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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巨擘（9）
1896年，办汉阳铁厂办了七年的张之洞，被弄得焦头烂额、赔本赔尽不说，还欠了五百万两债，实在苦撑不下去了，跑到上海来求盛宣怀去接办，这下让盛宣怀看了个大笑话。
当年（1889年）张之洞要办汉阳炼铁厂，曾在上海与盛商议办法。盛宣怀告诉他要商办而决不能官办。商办，入股者均精打细算，心精力果，赔本买卖是不会做的；而官办，大家均不肉痛，反正是官本，死活无关其痛痒，就容易滋生是非，办事拖沓，事倍而功半。然而张之洞不听，他踌躇满志，以为办重工业可像剿捻一样，凭一鼓作气加洋枪洋炮，就可望夺取山头。如今张之洞办不好，你盛宣怀又有什么高招呢？他之所以敢于接下来，就是自有办法。首先他拖上了他的搭档郑观应，让郑出任汉阳铁厂的总办（其继任是李维格，亦为办厂好手），并抓住接办的机会，整顿该厂的要害。但是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到了他手里，仍是不顺利。
俗说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汉阳铁厂出产的钢材不知何故，看样子挺好，可是中看不中用，质量非常脆，动辄就要断裂，与外国进口的钢材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么一来人家就有话讲了，你盛宣怀扛着朝廷和王文韶（李鸿章的继任者）的大牌子，责令各地督抚必须购买国产的钢铁材料，尤其是各地正大力举造铁路，清廷命令必须要买汉阳厂出产的钢轨，以挽回利权，但是你的质量不行又作何讲？钢轨一再断裂，经常更换费时费力且不说，成本必然上扬，更危险的是要是出了车祸，弄得处处惨案，那谁还敢乘火车·无人敢乘敢用，此铁路办之何用？此汉阳铁厂又办之何用？盛宣怀为此大伤脑筋。
人云“祸不单行”。正当盛宣怀为矿务、铁路等实业忙得心力交瘁的时候，他的老父亲盛康去世了。按照清代旧制，父亲去世要回家守制的，曰“丁忧”。在回家守制期间，一切官职公务均要交付掉，这下可给了袁世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趁机安插亲信，把电报总公司及轮船招商局的实权夺了去，而这样一来，正在嗷嗷待哺的汉阳铁厂就像没了娘的孩子，日子又难过起来。过去铁厂借钱，是盛宣怀从中操持，并以轮、电二局作为担保，而袁世凯拿到了轮、电二局后就声明，以后不可以借钱给铁厂，更不允许以其资产为彼作抵押，盛、袁间的矛盾即以此始。
产品质量，实乃企业的生命线，盛宣怀立志非要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不可。他弄不明白，—样是煤是铁砂，一样是洋人技术和西式机器设备，为什么洋人炼出来的产品就优质，而我们炼出来的就不行呢·国内聘请的洋人技师也讲不清其中所以然，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派人跑到国外洋人的炼钢厂里去侦察，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对照，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问题究竟出在哪。
1902年就在他的老父盛康去世的那个月，心力交瘁的盛宣怀，病中提笔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派员出国考察，他在《铁厂派员出洋片》中申诉：“……制造必取法于人，耳闻不如目见，臣久思亲赴各国一观其布置而未得其暇，只得遘派妥员代往考查。兹查有总办湖北铁厂三品衔候选郎中李维格，心精力果，体用兼赅，本来诸熟方言，近复留心工学，臣与李维格坚明约束，铁厂之成败利钝，悉以付之……臣已代筹资斧派令该员带同洋工程师一名，克日驰赴日本，先阅其新开铁厂，即由日本放洋赴泰西各国，游历各厂，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彼何以良·我何以楛？彼何以精？我何以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为派李维格出洋考察，还专门向朝廷打了报告，可见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成败大计。
第三章 洋务巨擘（10）
李维格（字一琴，继郑观应之后出任汉阳铁厂总办），与盛宣怀为生死至交。他不仅精通英文法文，于近代洋务诸事悉心精研，尤其工科知识渊博，又办事认真，作风踏实，盛宣怀认为是个可依赖、重用之才。其他洋务派大官也看到了他的使用价值，清廷商部和北方实业界巨头周馥、周学熙父子，前后三次要求请调或借用李维格，都被盛宣怀“弹”回去。“三军易得，一将难求”，“铁政关系制造，各国视为强弱关键，中土仅此一厂一矿，若为大局计，似未便听其蹉跌也”，李维格是位铁厂之“将”，岂能随意搁置？
