见，也就不曾立即打通。后来终于使我们成为同志者，不能不感谢徐世昌的被参卸职与锡良的继任东三省总督这一个变动。
徐世昌的免职，据说是被人参劾；我想满汉种族的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响到我们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职，主要的还是锡良继任后的种种令人愤慨的行为。
以前徐世昌在任，时常派人到新民府来，看马匹，验军械，查问军中情形。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经过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东协统带着队伍到车站去候谒。车子进了站，徐总督照例先延见王化东协统，问士兵有病没有？房子潮湿否？军队训练的情形怎样？并且亲自视察部队，问士兵生活实况，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爱护备至，而后再延见地方官张知府。每次都是这样。及至锡良继任总督，每次经过，总先问：“张知府在这里吗？”张即登车参见请安，扯了几句闲谈，就要开车。张知府说：“军官还在这里等候着。”及至王化东协统进见，他就把头一昂，眼一斜，问：“你们军队抢了人家没有？”王协统赶忙说：“我们队伍向来认真训练，不敢有一点越轨行动。”锡良还要啰唆下去。
清廷末年，国社飘摇，人心浮动，他们这些朝廷亲贵的一言一动，都与军心有重大关系，锡良这种傲慢荒唐的态度，叫人怎么能够忍受？王金铭、施从云两位从此日常神情态度便有些不同，谈话之间也渐渐有了显明的表露。我之与他们交谊日益亲切，并且公开倾谈到反对清廷，同情革命的话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十一章武学研究会（2）
我们六个人组织的团体，是采用读书会的形式。经我的提议，定名为“武学研究会”，以掩上峰耳目。会长一席当时推我担任。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都由我的关系，早与金铭、从云结识，而成为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几个人一条心。那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败与日本侵略的可恨。我们知道欲抵御日本及其他列强，必须先推翻清廷的统治。我们欲利用现成的武力，作为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汉族的政府早日出现。我们每天聚到一处，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等的具体问题，或是互相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新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等。那时报纸上时常揭露许多清廷亲贵的丑史，其中尤以关于庆亲王的为最多。凡有“庆字号买货”字样的记载，就是指的庆亲王卖官的事。比如有一次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各报无不痛加攻击。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后来御史包围庆亲王府，吓得杨翠喜跳墙而逃。这种政治的黑幕，报纸上都尽情揭露。当时报纸的敢于说话，权力之大，都是后来所没有的。
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