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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对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他对此回忆说：“应该从我幼时的经历中寻找某些原故。首先，我们在那里的生活很普通，非常普通，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生活，和社会地位非常低贱的人来往，和所有那些光脚走路的孩子来往。现在我发现他们必须度过各种困境。今天一个人所考虑、所想要的东西，那些病魔缠身、生活苦难的人怎么能得到呢？我没有察觉，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但是我们却有很直接的关系，从各方面说他们都是我们的伙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和我们一起去河里戏水，一起去森林，一起爬树，一起去牧场，一起打猎，一同玩耍。放假时，他们是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我们不属于另一个社会阶层，我说我们整天和那些人在一起，时时都有着联系，我们在那里过着相当自在的生活。”
卡斯特罗在比兰农村的时候，经常同农民们在一起，与他们打成一片，并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比兰没有任何资产阶级或封建团体，比兰的地主不超过二三十人，他们总是带着他们的家人始终在同一个圈子里互相聚会。实际上我父亲是一个孤单的地主，时常有朋友经过我们那里，但我们很少请过他们，我父母的准则是不外出，不去看望住在其他地方的其他家人，我们仅和住在我们那个地方的人保持联系。我们整天钻在海地人的棚屋里，钻在他们的茅舍中，我父母亲有时还为此责骂我们，但不是因为我们去那里玩，而是责怪我们吃海地人烘烤过的干玉米。由于和他们一起吃干玉米，有时也给我们招惹麻烦和批评，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问题，而是因为健康问题。在家里我父母亲从没有对我们指出过，不要和这个人或那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说过！也就是说，我们家没有那种富人或地主家庭的教养。”
卡斯特罗对穷人的关注和同情，并非是接受了道德教育的一种驱使，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尤其是来自家庭方面的道德影响。他回忆说：“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就会对他说，不能说谎。毫无疑问，对我们进行的教育中包括道德教育，我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家庭对我们进行的教育，当然有道德的部分。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进行教育的依据不是哲学伦理，而是宗教道德。他们开始教的是好和不好的概念，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原则的首要概念会以宗教为依据。在那种宗教的环境和气氛中，尽管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相信猫头鹰叫着飞过、或母鸡打鸣之类的事会发生灾祸等，但按传统表现出的毕竟是整个的道德标准。”
在那时，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有了一种反抗精神，反抗世俗和愚昧的精神。他反对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顺从于社会现实的人，这是他同情穷人的基础。他回忆那时的感受说：
“……那段生活中，对什么是做坏事，什么是违反道德，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胡作非为，什么是欺骗，我也开始有了概念。于是，你就不仅仅是接受一种道德，而是明白什么是违反道德以及缺乏道德的人的经历，你就会开始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也就会有人的尊严的概念。对此，有的人敏感性强，有的人差一些，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一个人的反抗性会比另一个人强呢？我认为，一个人受教育的条件会使他具有更强或更弱的反抗性，因为人的气质、性格也都起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听话，有的人不怎么听话，有的人守纪律、顺从，有的人不怎么守纪律、也不怎么顺从。但是，事实是，不管怎么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应该逐渐区别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我在整个生活中始终都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思想概念，我很早就有这种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也亲身体验过。我认为，体力上的锻炼和体育活动也能培养人严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誓达目的的意志与自我约束的纪律。”
卡斯特罗在回忆到影响力的问题时说：“毫无疑问，老师、耶稣会的教徒、更不用说那位铭记个人尊严伟大意义的西班牙教徒，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如何，他们对我都有影响。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有个人荣誉感，而耶稣会教徒的个人荣誉感更强，他们重视人的性格和正直，重视坦率、勇敢和承受牺牲的能力，他们善于赞扬和推崇其价值。是的，老师对我有影响。毫无疑问，耶稣会教徒用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用他们的勇敢精神影响过我。他们在培养人的某些方面，在培养人的正义感方面起过作用。也许这种培养是非常基础的，但它却意味着是一个起点。”
坚定信念的形成（2）
由于对无产阶层的关注和同情，卡斯特罗已经有了某种政治觉悟，开始剖析政府的毛病并思索如何改造社会的问题。他回忆说：“我认为沿着那条路终于使人觉得胡作非为、不公正、一些人沦为低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这种认识是在一个人的觉悟中逐渐形成的，并始终伴随着他。我认为这一系列的事情，首先使我拥有某些道德标准，其次是使我不可能接受一种阶级的调教，不可能有一个阶级不同于并高于另一个阶级的认识。我认为，这就是我后来政治觉悟得以提高的基础。”
另外，关于政治觉悟的问题，他在回忆中还说：“对于我来说，我的政治觉悟并不是因为我出自穷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条件；我的政治觉悟是通过思考、推理，以及深刻的感情和信念的升华而获得的。”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认为，他所说的信念、推理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考虑能力和发展感情的能力，是他日后逐渐树立革命理想的重要基础，也是他要搞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对我灌输政治思想，我无幸拥有良师。在我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有过杰出的老师、杰出的导师，都有过良师。不幸，在我的一生中我必须成为我自己的良师。从我12、14、15岁起，我要感谢多少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在政治上给过我教诲的人呢！？我要感谢多少曾对我灌输过革命理想的人呢！？”
