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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北到陕北，又到山东，再出关到东北，又进关到华北，南下两湖两广，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从海口追到三亚。枪声停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那脚，说脚呀脚，咱们走到天涯海角了，中国大陆走到头了，这回你也该歇歇脚、享享福了。
没想到还要跨过鸭绿江，走到平壤，走到汉城。
抗美援朝第一枪，就是我们40军打响的。
二、巾帼风采
郭绍玲老人说：
我家住在北京通县，我在通县女子师范读书。平津战役打响了，学校不上课了，学生都回家待着。那年我16岁，在家没事，可憋闷了。
一天晚上来部队了，尽是些戴狗皮帽子的，老年人都说从没见过那么多部队。参军后知道，住在我们家那一片的，是3纵8师23团。在院子里绑云梯，在胡同里练爬城墙，到城外练爆破，准备打北平。小孩子乐坏了，在院子、胡同里跟着跑，看热闹。部队纪律可好了，又和气。
住在我们家厢房的，是司令部的几个干部。有个姓宁的参谋，成天趴在地图上画呀画的。我想参军，可见他们对年轻女人挺严肃的，有点害怕，不敢说。他们吃小米饭，我们家做“驴打滚”，就给他们端去一些，说你们尝尝这个吧。他们不吃，说有纪律，我说咱们换着吃还不行吗？他们笑了，说这个小丫头心眼儿还挺多的。就这么算搭上话了，就把话说了。宁参谋说当兵苦啊，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家里人同意吗？我说同意。我没敢告诉爸爸妈妈。穿上军装了，妈妈还去找过一次，让我回去，我好说歹说把她劝走了。
第二天来个干部，把我领到师文工队，给套军装，把蓝大褂、黑裤子换了。
头两个月可高兴了，南下也高兴，这脚可遭罪了。
开头一天行军60里，老同志不当回事儿。我出了家门就是学校，连6里路也没连续走过呀。到了宿营地，那脚没法看了，全是泡。老同志帮着洗脚、挑泡，用马尾巴穿上，再用煤油灯烤，疼得钻心哪。有人嗷嗷叫。我那眼泪也直淌，使劲咬紧牙。那时就盼脚上那细皮嫩肉，什么时候也能磨出茧子，练成铁脚板就好了。
睡一夜觉，第二天那脚不敢着地。走上半个多小时，脚走木了，觉不出疼了，就行了。我们几个刚入伍的新兵，从前面看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从后边看一瘸一拐的像鸭子走路似的。战斗部队赶上来了，有人就喊，嘿，文工队的同志真卖力呀，刚上路就扭起秧歌了。
想解溲，到路边尽量找个低洼处，大家背对你围一圈。开头没锻炼，越急越解不出来。别说路上大队在行军，围着那一圈人也不行呀！班长说，别着急，闭上眼睛，不想别的就撒出来了。第一次，一泡尿10多分钟也没撒出来，急出一身透汗——觉得也没多少尿了。
行军累吧，还怕休息。一会儿那脚缓过来了，有知觉了，又疼上了。我们几个新兵就不休息，继续走，慢慢走。新兵行军，不掉队就是好同志，帮别人背东西就能立功。
到广西八步，是个小镇，我们文工队一昼夜180里，跟着部队，一步没落，没人掉队。
我们文工队50多人，10多个女的，最小的才15岁。部队行军，我们分成十几个组，在路边找块高点的地方，站那儿唱歌、打竹板。不管阴天下雨，头上多大太阳，路越不好走，越要加紧宣传、鼓劲。看到队伍中谁背着两支枪，有人一瘸一拐的也没掉队，马上就得编成词儿说出去。这个说完那个唱，有部队就不能停。这支部队过去了，后面的还没赶上来，赶紧坐下喘口气儿，喝点水润润嗓子。后边没部队了，说唱完了赶紧跟着走。特别是在广西，土匪多，掉队就危险了。
在湖南休整期间，我们到部队去演戏。《白毛女》、《刘胡兰》、《抓壮丁》、《血泪仇》，我在《血泪仇》中扮演儿媳妇。那时提倡一专多能，我主要是演戏，说快板也行，二胡什么的也能拉一下。演的说的唱的，都是贴近现实的，有的就是我们部队的真人真事，特别受欢迎。
一次，队长让我和个男队员去邻村借个什么东西，好像是演出道具。出村了，他打起摆子，我说你回去吧，他说你一个人不安全。我说青天白日的，没事儿。他走了，我就后悔了，那也不能再喊他回来呀。山沟里，3里多路，路边那草一人多高，好像随时都会窜出个坏人。不敢回头张望，就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手握个 “王八雷”。就是那种瓜式手榴弹，有个压火，压住了扔出去，几秒钟就响，所以又叫“撒手响”。还叫“四十八瓣”，上面横道竖道分成48块，一爆炸弹片像铅豆子似的飞，威力大。心里寻思，若是遇上敌人，一个给敌人，一个就给自己了。
