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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说，他还谈到了这个村年轻的党委书记吴协恩的那辆奔驰600，“他不喜欢坐飞机，他管的公司到处都有，他开车去视察。”
江阴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在新市区内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为了争办魅力城市，被遗忘多年的历史人物焕发了生机。在餐桌上，一位满脸学生气、27岁的市长助理还讲述了江阴的另一段佳话，在明朝末年抵抗满洲人的入侵时，是江阴这个地方进行了最悲壮的抵抗，他们坚守了81天后，清兵屠城10日，比扬州三日更悲惨，据说最后只有53人幸存。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黑暗与猥琐，但在一些时刻，人们的气节又令人赞叹。
在一个黄昏，我还在一处旧民居游荡，据说它是囚禁晚年张春桥的地方。人们喜欢谈论江阴的商业精神，在不过100多万人口的江阴市，有18家上市公司，它是苏南模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江阴的实业家们质朴、谨慎却个性鲜明，他们中命运最戏剧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帮助一家东北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英雄，然后在另一场纠结着权力、金钱、傲慢与阴谋的斗争中，逃往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注脚。
但是所有谈话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到华西村与吴仁宝，在江阴人们不用吴仁宝这个名字，而只是用老书记。矗立在公路旁的广告牌上，当地的报纸上，人们的谈话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华西村比这座城市更有诱惑力，吴仁宝则是一个必定被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华西村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楷模。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充斥了类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组织。我们总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简单模式，期待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就可能解决所有的难题，我们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中，丝毫不理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过“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张秉贵的服务精神”，也有过“农业学大寨”、“红旗渠”……榜样的力量令人鼓舞，却经常迅速烟消云散，时代总是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变成了尴尬，谁能真正理解陈永贵在1986年去世时的内心感受？我也记得1993年禹作敏锒铛入狱时给人的震惊，仅仅一年前他还是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这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但是，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却成功避免了进入这个不断延伸的序列。
二
在民族宫大会堂的门口，人们在排队、抽烟、拍照，他们来自河南、陕西，戴着旅行帽，穿着不太合体的西装，用各自的方言谈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后不远处是那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20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那个时刻，大邱庄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村庄，它的富有程度让当时接受这辆车的吴仁宝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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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2）
我们都在等待十点半开始的吴仁宝的讲话。华西村里到处都是大型轿车，一张门票100元，还有那些十座塔林里的餐馆、酒店、纪念品商店可供消费，昔日这个以贫瘠著称的乡村，还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参观石狮子林，龙西湖公园，微缩的悉尼歌剧院，美国乡村别墅，二十四孝的壁画，雕刻着桃园三结义的长廊，它们不相干地混杂在一起，撞击刚刚铸造出的全世界最重的撞钟，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就像是我接下来听到的演出中的锡剧《看稀奇》中那句歌词：“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这个T型车的发明人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公园，容纳所有的美国特色，木匠、铁匠、马场、小学、集市和爱迪生的实验室都在那座公园里出现，一代代美国人在此体验浓缩的美国生活。那么华西村呢，它像极了那个突然从民间演义被拽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遵循前者的影响，但我们又希望体验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观，都比不上吴仁宝富有吸引力，他已经78岁了，仍是中国8亿农民中最闪亮的明星。他的个人成长像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史。他1928年出生时，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卷入现代世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在农村中寻求中国变革的力量，通过许诺让每个人获取土地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他1961年成为华西村的党委书记时，农村进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单元，传统农村社会中由士绅和农民达成的稳定结构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深入，新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代代农民所遵从的驱动力——他们为生存所迫，为基本利益计算；他在1980年结束了5年的江阴县委书记生涯回到华西村时，农村在打破旧轨道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创造力，鼓舞了整个社会；但是，仅仅10年后，中国农村又陷入了尴尬：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消费主义驱动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农民未分享到足够的成功，同时，他们依赖了多年的、给予自己内心稳定的价值观正在崩溃……