李维格果真不负厚望，考察国外各厂后，经总结和对比，终于找出了汉阳铁厂炼钢技术上的症结。原来中国国产钢材易脆、易断裂的原因是矿石含磷太多，因而在冶炼的过程中，就理应采取去磷法。而汉阳铁厂当年由张之洞举办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机炉，都属使用酸法，这么一来，不仅不能去磷，反而情况更糟。这一南辕北辙式的战略技术错误，使中国的钢铁工业“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损失惨痛之极。原因自然是自己不懂技术，只好相信洋人，而洋人的技法竟如此不可靠，谁知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根本就在故意扰乱、阳奉阴违，依据背后人的指示在行事·事过一百年之后来看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连李维格这个非内行都能解决的问题，难道那些内行的洋技师真的解决不了·无论是张之洞还是盛宣怀，当初都是花重金聘用他们的，然而问题真正的解决，还是盛宣怀派李维格出洋之后，才弄清了真相。中国钢铁工业起步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李维格一行赴欧考察，“方若夜行得烛”，情况一目了然。他回国后立即向盛宣怀建议，购置新机，改造旧炉，将原来的贝色麻酸法废弃，改用马丁碱法之炉，同时改进工艺，以去磷质。这样，就使“十余年未解之难题，一朝涣然冰释”。从李维格回国酝酿购置新的设备到炼出合格的钢材，实际用了五年时间，距盛宣怀接手办汉阳铁厂，已耗去十一年光阴；距盛宣怀第一次到湖北找煤办矿，已经三十年过去了……拿出了真正合格的钢材，汉冶萍才算真正站住了脚根。于是，汉冶萍费劲千辛万苦，于1909年正式挂牌宣告成立。编制上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李维格出任协理。后来担任过汉冶萍公司经理的浙江兴业银行老板叶景葵先生，曾撰文总结过汉冶萍的曲折经历。
中国人积三十年之沉痛经验，方炼出了第一炉真正合格的钢铁，建立了第一个集煤、铁、钢于一体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掀开了中国近代钢铁史的第一篇章，盛宣怀的高兴劲儿真是无以复加。他亲自赶到湖北去验视新钢，“居然媲美欧洲，东西人来阅者，皆称中国亦能做到如此，真出意外，洋报称羡不置”。他还赶到萍乡煤矿，乘“大槽”入井下，又乘电气车在矿井下行走四里许，亲自从井下抱起一大块煤块而出。出井后又见“荒山十里，炉厂如栉”，自忖明年以往，大利将见，“商股争投如水趋壑，二千万元已操左券。”其兴奋之情，可以想见。事情办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总算尝到了钢铁带来的一丝甘甜。
汉冶萍后来的情况确如盛宣怀估计的那样，情况一天天好转：汉阳铁厂出铁从原来的每年二三万吨，上升为十万吨以上，钢产量从一万吨左右上升为六万吨；大冶矿石从十几万吨发展为四十万吨；萍乡煤矿从二十万吨发展为六十万吨，焦炭也相应地提高了产量。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提高，1909年，汉冶萍接到的订单猛增，铁路、桥梁、轨件均来订货，且有应接不暇之势。
1909年的中国，距辛亥革命只有两年了。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逃亡日本，差不多一年后才回国，汉冶萍经历了一场来自政治因素的剧烈动荡。日本人趁中国之乱，想方设法涉足汉冶萍，加上重工业发展中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困难，汉冶萍——这盛宣怀亲手“抱大”的心肝宝贝，直到1916年他离开人世，依旧是一块无法痊愈的心病。
第四章 力挽中国（1）
人在商界而鞭辟中枢
1900年（庚子）是百年来中国最“热闹”的年头之一。
这一年盛宣怀正在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任上，还是汉冶萍公司、中国电报总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老板。一般情况下，晚清政坛上的事是轮不到他管的，他肩上那些“富强要政”已经把他忙得够呛了。但是有时候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的。眼看北方“拳乱”日起，把他费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电报、电话、铁路等设施，一阵旋风似地刮得乱七八糟了。在眼看大局愈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必须出来“突出”一下政治了。
这年春天他接到上谕，要他去北京与聂缉槼会同总税务司赫德，照会各国公使，着手修改税则事宜，争取能够通过增加进口物品税收的办法，来对付因甲午战败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
这年五月，北京城里已经有义和团活动的踪迹，马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义和团的揭贴，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义和团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烧教堂、杀二毛、拔电线杆、掀翻铁路……凡是有洋人和洋货的地方，大都遭了殃。各国不断向北京发出警告，部队正在集结、进发。