我们那时脸也经常不洗，虱子多时，抓把头发，手上能有好几个。都说“虱子多了不咬人”，打起仗来不觉得了，闲下来一样咬得难受呀。女人又不像男人那么方便，就躲个没人的地方抓一阵子。没那么多工夫，就脱下衣服抖落、抖落，抖落到火里噼啪直响。现在想想，那时那人活得真不容易，也真有劲头、有意义呀。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苏生，
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解放。
……
唱这《三八妇女节歌》的杨永珍老人，离休前是总后工厂部军需生产技术研究所政治部干事，南下时是40军文工团员。
老人说：
我是丹东人，那时丹东叫“安东”。初中毕业考上安东女高，家里没钱，念不起。“八·一五”光复，山东八路军过海到安东，成立个联合中学，我听说了就去报名，报名就收了。回家告诉爸爸，爸爸说，那是当八路啊。妈妈就哭，说你个姑娘家能行吗？也没拦我。三弟两妹，我是老大。爷爷还在，耳聋，听不清怎么回事儿，说我大孙女要干什么呀？妈妈说她去上学。那天下大雪，妈妈给我找两件衣服，包个小包，还有个小褥子，送出好远。
国民党进攻安东，联合中学随部队撤到通化，学员分配到各部队，我到3纵宣传队了。
除了大连，3纵几乎把南满踏遍了，一些地区不知转了多少个来回。部队到哪儿，我们宣传队到哪儿，平时演戏，行军做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分到医院、包扎所当护理员。
印象最深的是辽沈战役。我们在北镇附近一个村子里，大炮一响，一股疾风，窗户啪的一声就倒了，砸在炕上。老乡趴在炕沿下，大老爷们都吓得直抖，我们说没事，别怕。
枪炮响后不到3个小时，伤员就下来了。我们那儿是个临时包扎所，伤员从前线送来，处置一下，再由担架队或大车送到后方医院去。
我和曹华负责5间房子的30多个伤员。她是辽源人，17岁。宣传队还有个辽源人，叫伊枫，16岁，她俩还有点亲戚。还有两个15岁的女孩，北京通县的。
地上铺的稻草，伤员排一溜，我和曹华给喂水、喂饭、接尿。伤员流血多，口渴，医生又不让喝水。有的就喊“撒尿”、“撒尿”，没等你接完，抢过去就喝了。
最可怕的是眼球震出来的，送炸药炸地堡震的，在脸上耷拉着，曹华吓得扭头就跑。我说你快去喊医生，快点。她可能干了，唱歌也好，就是胆小。
有人耳朵震聋了，人也懵懵懂懂的，站起来乱走，把伤员踩得嗷嗷叫。我和曹华搂腰抱腿的，怎么也抓不住他，拼命喊：来人哪！来人哪！
一个排长招手让我过去，问我什么地方人，多大了，哪年参军的。又告诉我他是哪里人，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想回去看一眼，挺清醒的，一会儿就死了。我和曹华举着油灯，浑身都看遍了，也没发现哪儿有伤。从一保临江开始，中等以上规模的仗，我们就干这个。开头那眼泪流的呀，后来见得多了，心就硬了。可看到这种场面，泪水还是扑簌簌直流。
那时我们就说担架队怎么还不快来呀？快点送去医院，好多救活几个呀！
我们宣传队最惨的一次，是在雷州半岛海康县，南下后就叫文工团了。到个村子宿营，女人爱干净，都到村边小河洗衣服、洗头、搓身子。突然飞来架敌机，俯冲扫射，伤亡20多人，河水都红了。尚青、王惠倒在河里，高峰、丁强在河边树下，坐那儿牺牲的。丁强演老太太那才好呢。高峰是女高音，唱得好，长得漂亮，可受部队欢迎了。她是锦州义县人，官兵叫她“义县之花”，是我们文工团的头号明星。
（郑需凡老人说，听说“义县之花”她们牺牲了，官兵都红眼了。那架敌机也够猖狂的，转一圈儿又回来了。大家早准备好了，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对空射击，把它打下来了，飞行员也活捉了。若不是我们拦着，非把那飞行员揍死不可。）
我和曹华、伊枫在屋里收拾内务，出去晚了，不然也是非死即伤。
那么多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就没了，现在梦里还经常在一起行军，一起跳呀唱呀。
尚青是通县人，家里挺有钱，胖，南下时两脚打泡不说，大腿根磨得那个样儿呀，不出血，光淌油。她要强，从不说软话。后来磨炼出来了，也帮着体质弱的同志背东西。而那两个15岁的小女孩，永远是大家的关照对象。
团长金月，12岁参军，“三八式”。行军走不动，大家轮换着背，睡觉尿炕，大家给她烤衣裤。118师医院院长孙保成，10岁出头和父亲一块参加红军，爷俩晚上一个被窝。他爸打鼾，像打雷似的。开头认生，让爸搂着，后来不干了，受不了那鼾声，大家抢着搂，行军也在大家背上。
北平入伍的张谷，是大学生，又瘦又高，却最能摔跤，平光光的路上也摔。过江后下雨路滑，一天能摔两打，经常鼻青脸肿的，瞅着可怜。
我爱睡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还不掉队。有时部队停止前进了，我还走，撞上前边的人就倒了。后边那人也都乏得透透的，似睡不睡的，一个个也都绊倒了，倒是不会伤人。