吴仁宝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风尚中，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年代，他是学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年代，华西村创造了最高400亿元的销售额；在一个人人感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的年代，华西村又成了社会主义的实验乐园，它平等、和谐、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在媒体上过份简化描述的吴仁宝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边倒描绘成一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者按照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一位伟人”；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则被充满怀疑地认定为在一个乡村树立了家天下，在位40年之后又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下一任领导者。
10点30分，吴仁宝准时地出现了，修建得像是缩小版的民族宫大会堂立刻安静下来。他不紧不慢地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央的小小的方桌子前坐下，深灰色的毛线衫和他满脸的谦和，就像人们期待中的乡村的老教书先生的形象。当他开始讲话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子也要坐在一旁。他的江阴话对于台下的观众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必须经由那个女孩子的普通话翻译，我们才能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一老一少配合的形式本身，甚至冲淡了讲话了内容，总是在年老的方言的最后一个字尚未落下时，年轻的普通话就一板一眼、从不改变节奏地响起。这种配合已经持续了4年，面对不断涌到华西村的参观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节目。
吴仁宝的谈话都是以打油诗的形态出现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它和说书人口中的三国、水浒故事一样，是中国农民最易接受的文化形态。昨晚，在阅读那本由江阴宣传部所编写的《吴仁宝的故事》中，我已熟悉了这种形式。我阅读了吴仁宝所编写的《十穷戒词》、《十富赞歌》，那其中是“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劳富”，“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它给我的感觉是奇特的，它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它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观。这本红色的小书的叙述语气，则像是我童年时期阅读的民间故事的翻版，吴仁宝被塑造成一名面对各种逆境都能寻找到机智对策的神奇小子，他的灵活性与深刻的实用主义总是能够挽救他。于是，在农村合作社刚兴起的年代，他可以像捉鬼一样捉到那些拒不合作的落后分子；而在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刻，他在学大寨的背后又偷偷在村内开办小五金厂，只要检查者一离开，小工厂就照旧开工；为了促进村民的和谐，他用金钱的奖励来促使儿女孝顺父母……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运行之道——在纸面与讲话上所传达的一套规则，而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
一座村庄的故事（3）
华西村就像是一个奇异的混合体。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与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通过二十四孝、龙王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展现的……吴仁宝知道如何躲避政治的官僚体系的不确定性，并使它们为华西村提供帮助。同时，吴仁宝的个人自制力，使他躲避了可能出现的傲慢，在中国社会，这种傲慢经常是灾难的前奏。
我没有和华西村的普通村民深入交谈，这个村庄已被太多地展示，以至于从表面上看来，一种集体性的荣誉感已深入人心。我对于华西村的态度则矛盾重重，一方面它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方向却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应该效仿的，我们仍不清楚它所推崇的人人平等的集体所有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试图为农民塑造的新的意识形态是否正是现代中国所追求的，而且，华西村的奇迹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仁宝的个人能力，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少在表面看起来，今日的华西村仍像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它是中国历史书上不断出现的一个明君和一个时代，或是一位清官与一方水土的关系。这些官员的首要特征，不是在于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度带来某种新面貌，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利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为自己的所属的地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崭新的传统
“liquorice是甘草，astragalus是黄芪，cornus则是山茱萸……”董文佳指着挂在墙上错落有致的有机玻璃说，那些形状各异的草药正镶嵌其中。真是些遥远而陌生的名字，它们总让我想起需要踮起脚跟才能够到柜台的鲁迅的童年景象。那一排排密密麻麻排列、写满这样奇怪的名字、染上黑漆的小柜子，像是中国人生活中幽深而无法参透的密码。对于鲁迅来说，那些用小杆秤称好、用草纸包裹的干草，对于他父亲的病躯毫无作用。然后，对于鲁迅之后的几代人来说，中药就像线装书、裹脚布一样，是衰老文明的象征，必须不留情地被抛弃。
董文佳穿着黑色的套装，她26岁，英文和普通话一样标准，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之后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前往英国留学是她这一代青年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我对于中药一无所知”，在回忆最初在中药连锁店工作经历时她这样说，“我花了很多时间记住这些草药的名字。”
董文佳如今是这家名叫森（Sen）的中药连锁店在伦敦南莫敦（South Molton）街59号的分店的销售经理。只允许步行的南莫敦街上名牌商店林立，它也是伦敦昂贵的商业区之一，森（Sen）的对面是著名的服装品牌Ninewest。沿着街道走过，你很难把59号这家商店与中草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像是一家高级香水店。草药、茶叶却被包装在鲜亮的红色绿色的盒子里，它是可以安神的饮料，护理皮肤的浴液，草药不仅是治病，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弥漫在空气里的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挂在墙上的草药，和坐在医疗间内准备在客人身上扎满细细的长针的医生，仍把它与古老的中国传统联系起来。
“这可能是最贵和最奇特的中药店了”，董文佳说。森是来自香港的商业集团和记黄埔在中药领域的最新尝试。“森是中国草药的新面孔”，在那本小小宣传册上，这家公司宣称，“它力图将中国传统医药的艺术与科学带到西方。”中药在西方的历史漫长，伴随着中国人在19世纪开始的史诗般的向全球移民的过程，中药店就像在橱窗里挂满了叉烧与红肠的中餐厅一样，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也像唐人街里的财神、风水、喧闹凌乱、汉字对联和大红大黄的颜色，总是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情特色，它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代表着历史的神秘，却不是未来的潮流。