要命的问题是，朝廷内部对于“抚团”还是“剿团”的立场长时间不能确定，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慈禧太后忽左忽右，久无定论，督抚大员无法作为，就使得局面越来越乱。以慈禧太后身边的几个“载”字辈的满族亲贵（即载勋、载漪、载濂、载滢，后人称之为西太后身边的“四人帮”）为基干，还有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父子、甘军首领董福祥、前任山东巡抚毓贤等，都是力主“抚团灭洋”的“好汉”；而以兵部尚书、汉族大臣徐用仪、光禄寺卿袁昶、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东南一带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则是主张“剿杀拳匪”，和平解决教案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力争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师夷之长，加强“新政”，壮大自己。
在此性命交关的紧急关头，老奸巨猾的军机大臣、老佛爷的心腹之臣荣禄却“生病”了，闭门不出，也就不需表态。
这种复杂的局面，精明的盛宣怀在一旁洞若观火，尤其荣禄的态度不明，使他“轧出苗头”，预感到京城将出大乱，于是赶紧收拾行囊，携带家眷，向朝廷奏明“前往上海考察货物时价”，匆匆赶回上海。
盛宣怀毕竟是清廷的忠臣，他家三代受恩于清廷，在此危难时刻，必然以“执政党”的利益为重。于是，他心急火燎地飞驰函电，请求中央赶紧抓住时机，加紧围剿，勿使事态滋蔓。他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报情况：“拳匪二十九、初一将涿州至卢沟桥丰台铁路车站机厂全行焚毁……”又向朝廷建议：“必须临以纪律严明之大军，方易解散了结。否则养痈成患，滋蔓难图。地方受害，何止铁路！”他又向荣禄等大帅建议：“凡聚众持械，即准格杀，以免统将误会，袖手失机”；津城市教堂三处被毁，聚众不散，病在不肯杀人！”
他甚至直接电奏皇上：“今匪患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保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堂、铁路，何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在有力，克期肃清畿辅，消外衅而遏效尤。”他还劝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当尽快主动将“剿拳”、“护洋”的方针照会各国事务衙门，要让他们知道，朝廷已经在派兵剿匪了，并无姑息，以堵洋人的嘴。一旦外衅内乱相因而至，大清王朝危若累卵，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就是说，盛宣怀在五月初九那天的电奏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八国联军登陆入京的一幕。
第四章 力挽中国（2）
这期间，由于慈禧太后的怂恿姑息，北方的局势一发不可收。京津地区的电线杆全被拔起，电线全被拉断，北京与外界的通讯联络完全中断，琉璃河、长辛店、丰台一带的铁路也全被破坏……朝廷的圣旨只好依靠古老的“八百里快骑”往济南传送，再通过坐镇济南的袁世凯与各地联络。李鸿章这时身在广州，手段也不低，他派大儿子李经方前往济南，与袁世凯共济时艰，济南就成了临时的情报指挥中心。
北方的战火使上海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各地在上海转口的货物无法运出，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不及平时的一半，江海关的税行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已经把三艘军舰分别开到了汉口、南京和吴淞口，以防不测，还放出舆论，一旦形势需要时，英国将出兵占领江阴炮台、江南制造局以及整个吴淞地区。
盛宣怀再也坐不住了，他不断地致电长江沿线的总督大员张之洞、刘坤一及山东巡抚袁世凯，互通情报，献计献策，同时与宁、汉、沪东各国领事也频频接触，酝酿中东南地区实行“互保”，与朝廷的“抚团灭洋”政策来了个分庭抗礼。这就是说，你朝廷若弄得战火南下，对不起，我们南边要“格杀勿论”。你们要“灭洋”，由你们灭去，我们南边却要联合一起，实行“互为保护”。因为凭他的聪明，他知道清廷并无与洋人打到底的决心与实力，弄到最后，少不了又要与洋人讲和，说不定今天是“借团灭洋”，明天还会“借洋灭团”呢！后来的事实表明，盛宣怀不愧为一大战略家，他把后来的事情全预料到了。