走路能睡觉，行军、休息两不误，在连队那就太好了，文工团就不大行，得背台词呀。那时演的那些节目，许多都是在行军路上背下来的。
没有人不羡慕我这双脚的，不出汗，也不打泡。汗脚在东北可遭罪了，许多冻坏的都是汗脚。张谷、尚青这些新兵南下时，那脚没有不打泡的。我参军不久，就跟部队撤退，从安东走到通化，什么事儿没有。文工团就团长金月有匹马，不是驮东西，就是驮病号。别说火车、汽车了，我连马车都没坐过，马尾巴也没拽过。有人说我天生就是当八路的命，尚青最羡慕我这双铁脚板了，说你这脚是怎么生的呀！
腿脚再好，女人的特殊生理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谁也帮不了谁。
辽沈战役最后一次过大凌河时，河边都结冰碴了，有人正来例假，就那么趟过去。
南方那天像漏了似的，有时十天半月也见不到太阳。成天在雨里淋着，大休息吃完饭，找个高点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有时是不便打扰老百姓，有时是瞎干净，闻不得屋里马桶那股味儿，睡在屋檐下，那能不得病吗？
走着走着，就看出来了。晴天好看，雨天裤子湿漉漉裹在腿上，那血有时流到脚脖上才能发现。就拍拍前面那人，说声“来了”。有时她还不明白，说“什么来了”。那人都累得迷迷瞪瞪的，没有知觉了。
我们那时用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邦邦的了，也宝贝似的走哪带哪。行军打仗时来事了，最舒服的就是从棉衣、被子里掏棉花。在东北，就是舍这头顾那头了。好像南下到武汉后，四野后勤部规定有了“妇女卫生费”，每人每月30包麻纸。那时一些制度开始健全起来了。可湘赣战役期间，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这东西呀。江南休整期间，部队棉被变夹被，房东大娘、大嫂都得一大包棉花，乐呵呵的。我们文工团的一些人，那被子没过长江就掏空了。
我打摆子，一天一次，还烂脚丫子。许多人都打摆子、拉肚子，咬紧牙，挺过去就是了。生病都没当回事儿，女人的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就更不算个什么事儿了。
吃不饱饭，我们什么没耽误。在这方面，女人好像比男人更抗折腾。可女人的先天弱势也很多，特别是在战争中。
离休前为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张峰和他的夫人宋毅，四野南下时，张峰是39军116师347团团长，那是四野的头等主力师的主力团。
谈到当年的婚姻，张峰老人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同意，我同意，咱们就结婚吧。结了婚我就后悔了，战争年代，军人不该结婚呀！
宋毅老人说：
我们是1948年结婚的，那时我是齐齐哈尔新华纺织厂工务股统计员。我们厂青年女工多，很多人嫁给解放军了。我结婚后就参军了，在他那个团后勤处财务股当会计。
嫁给军人，两点体会，一是跟着他四海为家，二是随时准备当寡妇。
结婚不久就赶上辽沈战役，打锦州他们是主攻团。那时我就盼着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干活能分神啊。那时我们在后边也真忙，可再忙也有闲着的时候呀。坐在那儿，听着前边的炮声，那心哪，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迷迷糊糊睡了会儿，就见他推门进来了，红头血脸的，一下子就吓醒了。
同志们都来陪我们几个女同志，说这说那的，讲故事，讲笑话。有时能跟大家笑一阵子，更多的时候是笑不出来。我们股长快30岁了，姓孟，大家叫他老孟，坐那儿抽烟，临走就把那包烟留给我。我就拿过来抽，呛得直咳嗽，嘴里那个苦呀。
打下锦州，又奔辽西去打廖耀湘，又去打沈阳，在苏家屯三间房和207师打上了。是晚上，他和参谋长刘学俭在堵墙后指挥战斗，一阵机枪打过来，把他的帽子打飞了，参谋长的胃打穿了，血和刚吃的大米饭都出来了，红乎乎的。参谋长说：“老张，我不行了，这个文件包你拿好。告诉她，让她再找个人吧。”
参谋长也结婚不久，家属也是后勤的，姓王，比我小1岁，哭得那个样儿啊。
他很晚才回来，倒头就睡，三天没跟我说话。
我想了一肚子话，要去安慰安慰她。每次临走前，都一再给自己下命令：不准哭！不能哭！可一见面，那泪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似的。
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抚平那样一个女人的伤痛。
