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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曾蕴的父亲是刘家老大刘仙浦。第一次看到家里死了人，她不知道韩复渠为什么要杀他们，只听到周围的人说他俩是好人，对穷人特别好，主张人人平等，大家都有饭吃。听说四叔给二叔的信中说，主张平分土地首先要从自己家开始，要按人口平分土地。但后来由于三婶和四婶反对，未能实现。
刘家揣着钱赎人却买回两颗人头（2）
对于两位亲人的死因，家族中唯有二叔刘云浦最清楚。最后一次见到四弟时，刘晓浦对痛心不已的二哥说：“不要花钱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那是永远办不到的。”
刘家的两位亲人安葬在垛庄村的西南，二叔让全家老少铭记：“你们的四叔和五哥是顶天立地的好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好事、善事，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
刘曾蕴和刘曾蔼毕竟还是孩子，当眼泪哭干之后，她们盼着这个漫长的丧期快快结束，回到学堂里继续念书。她们正沉迷于《聊斋》里的狐狸精的故事，沉迷于《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对联诗，她们不可能考虑天下将会发生什么大事，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七七事变后，两个女孩13岁了，才知道两位被杀害的亲人是共产党。她们已经懂得不能对外人说，否则是要杀头的。
刘氏家族迅速走向没落，情景一年不如一年。刘家卖掉大量土地维持生活，除了十几个男孩可以继续读书之外，女孩们读到小学毕业就无法再去学堂了，她们每天围在曾蕴母亲身边，听她讲讲四书五经，学点针线活。
抗战爆发后，刘家感觉到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已经耀眼地朝偏远的乡下逼来。为躲避战乱，刘家从垛庄搬到了山沟里的夏峪村。
1938年3月，日军由板垣征四郎指挥第五师团沿胶济路向东进攻，占领青岛，然后直逼临沂城。日军从泰安方向浩浩荡荡地向垛庄挺进，他们刚一占领垛庄，就被“八卦宅”的壮观和豪华所震撼，立刻将此地当作他们安营驻扎的场所。那时，国民党第三军团长兼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得知日军由蒙阴公路南下到了垛庄，即派出补充团，也来抢夺攻占垛庄。补充团团长李振清看好地形，见小鬼子们都躲在刘家庄园里，于是心中大喜，以为能吃个“包饺子”，便指挥着两门山炮对准刘家大院南门墙猛轰起来。然而，轰了半宿，由于院墙又厚又高，也只是轰开一个小缺口，这一仗注定无法畅快。趁着国民党轰院墙的空档，三百名日军分乘六部汽车，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垛庄增援。李振清团长一边骂刘家的院墙为什么修得这么结实，一边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增援的日军对峙。这时的国军，反而被日军夹在中间。无奈，李团长指挥着国军，炸毁了三辆日军汽车，缴获一辆，也算是给庞炳勋军长一个交代。日军和国军都想消灭对方，结果谁也拿不下谁，两败俱伤，不了了之。补充团在遗憾中撤出垛庄，远离了刘家大庄园。
一些村民以为日本人走了，纷纷回到垛庄，结果被仍驻守在刘家庄园里的日军抓住8人，绑在刘家大院的树上活活烧死。日军撤退时，不仅把刘家茂密的大树都砍了，将刘家的房屋也一把火烧了；还将战斗中打死的自己的士兵也烧成骨灰，一并带走。那时，刘家的几个男孩抗战打鬼子心切，想去投奔国民党军队。二叔知道了这件事，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家绝对不能又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要打鬼子就去参加共产党。”
1938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带着八路军来到垛庄。二叔率领刘氏家族，敞开大门迎接自己的队伍。二叔将变卖家产购置的枪支弹药和已组建起来的武装全数交给共产党，将家里的资财、粮食也都交给了八路军作为军需。到秋天，刘少云、刘竹泉、刘幼云、刘滋泉、刘曾浩、刘露泉、刘曾育7个男孩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
1939年“五一”，鬼子对沂蒙山区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扫荡的队伍不仅再次烧了刘家大院，还把刘家在夏峪村住的房子也烧了。这次，刘家连过冬的棉被都没抢出来。
从此刘家彻底走向衰败。
一对情侣的照片（1）
1997年秋冬，我与北京的几个记者去了山东的临沂市，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革命老区沂蒙山。