南方的督抚思想基本统一了，可以实行“互保”，而北方的战火何时能灭？盛宣怀这时寄希望于他的老上级李鸿章。李鸿章自甲午战败后已经失势，此时在天涯海角当两广总督。他致电李鸿章，劝他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出来主持和局。而李老夫子却说：“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他又去游说张之洞，对他说：“傅相（指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深得民心，若调回北洋，内乱外衅，或可渐弥。”同一天他又致电刘坤一，希望张、刘二人以封疆重臣的资格，向朝廷推荐李鸿章回镇直隶，拯救万一。
盛宣怀这时还直接向握有兵权的荣禄直接进言，也是建议调李鸿章回京平乱：“李鸿章督直二十五年，久得民心，威名素著，即调令督直，限十日到津，于平内乱及劝阻洋兵进京，必能做到。”
平心而论，荣禄对时局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对老佛爷的“抚团”政策虽不敢公开抗旨，但对于“灭洋”一条，却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在董福祥的甘军攻打东交民巷的间隙，他想法设法暗中接济外国使馆，送去西瓜、蔬菜和武器，不敢把事做绝，使得双方在谈谈打打中相持了五十多天而使馆始终未被攻下，而围攻使馆的甘军和义和团却死伤千余。当他的部下，中军分统张怀芝来到他的府邸请示，到底要不要听从端王的命令，向东交民巷里发起炮击时，他支吾其辞。张怀芝见此状更不敢自作主张了，便赖在荣府里不走，非等个准信不行。最后荣禄来个个春秋妙语：“横竖炮声一响，里边（指宫里边）也是听得见到。”张怀芝大悟，匆匆赶回城墙上，把进口的德国大炮，对准东交民巷使馆区后面的空地，重炮齐发……
第四章 力挽中国（3）
这说明在此危难之际，荣禄与盛宣怀也是英雄见英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于是同意了盛宣怀的建议，也力主调李鸿章回京。朝廷遂于7月8日，重新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全权大臣的资格与列强谈判。
盛宣怀赶紧电告还在广州的李鸿章：“洋兵到京尚需一月，顷商各领事，如各使尚存，除德国外，似可先议停战之法，或送中堂进大沽，或送外使到上海，彼此可商。事极急迫，务请师速到上海再筹进止。愈迟遇难，此正不待驾而行之时也！”
他仅仅一商界领袖而已，此时却在指挥李鸿章了。
“东南互保”中隔江灭火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终于发疯了，居然不顾后果，正式下诏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命各省督抚，召集“义民成团，籍御外侮”，在此之前还命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立即离京，否则就不负保护之责……
令下的当天，张之洞等就表示不服。李鸿章则致电盛宣怀：“乱命不可从之！”公然唱起了反调。盛宣怀则更有甚之，他驰电各地，称朝廷的这个命令是假的，因为朝廷已经被义和团所把持，要大家不要执行。同时又密呈各督抚，劝他们勿声张，勿执行，勿转发，否则酿成巨变。这时的盛宣怀真是斗胆包天，他竟敢指使各地官员抗拒朝廷的命令！
事关重大，事不宜迟，北方已乱，现在必须保住江南的稳定。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取得了一致意见，成了串联“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在他的洋幕僚福开森的帮助下，还草拟了与上海各国领事的“互保”条款八条。6月24日（即慈禧下令开战的第三天），张、刘二人接到了约款八条的电文，表示同意，并称赞他思虑周密。于是，才有两江总督刘坤一，命令上海道台余联沅，在此八条的基础上，紧急与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会商，从速订约。
于是，6月26日，长江南北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北京城里火光冲天，杀气腾腾，而上海却是一派和谈景象：以上海道余联沅为首的中国方面代表团，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与列强各国驻沪的领事，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谈，签订了关于“东南互保”的条约（草约），地点在上海浙江北路的会审公堂，就是沪上老百姓讲的“新衙门”。盛宣怀以特殊身份——既非上海道，亦非长江各地督抚，更非朝廷特使，然而却是这个“东南互保”的幕后策划者，堂而皇之地也入座谈判桌旁。
经过商谈，当即通过了《东南保护条约》（即《中外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等内地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长江及苏杭各地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之洞允认切实加以保护，严拿匪徒……根据这一条约，又制定了《中西官议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添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