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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四小八贝勒，大致皆为旗主。但有一贝勒主两旗，如四贝勒皇太极之有两黄；亦有两贝勒主一旗，如镶蓝之先归阿敏，后归济尔哈朗。八旗成长演变的过程，即为清朝开国的历史，而太祖一生的事业、理想，甚至感情，亦可由八旗的成长演变的过程中充分反映。因此，谈太祖、太宗父子，最切实际的办法，便是谈八旗制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旗共主制度（2）
太祖以十三副遗甲起事，即是只有十三名能作战的甲士，加上必需的从属人员，大致不会超过五十人。征尼堪外兰时，得兵百人，甲三十副；以后归附日众，必须加以部勒。最原始的组织是十个人一小队，其中之一为首领。编队时，每人出箭一支，束为一束，由首领保管，这一束箭便是权威的象征。所以这个小队称为“牛录”，汉语“大箭”之意，牛录的首领称为“牛录额真”，额真即“至”。
以后牛录的编制逐渐扩大，最后于万历二十九年定制，每牛录三百人。其时只有四个牛录，合计一千二百人。四牛录无论行军还是打猎，都在一起，以旗色为号。旗分黄、白、红、蓝色。于此可知，八旗最初只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
及至万历三十五年灭辉发、四十一年灭乌喇，实力大增，计有四百个牛录，总计十二万人，十四年间增加了一百倍。这四百个牛录，分为满洲、蒙古混合编组三百零八个，纯蒙古七十六个，汉军十六个。于是在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
八旗的旗主，先要从早先的四旗谈起，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考出：
正黄，旗主四贝勒皇太极。
正红，旗主大贝勒代善。
正蓝，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后归德格类。
此三旗之外的正白旗，后由多尔衮所领；但那是太祖既崩以后的事，最初必另有旗主。孟先生下笔极谨慎，因无资料，故付阙如；但我为孟先生作一补充：正白旗的旗主，必是太祖的长子、广略贝勒褚英。
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称帝后所封，并其弟舒尔哈齐第二子阿敏与其亲生之子，叙齿以定次序。代善年最长，称大贝勒；其次为阿敏，称二贝勒；以下为莽古尔泰及皇太极。其实代善为太祖次子，最初的大贝勒应该是褚英，二贝勒方为代善，第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第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分领白、红、蓝、黄四旗。
何以见得正白旗为褚英所领？此可由情理推知：太祖的基本武力只有四旗，自然由年长的四子分掌。褚英与代善一母所生；初期的征伐，褚英亦常受命领兵，则代善既有一旗，褚英更当有一旗，即为唯一最初旗主无考的正白旗。及至褚英获罪为太祖所诛，正白旗必然收归自将，因为小一辈中，褚英居长，他人的资望自不足以驾驭此旗；而且可意料的是，正白旗是兵额、装备皆优的一旗，太祖亦不能轻易托付他人。
至于阿敏，原不主旗，后来由四旗扩编为八旗，始得领镶蓝旗；皇太极以才具冠于兄弟，多领镶黄一旗。镶红、镶白两旗主名无考，我很疑心此两旗本属于阿敏之父舒尔哈齐。黄道周《建夷考》：
初酋（按：指努尔哈赤）一兄一弟，皆以骁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垅而议，既则建台，策定而下，无一人闻者。兄死，弟称“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营庄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长子数谏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囚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据孟森考证，所谓“有一兄”，乃误记，太祖居长，不得有兄。“长子”即褚英，而“二名裨”为常书、纳奇布。我疑心镶红、镶白为舒尔哈齐居旗主之名，而由此“二名裨”分别带领。舒尔哈齐及此二将被杀，两旗亦归太祖自将，连正白旗共保留三旗的兵力，临终时分授三幼子。其详见后，先谈舒尔哈齐的死因。