采访结束之后，我们去了正在开发的蒙山住了两晚。因为还未对游人开放，景致好得令我惊叹。已经不记得是在去蒙山的路上还是下山之后，我们去过一个烈士陵园。大约有那么几分钟，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块碑文上，上面记载了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牺牲在沂蒙山的事。那时我连他们是跟日本人打仗死的还是跟国民党打仗死的都没弄清，他们叫什么名字也没记住，模糊记得那男的是福建人，戴着眼镜。那个时期，我对爱情还存有美好的期待，对生命也报以部分的真诚。凭着直觉，我相信那对青年男女之间应该是有爱情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大学生呢？为何从遥远的南方跑到沂蒙山来打仗？他们葬身这里，他们的家人知道吗？当地人又知道他们吗？
那些念头一闪即逝。对碑文中那对男女的关注也只是随意一瞥，在大伙催着“走了走了”的喊声中，我也就轻松地走了。
这件事一放就是十年。
2006年9月的一天，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那块碑文中的青年男女。他们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们从南方走到北方来，直至葬身沂蒙山？他们与当代年轻人的区别在哪里？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战场，而不是其他道路？
也许一切都是天意。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他们。冥冥之中，我仿佛是受了他们的召唤，注定要与他们有一次拜谒。
我独自坐着火车去了沂蒙山。
当老区人民听明白我的意图后，问：“你要找的是哪对男女？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有三对。一对呢，是陈明和辛锐夫妇，男的是福建人，是抗战时期山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女的是济南大资本家的女儿，两人都在大青山战斗中牺牲了，女的怀孕三个月；另一对呢，是朱瑞和陈若克夫妇，男的是江苏人，是抗战时期山东分局的书记，女的是上海来的，她被日本人抓住后，抱着刚出生的孩子一起死了；还有一对是李林和甄磊夫妇，男的是八路军的组织部长，大青山突围时受了重伤，好像也死了，女的当时怀有八个月身孕，在大青山突围中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
我被问得瞠目结舌。一下子冒出三个版本令我难以选择，而且其中两个女八路牺牲前都怀有身孕，这种事令我震憾。
我请老区人民带我去烈士陵园，只要找到当年我看见的那块碑文，就清楚要找的是哪对夫妇了。不料，老区人民又问：“我们这儿有65座烈士陵园，你想找哪一座？”
我又哑了。这个说法至少透露出一条信息：这地方曾经打过许多仗，死过许多人。否则哪儿来的那么多陵园呢？
我请老区人民带我去蒙山，因为那座烈士陵园在蒙山附近。老区人民又问：“你要去哪座蒙山呢？我们这儿有东蒙山和西蒙山。”
我无法冒然选择。我打算看三个最大的烈士陵园，一个一个去找，如果找不到就算了。
真是天意。走入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半个钟头左右，凭着印象，我竟然就找到了十年前见过的那块碑文。
原来我要寻找的是陈明、辛锐夫妇。
墓碑上竟然镶嵌着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八路军情侣的照片，立刻就被打动了。
照片中的两个人站着，背景是一个泥土房的门框和大片的天空。估计有人把他们从两边往中间推搡过，所以俩人有些仓促地头挨着头，亲密，同时又在忍不住开心地笑着。他们都穿着四个口袋的八路军服装，戴着军帽。丈夫陈明的服装颜色要深一些，没系腰带。辛锐系了皮腰带，显得英气十足，因头发装在帽子里，无法判断其头发的长短。陈明的个头比辛锐略高一点，戴着眼镜，手背到后面去了，一介书生的模样，他的笑容灿烂，厚道而腼腆；辛锐的两只手放在胸前，轻卡腰间的皮带，虽然戎装在身，神情中仍透着大家闺秀气质。她站在陈明身旁，头部略侧向陈明的肩膀，笑容如同陈明一样灿烂而羞涩。从照片上看，生活中的他们应该都是羞赧之人。一对腼腆的夫妻，一对腼腆的知识分子，八路军的队伍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我有点好奇，在我的印象中，革命前辈们大多是粗犷的工农干部啊，与他俩这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反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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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情侣的照片（2）