天津战役结束了，先是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回来了。副团长说：小宋，你别着急上火，团长没大事，一两天就回来了。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却见主任忍不住一乐，扭过头去，就明白他们在逗我。那时我已经挺有经验了，可心里还是扑通扑通打鼓，汗也出来了。这时政委进来了，瞪他们一眼，说：小宋，什么事没有，老张太累了，在个当铺里睡大觉呢，一会儿就能回来。
那时候，一是打了胜仗，二是见他们从战场上回来了，多阴的天，多黑的夜，太阳一下子就出来了，光芒万丈！
离休后，他问我：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我说：第一是个好人，第二还是个好人。
他说：“两个好人”，怎么讲？
我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要结婚，我那是听组织的话，谁知道你什么德行呀？瞎猫逮个死耗子，这辈子碰上个好人了。从东北到江南，又到朝鲜，咱俩结婚后，你记得自己负过几次伤吗？都没要命，到现在还好好儿的，这不还是个好人吗？三、“漫行中国”
“八·一五”后，许多日本人滞留东北，先后有4千人左右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其中主要为医护人员，还有航空、水电、机械、财会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辽沈战役后，医护人员几乎全部随军进关、南下，足迹遍及白山黑水、平津地区和中南6省。
当年四野第29后方医院事务长元木和男，以自己的经历撰写出版了《漫行中国》一书。而负过伤的四野老人，几乎没有没被日本医生治疗过的。谈起这些日本战友，老人们无不印象深刻，“中申”、“千野”、“高桥”、“西岛”，都能叫出几个名字——谁能忘记曾从自己身上取出过弹片的、甚至是救过命的人呢？
赵兴元老人说：
在东北第一次负伤，是1946年春四平保卫战期间。一发美式60炮弹在身旁爆炸，右小腿像挨了一棍子，那血喷出1米多远，大动脉打断了。伤口有茶杯口大小，我用手死死抓按住，心想这下完了，腿完了，不能行军打仗了。
当晚送到师医院，动刀的是个日本医生，叫中申，30多岁，不到1。65米的样子。当晚取出弹片，睡了一夜，感觉轻松多了，不到一个月就好了。
我是带伤闯关东的。在山东大反攻，打临沂西边孟家村，端支三八大盖正瞄准时，斜上方一发子弹打劈枪托钻进手心，很快就发炎了。两个多月也不见好，肿得像馒头似的，隔几天捅开伤口，放出些脓水，能舒服点儿。轻伤重伤，我这身上没伤着的地方不多，哪儿也没手疼，“十指连心”哪。那也不能哼一声。当干部的，受点伤哎呀叫唤，什么影响？教导员李树增说，到东北条件好了，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到海城，去几家诊所，都说治不了。见到后来4纵的一个卫生队，医生用探针在里面探一阵子，说也没什么东西呀。我说肯定有东西。那医生说手腕子都肿了，这手不行了，得截肢。我不干。少只手，又是右手，能行军，也不能打仗了。
到辽阳找到师卫生科，科长说我给你看看。他说没麻药，你得忍住，用不用找两个人？我说你就来吧。中国人都知道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我们那时动个手术，有时就像杀猪似的。取弹片，把人绑在长凳子上，再找几个人按着手脚，医生就动手了。在海南岛，截肢就用老乡的锯，跟锯木头似的。我想这回有救了，他亲自动刀，那是科长啊。觉得咯噔一下，我说筋断了。驳壳枪也拿不动了，跟教导员李中猛换支手枪。
有人说东大营有个日本医院。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医生，不到一个小时就弄好了，那子弹钻到虎口去了。咱们那医生认真哪，可大都是土造的。我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在治伤中学习治伤，给你治伤病，也是学艺。没办法，就那水平、条件、环境。
轻伤不算，我重伤9次，到东北后4次，3次是中申给治的。那时到医院看伤员，听说是中申动的刀，就放心了。
翟文清老人说：
我南下没负伤，在东北3次重伤，两次是腿伤。第一次在安东住院，山坡上一家原是德国人开的医院，除了院领导，几乎全是日本人。第二次在通化，伤员都住在老乡家，医护人员近一半是日本人。江南休整期间，那么多病号，这些人一天到晚地忙啊。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