按：上引文中的“三都督”，指乌喇贝勒布占泰。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原已被俘，太祖为怀柔起见，放他回国，且结姻亲。亲结得很奇特，在只知儒家礼法的人看来，闻所未闻。
乌喇贝勒名满泰，其女名阿巴亥，于万历二十九年嫔太祖为妃，后立为后，即多尔衮之母；多尔衮死后获罪，“祸延先妣”，阿巴亥改称为大妃。
大妃有叔即布占泰，继满泰而为乌喇贝勒，九国联军之役，布占泰被擒，而太祖释之回乌喇。布占泰本为太祖的叔岳，此时呼叔岳为“恩父”。因乌喇后求婚满洲，太祖以弟舒尔哈齐之女相许；二次又求婚，复以舒尔哈齐之女许配；三次再求，则太祖以第四女许婚。于是太祖与布占泰由互为叔岳，而又一变为翁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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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1）
翁婿之反目，在万历四十年，起因是布占泰想娶太祖的一个“未婚妻”。这话似乎太离谱了，但一说明白，读者就会觉得我用“未婚妻”一词，不为过分。
太祖的这个“未婚妻”，《明史》称为“叶赫老女”。孟心史有一篇《清太祖所聘叶赫老女事详考》，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倾城倾国尤物，真是祸水。兹先言太祖与叶赫的关系。
太祖死后，后来由于太宗由四贝勒共治而定于一尊，所以他的生母成了“太祖孝慈高皇后”，她的闺名叫孟古姐，为叶赫东城贝勒杨机奴之女。杨机奴胞兄名卿家奴，为西城贝勒，其子名卜寨，生女即所谓“叶赫老女”。
九国联军之役的盟主为高皇后的胞兄纳林布禄，所以此役为大舅子反妹夫。卜寨亦领兵与战，奋勇当先，不料坐骑触木而踣，为太祖部下所斩。战事结束，叶赫要求归还卜寨遗体，太祖剖其半与之，遂成不解之仇。
万历二十五年，叶赫媾和，以十五岁的叶赫老女许婚太祖，而以纳林布禄胞弟金台吉之女许婚代善，皆正式下过聘礼。不久，叶赫悔婚，金台吉之女嫁于蒙古，留叶赫老女不遣。
原来纳林布禄要拿叶赫老女作为“奖品”，谁能打败满洲，即以叶赫老女相许。于是万历二十七年叶赫诱哈达贝勒猛骨孛罗，有云：“尔若执满洲来援二将，赎所质三子，尽歼其兵两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太祖得知其情，一举灭了哈达。
万历三十五年，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原来聘了太祖之女为妻，却久不迎娶，原来他亦看上了“老丈人”的“未婚妻”叶赫老女，因而为太祖所灭。
万历四十年，叶赫老女已经三十岁，但对布占泰而言，仍有极大的魅力，布占泰竟因此以“骲箭”射太祖侄女，亦即其妻娥恩姐。太祖兴师问罪，布占泰谢过：“或者人以谗言，令吾父子不睦。若果射汝女，欲娶汝婚，上有天在。”太祖要求他以“汝子并大臣之子为质，方见其真”。延及一年，布占泰竟将他的儿女及十七臣之子送叶赫为质，太祖因而亲征乌喇，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往叶赫。结果国亡而香梦未圆，布占泰并没有娶到叶赫老女。
太祖与舒尔哈齐同母兄弟，由生嫌隙不和，而至于幽禁致死，并先杀舒尔哈齐两子，其起因有二：一为对乌喇及布占泰的态度不同。布占泰为舒尔哈齐两女之婿，顾念亲情，并不视之为敌，万历三十五年曾有作战时公然袒护的事实，太祖因而夺弟兵权。舒尔哈齐的反应，据《清史稿》本传云：