谁为他们拍下这张照片？拍照片的人现在何处？令他们双双赴死的大青山战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临沂市委编的《沂蒙英烈颂》，里面详细介绍了陈明和辛锐的生平以及他们牺牲的经过。原来，辛锐原名辛淑荷，是山东商会会长辛铸九的孙女，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三八节时，与陈明结婚；当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突围时双腿受伤，被老百姓藏于山洞里，16天后被日军发现，壮烈牺牲。陈明的祖籍福建，曾就读上海大学社会学专业，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深造过，当过红军，1939年春来到沂蒙山，任山东党校副校长、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大青山突围时，他双腿负伤，当日军围过来时，他饮弹殉国。
陈明、辛锐夫妇短暂的生平比我想象的要惊心动魄得多！我所追寻的这对夫妇，原来拥有如此壮烈华彩的人生。陈明牺牲时是39岁，辛锐只有23岁，陈明以前结过婚吗？辛锐爱陈明吗？他们的婚姻是组织分配的，还是一见钟情？他们在一起幸福吗？
我所有的问题，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都回答不了。我请老区人民带我找当年见过这对夫妇的人，他们摇头说：“不可能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差不多都走完了，就算你找到一两个，也都老得说不了话啦。”
时间是多么无情，既接纳了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又吞噬了一切。
我不甘心，决定去一趟当年辛锐藏身的那个山洞。我想，也许还有老村民记得这个女八路。他们夫妇作为战争年代的一抹烟云，早已消散得荡然无存，我能抓住他们的一丝踪影吗？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右侧是一片桐林，我从中穿了过去，走在一条鹅卵石铺砌的小路上，走在幽静的园林里，我分明能感觉到，红色院墙之外是一个时代，院墙之内又是一个时代。而我分明走进了一个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我分明看到了一张张青春亮丽的面庞在我眼前飘荡，那样的真实，几乎让我分不清她们是活在昨日还是今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生命的追求和理解因着不同的时代氛围而各异。无论怎样，追求和享受美好的生命是每代人共同的目标，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又是不同的。
三个女孩的老照片
车在蜿蜒的土路上走了很久，到了薛庄镇后，又不知经过了多少村庄，不知穿过了多少片杨树林和庄稼地，才走进了大青山。当年辛锐藏身过的火红峪村位于半山腰。
当年为辛锐抬担架的村民聂凤举、聂凤智两兄弟早已去世。此前临沂党史办的同志曾对我说，当年给辛锐送过饭的聂凤举的妻子，2005年也刚过世。
当83岁的王瑞兰大娘拄着拐杖站在自家院子里时，我真是惊喜极了。她竟然活着。那年，王瑞兰刚结婚3个月，才18岁。她说：“那天夜里俺老头抬进来一个血糊糊的人，也看不清长什么样，就看见是长头发，她疼得哎哟哎哟的。俺老头悄悄告诉俺，这是陈明的爱人辛锐，陈明是个领导。俺老头怕日本人发现，说得赶紧把人藏到山洞里，就把家里的门板拆了当担架，俺也把娘家陪嫁的新被子拿出来给辛锐盖上，俺老头兄弟俩在前面抬着，俺在后面搭把手，把辛锐送进山洞里。以后，俺就给她送饭，白天不敢动，都是天黑了送去的，送到洞口就赶紧回来。每次去她都是睡着，有时疼得‘俺娘俺娘’地喊，怪让人心疼的，俺一直没看清她长什么样。”
我让王瑞兰老人带着我去看辛锐藏身的山洞，洞口已经被堵死。
坐在那个隐蔽的洞口前，静默了一会儿，我似乎完成了某件事，准备忘掉这个地方。
下山时，我特意再次拐到王大娘家。我喜欢闻山户人家用木柴烧饭的味道，喜欢看农妇拉风箱的节奏。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翻看王大娘家的影集。突然，一张三个女孩的合影照片吸引了我。这显然是一张翻拍的老照片，从她们的穿戴打扮看，应该在抗战年代；从年龄上看，也都十七八岁的样子。三个女孩中有两个都梳着大辫子，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她们穿着老百姓样式的衣服，但棉袄棉裤穿在她们身上很合体。三个风华正茂的姑娘半蹲着，身后是一片隐隐的树林，她们全往右侧方看过去，那里一定有很多人吧？或许有她们的恋人？她们看上去那么青春盎然，笑容那么灿烂，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和质朴。她们是谁呢？照片的底部打出一行字：“山东姊妹剧团演员，（中间）为团长辛锐”。