在回忆到信仰的问题时，卡斯特罗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有人问我：您什么时候有过某种信仰呢？我会回答说：好吧，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信仰。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念，在学校他们无法对我灌输那种价值观。后来我有了另一种价值观：政治信仰、政治信念，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信念是通过我所有的经历、我的论证、我自己的感情由我自己培养的。”
由于有了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卡斯特罗将沿着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他在回忆时说：“我一定继续走我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发扬我的革命理想的漫长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一个人得出自己的结论有着巨大的意义。”
以上是一个中学生心路历程的最初显露，而且还萌芽了一种十分模糊的政治信仰。
1945年3月22日，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十分活跃的卡斯特罗参加了学校举行的模拟议会辩论。在这次模拟议会辩论上，他充分展示了自己敏锐的思维和演讲才能，给大家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有关卡斯特罗参加这次模拟议会辩论的一些活动情况，据1945年6月号的《贝伦共鸣》载文说：“文科大学预科学生一旦在公共生活中出面维护在中学学到的原则和理论，立即对一条提交共和国参议院审议的法案做出反响。该法案限制言论自由，特别是教育自由。古巴未来的议员们在爱国和宗教的旗帜下进行了演习……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了此次活动的第二部分，他亲切地向公众解释另外一种模式，阐明在许多地方国家如何对私人教育进行干预，如美国、法国、英国；从完全自由，有时是支持，直到绝对集权，像俄国和德国发生的那样……”
此次模拟议会辩论，是贝伦中学文科毕业班的学生在阿维利亚内达文学院举办的一次活动，被邀请参加此次活动的有政治家和教育界的权威。该活动进行了模拟编撰课文、演讲及教学练习。在演讲中主要是用米拉波、拿破仑、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的演说词。与此同时，该活动中还讨论了教育法的问题。主持这次活动的费尔南德斯·巴雷拉老师决定利用这个主题，以模拟议会的形式，选出学生代表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主张私立学校自主的大多数是宗教界人士，赞成干预者的主张之一是用歌颂古巴“解放者”的著作取代私人教育采用的课本。
在辩论会上，卡斯特罗首先走上讲台，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说。他在演说中主要阐述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如何产生弊病。巴雷拉老师日后对此说：“在陈述的那一天，我的右边是为私立教育辩护的菲德尔，左边是按照共产党领导人胡安·马里内略观点发言的巴伦廷·阿雷纳斯和何塞·伊戈纳西奥·拉斯科，主张教育国有化。”
卡斯特罗的演说充满了激情和才思，但却显得幼稚和缺乏成熟。不过，这毕竟是一个中学生的演说，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参加社会活动。
1945年3月23日，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的机关报《今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奇妙的表演》的文章。文章对卡斯特罗的演讲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他是一个幼稚的空谈家。文章这样写道：“议员是精心地从深深地被纳粹长枪党员所腐蚀的可怜的穷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花言巧语。可爱的闹剧的第二个角色是由一个做着明星梦、大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扮演的；纯洁的菲德尔，贝伦中学集权主义导师的忠实信徒……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了围绕公私教育关系的可怕的‘空谈家’。他的言论博得了一片喝彩。闹剧的第一部分就此结束。”
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文章后，心里感到非常气愤，觉得自己受到了共产党红色记者的侮辱，声称要找那些人算账，甚至要采取过激的报复行为。但是，大家立即阻止了他，认为这是失去理智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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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的形成（3）
卡斯特罗在管理图书馆学习大厅期间，读了大量的本国和世界历史著作，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读了西班牙的文学名著《唐吉诃德》等书；这对他的思想有一种新的启发。因此，他在贝伦中学的几年学习中，收获是巨大的，这为他进入哈瓦那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卡斯特罗在贝伦中学的学业即将结束，他就要从这里毕业了。他在毕业前最后一次的考试分数为：语文75分、西班牙文90分、美洲历史98分、逻辑学100分。他在毕业的那天，作为文学学士获得了学校颁发的社会学奖，他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在卡斯特罗中学毕业前夕，与他交往很深的略伦特神甫在1945年6月的《贝伦共鸣》上发表了致卡斯特罗的告别词。神甫在告别词中对他在贝伦中学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称赞，同时又寄予了很高期望，他认为卡斯特罗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才。略伦特神甫在告别词中写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所有文学课的成绩一贯优秀，他的品质才干俱佳，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始终勇敢、自豪地捍卫着学校的旗帜。他善于赢得所有人的敬慕和爱戴，他将走上法律生涯，我们毫不怀疑他必将以光辉的篇章装订他的生活之册。菲德尔是块好木料，雕刻家总不会缺。”
7月，卡斯特罗从贝伦中学毕业了，他将踏上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条风风雨雨之路，也是充满了理想的人生之路；更是充满曲折和奋斗的人生之路。实际上，是他革命生涯的开始之路。
萌动的政治热情（1）