居恒郁郁，语其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三子札萨克图曰：“吾岂以衣食受羁于人哉？”移居黑扯木。上怒，诛其二子，舒尔哈齐乃复还。岁辛亥八月薨。顺治十年追封谥。子九，有爵者五。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判断。太祖诸弟中，唯舒尔哈齐得与其并称，《明实录》于太祖兄弟的朝贡，并称为都督；《朝鲜实录》亦并称之为“老哈赤”、“小哈赤”。于此可知两人地位相埒；而舒尔哈齐与明朝边将另有一重特殊关系：其女为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之妾，生一子。当时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即指李如柏。舒尔哈齐既有兵权，复有奥援，则在对乌喇的政策上发生重大歧异，自然为太祖所忌，遂致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
太祖既灭乌喇，扈伦四部只剩下一个叶赫，于是以索布占泰为名，攻破叶赫兀苏等城十九处。叶赫两贝勒金台吉、布扬古叔侄告急于明，明遣游击马时楠、周大岐带枪炮手一千，保护叶赫东西两城。其时满洲兵还不敢与明对抗，主要的原因是明军有“红衣大将军”——大炮。因此，太祖修书向明朝解释兴兵叶赫：由于叶赫“悔婚”、“匿婿”，不得不然。
当时明朝的威信未坠，犹足以使四夷有所顾忌，所以太祖还不能不貌为恭顺，而另出以狡计，愚弄边吏。因此，明朝虽支持叶赫，却并无发兵助叶赫攻满洲的打算；而太祖亦不敢大举侵叶赫，避免对明朝过分刺激。
这样大致僵持的形势，到了万历四十三年夏天，发生了变化。叶赫急于复仇，以“老女”许婚蒙古喀尔喀部的莽古尔代，五月下聘，七月成婚。太祖部将都以为此可忍孰不可忍，主张进兵叶赫，而太祖不以为然，《武皇帝实录》载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事云：
扈伦四部皆由“叶赫老女”而亡（2）
初，夜黑（按：即叶赫）布羊姑以妹许太祖（按：布羊姑即布杨古，卜寨之子、“老女”之兄），受其聘礼，又欲与蒙古胯儿胯（按：即喀尔喀）部翀孤儿太（按：即莽古尔代）台吉（按：“台吉”由汉语“太子”转变而来，各部落酋长之子皆称“台吉”，意同王子），诸王臣曰：“闻夜黑将汗聘之女欲与蒙古，所可恨者莫过于是。当此未与之先，可速起兵。若已与之，乘未嫁时，攻其城而夺之。况此女汗所聘者，非诸王可比，既闻之，安得坐视他适？”皆力谏兴兵不已。
太祖曰：“或有大事，可加兵于彼；以违婚之事兴兵，则不可。盖天生此女，非无意也，因而坏哈达、辉发、乌喇，使各国不睦，干戈扰攘至此。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是坏夜黑，酿大变，欲以此事激我愤怒，故如是也。今尽力征之，虽得其女，谅不久而亡，反成灾患。无论与何人，亦不能久。启衅坏国已极，死期将至矣。”
诸王臣反复谏之，必欲兴兵；太祖曰：“吾以怒而兴师，汝等犹当谏之，况吾所聘老女为他人娶，岂有不恨之理？予尚弃其忿恨，置身局外以罢兵；汝等反苦为仇校，令吾怨怒，何也？聘女者不恨，汝等深恨何为？岂因忿遂从汝等之言乎？汝等且止。”言毕，令调到人马皆回。
诸王臣奏曰：“此女迄今三十三岁，已受聘二十年矣。被大明遣兵为夜黑防御，夜黑遂倚其势，转嫁与蒙古，今可侵大明。”
太祖不允……
按：如上实录，太祖所谓“大明助夜黑，令其女不与我而与蒙古”一语，当系后来修实录时所加。太祖当时必不致作此语，当时御史翟凤翀巡按辽东时，主张根本不管他们的“家务”，疏称：“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体亵。”可以反证明朝绝无令叶赫以“老女”予蒙古之事。天聪修实录所以加此语，无非以此与“告天七大恨”相呼应，以见其“造反有理”而已。
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袁崇焕镇守辽东（1）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