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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2）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黄峥：显然少奇同志这段时间里同样不知道您的情况，可能也不方便打听。你们重新见面是在西柏坡了吧？王光美：当时通讯很落后，又是战争年代，同志亲友之间多年不通音讯是很普遍的。这时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在哪里。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刘少奇、王光美在北海公园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交谈（1959年4月）。
还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和我同屋住的还有吴青同志，不过这时她去欧洲参加国际妇女会议，我临时一个人住。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我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因为我只有星期天才能外出赶集什么的。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少奇同志住在西柏坡，和朱老总同一个院子。赖祖烈同志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消息，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的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他的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怎么会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他连表都不知道修一下，那日常生活怎么办？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首先是尊敬，同时对他这种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深表同情。今天我们都离不开手表了。即使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对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同志来说，手表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平时生活起居需要掌握时间，开会、行军打仗更是分秒必争。可少奇同志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可能是心里自然冒出来的一种义不容辞的感觉，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我认识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他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赖祖烈把表修好了。可他没有把表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他是外事组的负责人，经常出席中央工委的会，常见中央领导同志。我向王炳南同志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说现在请你在开会的时候把这个表捎给少奇同志。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同志，说：“这是光美同志让我带给你的。”少奇当然是一听就明白了。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三位同志，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他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去的时候他和他夫人刘竞雄同志正在家煮白米稀饭。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几条，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还问了我几句。去李克农同志那儿，我是和孙少礼同志一起去的。正好在那儿还碰见康岱沙同志，抱着她的小女儿。我和岱沙在北平军调部时就熟识。她同陈叔亮同志就是在军调部结婚的。那时岱沙刚从延安抗大调来，陈叔亮同志是军调部派在山东济南的第七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后来知道，陈叔亮同志的出身和我差不多，上辈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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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要我跟他走（3）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到王诤同志家见了一面。我见他需要手表，就把我的送给了他。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表情还特严肃，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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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结婚“仪式”
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刘少奇、王光美结婚时合影。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我学习当少奇的秘书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和少奇结婚时，他体重只有48公斤。我和少奇刚结婚时，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同时兼着为少奇管管报纸、资料什么的，做一些服务性的事。一直到进北平以后，我们搬进了中南海，我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少奇同志的秘书。那时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成员有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同志，还有我，负责人是师哲同志。在西柏坡，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很简单，就是一张办公桌，一个很旧的沙发椅，还有一个放文件资料的木箱。他整天埋头写东西，桌子和木箱上堆得乱七八糟。有一天趁他出去开会，我就帮他拾掇，把放得凌乱不堪的报纸改放在木箱上，把文件、材料收拾整齐。没想到少奇回来把我批评了一顿，说你这样一动，反而搞乱了，我要的东西不见了。他摆放东西虽然乱，可他自己有数，别人一动，就找不着了。后来我吸取了教训，不擅自动他的桌子。少奇的那个木箱，已经跟了他很多年了，看起来不起眼，可他视作宝贝。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有这个木箱一直带在身边。里面放的什么呢？主要是他历年来写的文章、手稿，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历次提纲和原始手稿，还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版本。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就把它认真整理了一下，趁夏天太阳好，仔细晾晒了一遍。以后，保管这批手稿资料就是我的事了。前几年编辑出版少奇的选集、专题文集，有些就是从这批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觉得他太忙太累，下决心照顾好他，不要让家里的事和生活琐事影响、干扰他的工作。少奇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没有一天是晚上12点以前休息的。如果是去中央、毛主席那里开会，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有时甚至通宵。散会回来也不能马上休息，一方面精神兴奋睡不着，另一方面还有文件要批。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都是一个习惯，往往要到凌晨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上午10点甚至12点才起床。从毛主席开始就是这个工作习惯。形成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工作紧张，急迫事务太多。各战场发给中央的电报往往要后半夜才到，等电报来了再研究决策，会就开得晚了。朱老总年纪大，毛主席要他早退先回去休息。其他领导同志就晚得多了。少奇原来吃饭没个规律，冷热饥饱瞎凑乎，有时饿了就猛吃，吃多了又胃酸。他年轻时得的胃病就这样老好不了，常犯。结婚以后，这些事我就管起来，让他在饮食方面尽量规律，保持均衡。他每天工作到很晚，而这时炊事员都休息了，我就把白天吃剩下的饭菜，放在一起煮热了给他当夜餐，热乎乎的他还挺爱吃。慢慢地他的胃病好多了。少奇经常半夜开会，我一般都等他回来。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了，我就陪他散散步。他休息的方式主要就是散步。西柏坡我们住的地方前面有个打谷场，每天晚上我们就在那里散步。可是我们出去总有哨兵跟着。我是学生出身，一开始散步还想挎着他的胳膊。他不让，说：“别这样。那些哨兵都还没有结婚呢！他们看不惯这个。”所以，散步时我俩也就是慢慢走路，说说话。我认识少奇以来，他一直是光头。结婚以后，我劝他把头发留起来，逐渐形成了背头的发式。那时涛涛4岁多，丁丁2岁多。虽然有阿姨带，但我仍尽量关心、爱护他们。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融洽。涛涛需要母爱，一开始就叫我妈妈。我外出回来晚了，她就坐在门口一直等我。总之，生活上主要是我照顾少奇。有时他也想照顾我。有一天，他看见我怀孕身体有反应，吃不下饭，忽然说：“今天我给你做个湖南菜。”我说：“你还会做菜？”他说：“年轻时什么都干过。”那天他给我做了个蒸鸡蛋，里面搁了醋。我说：“你这是什么做法？蒸鸡蛋还放醋？”他说：“我们湖南就是这么做的，蒸鸡蛋炒鸡蛋都放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惟一一次他在生活上照顾我。其实他不是不想照顾我，实在是顾不上。他是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需要，我问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觉得挺奇怪：哪有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的？我就有点不高兴，说：“工作上的事情你跟我保密，难道生日也要保密？”后来我才了解，他是真的不记得。那么多年，不是白色恐怖环境，就是行军打仗，走南闯北，千难万险，他从来也没想过为自己过生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把少奇的生日搞清楚。有一年他老家的亲戚来信，向他祝寿，从中知道少奇的生日是阴历10月11日。我通过年历对照表，查出来他的生日是公历1898年11月24日。这以后，少奇在填写有关履历的时候，才准确地填上了这个日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对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贡献等等，了解很少。有次我请求他：“你有空的时候，跟我讲讲你过去的经历，就像讲老故事一样。”他不愿意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一直到今天，我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过去的功劳再多再大，都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提它了，重要的是今后，要不断地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也没有时间回忆和谈论过去的事情。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从西柏坡到香山（1）
黄峥：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1948年4月从陕北到西柏坡，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从9月开始，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个接一个地打响。为建立新中国政权作准备的工作已经十分紧迫。这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王光美：是的。这段时间少奇同志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就是找各部门和各地来的负责人谈话、交待工作，要不就是埋头写文件。我记得1948年9月上中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食堂吃饭时碰到邓小平同志。在等开饭时，我们有说有笑地玩了会扑克——排列组合。他是从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