在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被迫逃跑后，卡斯特罗发表演讲
卡斯特罗从哈瓦那的贝伦中学毕业后，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比兰庄园。比兰，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他感到格外亲切。
卡斯特罗这次回到比兰庄园，已不像以前显得那样浮躁，骑着马到处乱跑，而且惹事生非了。他显得很安静，除了与拉蒙、劳尔偶尔打打球，以及走访朋友外，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他在这期间读了《光明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和有关法国革命、古巴革命等一些书籍，同时还读了拿破仑战争史和一部关于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巴黎的书。除此之外，他研读一些哲学书籍，尤其是读了卢梭和狄德罗的著作，这些作品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同时也十分同情作者悲凉的人生境遇。这批书籍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并且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使他从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卡斯特罗在这段读书的日子里还结识了父亲安赫尔的一个朋友，此人名叫阿尔瓦雷斯，是个博学而又满腹经纶的先生。他每次来到他们庄园造访，卡斯特罗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并愿意同他长久地交谈，并认为同阿尔瓦雷斯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听阿尔瓦雷斯讲寓言故事，讲古希腊、古罗马的伟大演说家或政治家的轶事，这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当他听到故事中的人物德摩斯梯尼口吃，为了战胜困难将一块小石子放在舌下的惊人举动时，他不由为此万分感动，十分佩服这种精神。一连好几天，他都沉浸在这些故事中，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无疑，这是他在比兰度过的最难忘的时光。
假期中的时光很快流过去了，新的学期已经来临，卡斯特罗也即将离开比兰踏上新的求学之路，也是他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道路。是的，他将进入著名的哈瓦那大学求学，成为一名大学生。他进入哈瓦那大学读书，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崭新的开端。
1945年9月27日，已经长成一米八几高个的卡斯特罗乘火车离开比兰，经过长途旅行到达首都哈瓦那，走进了古巴最高学府哈瓦那大学，他感到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哈瓦那大学，卡斯特罗填写了他要学习的专业和科目，即：《法学博士和公共会计的志愿书》、《国家综合理论》、《民法准则》、《金融数学》、《高等会计》，以及体育专业和其他能使他获得大学文凭的科目。这样，他成了哈瓦那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
随后，卡斯特罗在贝达多区第二、三街之间的第五街八号租下一所住宅，这所住宅日后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几天后，他到火车站去接到达哈瓦那的妹妹胡安妮塔和埃玛，她们将进入梅里西学院学习，并和已在那里的大姐安赫利塔一起学习美国的乌尔苏里纳教义。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时常要去看望她们。
进入哈瓦那大学，无疑改变了卡斯特罗一生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开始，使他从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了一个赤色的马列主义者。他日后对此回忆说：
“毫无疑问，进入这所大学学习是一种荣幸，在这里我学到很多东西，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最好东西。在这里，我学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期最好的思想，成为一个革命者、马蒂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参加了……德利奥老师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首先成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很难懂，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及其荒谬性却很容易理解。我最初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后来由于在大学法学系我又接触了那些政治文献，变成了马列主义者。”
身穿西装、留着背式短发的卡斯特罗第一天上课时，就遇到了奇怪的事情。这天他与法学系的学生一起聚集在大礼堂，等候着系教学楼打开大门。这时，老生趁机捉弄新生，将新生的脑袋剃成秃瓢，然后进行恶作剧的游戏，如让新生用一根牙签丈量一条马路等。
就在老生捉弄新生时，卡斯特罗突然发现一个新生躲在墙柱后面，企图逃脱这种恶作剧的游戏。这位新生名叫齐诺·埃斯基韦尔。当卡斯特罗突然出现在那个新生面前时，那新生吓了一大跳。他随即问那新生叫什么名字，对搞政治有兴趣吗？他们经过交谈，两人很快志同道合。另外，他还给这位新生起了个叫“齐诺”的绰号。从此这位新生就叫齐诺·埃斯基韦尔了，日后成为卡斯特罗组织中的骨干分子。
关于当时卡斯特罗与他见面的情形，齐诺·埃斯基韦尔日后回忆说：“一个大高个子的家伙出现在我跟前，气势汹汹地过来说：‘我叫菲德尔·卡斯特罗，你叫？’‘好，我叫阿尔弗雷多·埃斯基韦尔……’‘搞政治有兴趣吗？’他问道……我说可以，我们二人开始……就这样，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后，已不再是个体育活动的迷恋者，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和政治运动上来，很快成为大学里的活跃人物。与此同时，他的政治才能迅速地展露出来，并影响和吸引了一批大学生，逐渐成为学生中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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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的政治热情（2）
卡斯特罗进入哈瓦那大学时，古巴国内形势正处在动荡中，政局也不稳定，民众的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波及到了哈瓦那大学。因此，这很快引起了他对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共产党活动的关注。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形，他日后回忆说：
“在格劳获胜一年后，我进入了大学。各地开始响起反对肮脏交易和贪污行为的抗议声。当然，大学里也在沸腾。与政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