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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拉的文华酒店的小插曲，在电梯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无孪的面具和铁衣人的盔甲，电影《夜宴》在马尼拉之行好像刚刚结束。第二天早晨的《菲律宾星报》上，我看到了对于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其中一句提到，《夜宴》的导演正是李安，他之前的作品是《卧虎藏龙》……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80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在1985年描绘张艺谋的文章《秦国人》，其中的洞察力和两人的情谊，至今读起来依然动人。他们所创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长久遭人病诟。
他们曾经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最衰落的时刻，尽管它其中仍闪现着零星的人性的抗争与光辉，但是历史惯性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吞噬却是致命的。80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充满朝气、又是一个充满了深刻怀疑的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深感不安，人们觉得自己与历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急切寻找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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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武侠连续剧（2）
中国在过去20年的轨迹像是过山车轨道一样起伏剧烈。80年代的追寻与自我怀疑，经过了90年代埋头于发财致富后，在新世纪开始时突然被一种新的自信与自满所取代，我不得不说，这其中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心理痕迹。80年代的中国，因为她刚刚开放，因为她的意识形态，引起世界的好奇心，而现在她则是因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和未来潜力。
一部又一部的制作费用惊人的古装武侠电影，看起来就像是今日中国的某一面的展现。在制作上，它是物质与技术上的积累，而非创造力的真正展现；在对外宣称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垄断……
坐在五道口电影院时，我对即将开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毫无期待，像往常一样，互联网世界已流传了各种版本的刻薄评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期待看到的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它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都选择了在12月14日公映。但是，当我17日回到北京时，前者已在各大电影院销声匿迹。即使在放映日内，它也将时间安排到早晨9点30分，或是下午。而在主要的电影院里，后者则是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
电影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相信，它的最后十几分钟相当精彩。在一场金甲与银甲、面目不清的厮杀过后，意外的高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到广场中，拖走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清水迅速冲洗了血迹，绽放的菊花取代了刚刚被践踏的那些尸体，色彩鲜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开，皇帝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气定神闲，士兵列队，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准备好的乐师开始有关忠孝礼义信的合唱……在一层又一层的背叛与阴谋暂告一段之后，一杯毒药泼在了圆平台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度诠释了电影，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张艺谋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的，至少他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新的一层掩盖住旧的一层，人们总是站在血迹与尸体上歌唱，没人会记住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短暂的质疑，似乎迅速淹没在对场面与色彩的铺陈与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众的嘲笑与解构中了，它平庸的剧情与彻底缺乏的历史常识，也使得这种追问显得概念化与空洞。
在这场消费狂欢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动人的电影，比如《三峡好人》，你依然只能去买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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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秘密的崛起（1）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4年的7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36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10亿人民9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轰然倒塌，工人阶级昔日的荣光被下岗的命运所取代，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100年前对“4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2004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的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2002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在1978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的将近30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像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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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秘密的崛起（2）
2007年1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上部，1978—1992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1978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8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8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1978—1992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1992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2000个县，变成了2000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1990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300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讲，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1978—2008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什么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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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厌倦症（1）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地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前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像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惟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像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被孙中山一代哀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经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偏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他们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在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宜家家居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在分享全球正面临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提供清晰的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模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动力。如果运气好，意志坚定，一个国家可以将模仿转化成一种新的创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标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开始否定自身。我记得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明确的历史进程感如今消失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压缩的世界里。
“大国崛起”厌倦症（2）
或许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出这种压缩感。这种压缩感带来了极为新奇的体验。我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奉节县朱衣镇的谣传说，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以确保众多高架桥的稳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孔飞力笔下的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这则新闻所映射出的心理，也同样真实地属于那个被热烈谈论的已经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与思维上的压缩感，使得事物不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更细微的观察力和更为精确的表达。这与我们已经长久习惯的“口号式”讨论，截然不同。这对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地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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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1）
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仁宝
一
山顶上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点清冷，它的两旁是蜿蜒的长城城墙，紧邻城楼的是山海关。山下遥遥望去则是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悉尼的歌剧院，更远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国式、美国式别墅，还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华西金塔，这一切笼罩在有点灰蒙蒙的空气中，远远地你看到炼钢厂的高炉与巨大的传输带……
那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正站在这座天安门城楼前，身后金水桥，两座金色的老寿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这个年轻人说，“夏天和秋天人特别多”。他还猜测说那座寿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忠烈的杨家将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来到江阴的，180公里，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夜幕下，京沪高速公路两旁的若隐若现的景物，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时乘车从浙江省的温州到温岭，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我会突然想起《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灯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对于那种黑暗之处的神秘感都被压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