但是，森看起来却是如此不同。它试图使埋藏在小柜子里的草药，重新成为潮流。森试图将设计上的前卫与文化上的古老交织在一起，它使草药与中医变成了一种新奇而安全的心理体验。整个西方如今正沉浸在对健康生活的极度追求中，在未来，森的中草药或许就像印度的瑜迦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的一部分。在伦敦开设的最初的六家森的连锁店，选择在最昂贵的商业中心，与阿曼尼、欧莱雅与夏奈尔相伴……
周末夜晚的莱斯特广场，拥有王府井一样的吵闹与活力。那些将头发染成不同颜色的年轻中国人面孔上流露着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唐人街与中国形象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移民塑造的，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与福建，被生活困顿与社会动荡所迫，来到异乡。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勤奋、节俭与沉默，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武器。他们将中国的苦力、洗衣工、餐馆的日常生活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而现在，中国正变得强大、富有，被热烈地探讨是否将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新一代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拥有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律师、银行家、程序员和大学教授，理应重新定义中国的形象，改变唐人街的面貌。香水店一样的中药铺“森”，或许代表了这种未来的潮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挑战尚未出现，除去这种形式上的改变和暂时的消费潮流，我们是否应寻找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的真正内在价值。我们可以在高楼大厦里开设孔子学院，可以将四川菜连锁化，也可以把旗袍变成晚礼服的一部分，使功夫进入好莱坞，但除去这些符号化的转变，我们是否可以真的发现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与连续性，中国人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度——它们值得被全世界所分享。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肯定无法获得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数字那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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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1）
“当我谈起斯大林与杜鲁门，甚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似乎也可以是拿破仑、凯撒或亚历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战史的序言里，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这样描绘他给耶鲁大学的2005级学生讲课时的独特感受。课堂里的年轻人大多出生于1984年前后，柏林墙倒塌时，他们才5岁，他们从不同渠道了解冷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的生活，却对于它的真实状况缺乏头绪，就像加迪斯所说的“它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并非全然不同”。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正在闹哄哄的希思罗机场里思考该如何理解邓小平。这时距离他的去世正好10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记忆早已变得短暂速朽，真实被想当然地遗忘与忽略，它变成了几个抽象的概念。于是，邓小平总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白猫黑猫”、“中国经济奇迹”、“南巡讲话与市场改革”、“一国两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谁还能理解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语境，和它们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总是困难重重，你该如何试图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如何既理解他的历史性地位，又能够寻找到他的个性与时代间的关系。而且不可避免的，对于他们的解读，总是充满了周恩来对解读法国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现在作出判断，仍为时过早。”
直到74岁时才真正控制掌握国家权力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纪的世界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几个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他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当然，还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种力量的代表），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纪的最后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将他视作这个被战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夺所笼罩的世纪的代表人物，似乎与真实的他相去甚远。他重新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的行动，与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但他不是一个迷恋哈耶克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学说的人，事实上，他对各种名目的意识形态从没有发自内心的兴趣。他经常被视作共产主义路线的修正者，他的成就与命运都比赫鲁晓夫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都斐然得多。
对于中国的转变，他有着更朴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后的几次出访后，他看到了美国与日本的繁荣，甚至昔日华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绽放出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出生于1904年的邓小平，实际上更属于这一种传统——在他们出生时，古老的中国正跌落到声望与自信的谷底，几代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它重新焕发生机、赢回尊严。他们尝试了各种方式，包括从西方借用了武器、技术、机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的理解，与其将其置放于一个冷战的历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长的朝代更替中的历史中，这样似乎更容易有头绪。
在中国现代史上，邓小平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兴者，他有着更强的现实感，较少被个人野心所左右，他对于他所服务的国家与组织，充满了忠诚，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内部稳固它，而在手段上却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开放性。在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