可我觉得中间这个女孩不是辛锐，她是个圆脸，而与陈明合影的辛锐是方脸，两人脸型明显不一样。那么，这三个女孩是谁呢？她们是否也参与过大青山突围？她们今天是否健在？
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最初见到这张照片时对我的冲击。如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晕眩过后，我让自己极力镇静下来，试着拂去照片上的沙土，更清楚地欣赏那个年代中的她们的美丽。我敢说，任何人，只要看过这张照片，都会被她们美好的神态感染，都会产生一？##耐锵е椤？/p》就在我盯着这张照片目瞪口呆之际，我还没有意识到，一群女八路军在沉睡了多年之后，仿佛听见了我的召唤般，一个个从历史的深处向我走来。
资本家小姐辛淑荷原本要当画家（1）
济南大明湖南门，正对着一栋用铁栅栏围起的三层小楼。小楼灰墙灰顶既结实又洋派，上上下下约五六十间屋子。进得大门，便是一个花园，有芍药、牵牛花、夹竹桃、丁香、鸡冠花、水仙和云竹，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花交相辉映；假山、假石、假湖水，应有尽有，寂静清幽。
这栋楼房的主人便是民族资本家辛铸九的公馆。辛家三世同堂都住在这里，享受着天伦之乐。
当清晨的鸟儿鸣叫着在梧桐树枝间跳跃时，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推开窗户，然后铺开宣纸，研墨准备画画。
她就是辛葭舟长大了的二女儿辛淑荷。她身高1米65，修长、高挑的身材，文静而秀气的脸庞，梳着整齐的三七分的短发，穿一条素净的方格旗袍。因为酷爱画画，她读到初中二年级时，爷爷就让她回家专心画画，除此，她还与中学同学刘佩琼（此人很快成为她的嫂子，济南地下党员，参加八路军后改名李敏）一起，在家里读私塾。
一个10岁出头的小黑丫头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她扎着两根朝天的羊角辫，胡乱地把书包斜背在身后，她凑到辛淑荷身边，讨好地问道：“二姐，你又要画画啊？今天画什么？”
辛淑荷一边研墨，一边出神地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她看看小妹的模样，微微一笑，嘴中轻轻吐出一个词：凤凰。
“凤凰是啥呀？”小黑丫头叫辛颖，是辛葭舟最小的女儿。她并没有耐心弄清楚自己的问题，只是有心没肺地乱问着。
辛淑荷也没打算理会妹妹，专心地研她的墨。妹妹讪讪地踢了一下她身后的什么，跳着蹦着上学去了。
又是一天没挪地方，辛淑荷一心一意画她想画的凤凰。
傍晚时分，辛颖放学回家，看到二姐还在画画，扯开大嗓门喊道：“还在画呀，你烦不烦啊？跟我玩会儿吧？”辛淑荷回头朝她笑笑，轻声道：“自己玩呗。”又转回身去。辛颖知道二姐永远都是静静的样子。
辛淑荷终于完成了手上的这幅画。只见画纸上，一只翎羽绚烂的凤凰，提起一只脚爪，立在一株梧桐树上。它转头回视的左方，是绿色树冠，右下方则是秀丽挺劲的几竿翠竹。从这凤凰的头颈、翼尾和腿部的动势来看，它似是刚从遥远的天边飞来，终于找到了这合意的栖息之处，正合拢双翼回视后方，呼唤着同伴。
“好一只凤凰！”随着称赞声起，爷爷辛铸九已经站在孙女的身后。他欣赏地看着孙女笔下的凤凰，说，“淑荷啊，这幅画很精彩，你自己满意吗？”
淑荷娇羞地点点头。
辛铸九问：“那么，办画展时，如果有人出高价买走它怎么办？”
淑荷舍不得地又看了一眼，坚定地说：“不是为抗战才举办画展吗？我希望咱们能多捐点钱，送到前线。”
“哈哈，我真为我的孙女骄傲。来，题上你的大名吧。”
淑荷娇羞地谢过爷爷，拿起画笔，在画的右上方空白处留下字体娟秀的题款：
丙子冬十一月
淑荷女史作于百花洲畔
然后，她又拿出两颗小小的刀法古朴俊逸的朱红印章，上面的一颗为篆体白文“辛淑荷印”，下面的一颗为钟鼎朱文“百花洲上”。
“二姐的画展我也要参加。”说话的人一阵风似的刮进屋来。这是位十六七岁的少年，淑荷的二弟辛树明，正在读高中。
辛淑荷轻轻地唤了声“二弟”，便羞怯地立于爷爷身边。二弟欣喜地看着画纸上的梧桐，赞叹道，“姐姐，上海的抗战将士要是知道你为他们办画展捐钱，那就会更加英勇杀敌。”
辛铸九亲自动手帮着孙女裱画。年轻时，辛铸九就喜爱画画，他的书法名声在外，尤擅欧体。因此，六个孙子孙女中，他最喜欢有绘画天赋的二孙女辛淑荷。
这幅画，纸本，绫边纸裱，高34厘米，阔44厘米。裱好画后，辛铸九叮嘱淑荷：“画展的地点定在民众教育馆大厅，你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有信心吗？”
资本家小姐辛淑荷原本要当画家（2）
淑荷偎着爷爷，用手指了指墙上挂的、地下裱好的那些工笔画。爷爷会意，吟吟笑着，一一过目孙女的这些作品。
辛颖不知何时冲了进来，一头钻进几个人中间，扯开嗓子就唱：“小燕子，飞呀飞，飞到天空找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