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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也写了一本《八一革命》（1928年5月30日），对事件作了全面的政治分析和理论探讨，自我批评精神诚挚，他说明“书中关于军事部分大部取材于刘伯承同志的报告”，可见刘伯承这份报告书的重要性。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检验，《南昌暴动始末记》（以下称《始末记》）至今仍然是一篇学习中###史、了解刘伯承兵学的重要文献。
《始末记》是向党组织的一份报告。
其目的是“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
刘伯承是南昌起义“负责军事责任的一人”，可是他的这份报告并不是纯军事性质的报告。
“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他对起义作了全面的研求，因而《始末记》所提出的问题和教训都是关系到我们党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问题。
所谓“取鉴”，就是为“此后革命”作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始末记》首先对起义前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做了分析。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等对土地革命摇摆不定。
这些人的叛离革命队伍仅是“时间问题”，对此，我们却无准备。
同时，由于“对张发奎（拥有1万人的兵力）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当中共意识到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之后，才决定“单独打到广东去。”
对同盟者的动摇和叛变，不能及时觉察，没有事先防范，缺乏足够的警惕，在无准备的状况下，从政治上决定“由东江取广州”的战略部署。
在这里，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同盟者的问题，也就是在联盟中如何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
这是关系到胜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1927年冬，他就能够有如此高明的、正确的见解，这是很了不起的。
刘伯承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鉴”。
在坚持华北敌后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师长和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处于敌顽夹击之中，他们在前门有虎、后门有狼的险境中，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斗争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就是很好的证明。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1946年9月，他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人民的军队》报所写的发刊词中，特别强调了“必须进一步地同人民结合，克服某些幻想、松懈、麻木和骄傲的有害思想”，并还要防止我国反动派反民主力量“使用各种手段（不只是单一武装袭击）阴谋破坏和平民主事业。”
上述引文括号中的九个字，是文章已经排出清样时，刘伯承加上去的。
“不只是单一的武装袭击”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有透彻的认识，他善于通过各种方式唤起全军提高警惕，以迎击反动派对我突然袭击。
由于我军有了足够的准备，在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突然大规模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时，我晋冀鲁豫野战军能立即投入战斗。
他对农民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体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重要原则。
当时“江西农运均属不好”加上“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听着这个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这种“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所指出的，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是由于“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军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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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7）
刘伯承非常看重农民的力量，以此作为敌我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来计算。
当时我方“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这里所说的亦属少数能结合的革命群众就是农民。
“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地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这是“我们的错误”。
革命军必须与农民群众相结合，革命军的胜败取决于能否与广大群众的结合，这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
他在人民战争的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
关于军民结合，后来在他的著述中经常指出军队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结合的关系。
1942年12月6日，他写的座右铭就是“勉作布尔塞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在敌后抗战中，他提出“组织对敌全力斗争，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武装斗争为骨干，反对单凭军队打天下。”
他非常善于把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反对以正规军吞并游击队，并称之为：这是军队“裸体跳舞”。
他热心于精兵简政，以减轻农民负担（包括支差在内），创造条件开展劳（动）武（装）结合的民兵游击战，实现对敌全力战争。
刘伯承关心农民问题，在这一方面，他的论述有独到的见解，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例如1947年5月，我军将要执行“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准备向大别山战略跃进之前，他从冀鲁豫前线回到武安县的陶冶，在晋冀鲁豫边区级干部会议作《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以来形势的报告》，讲到敌我双方兵源时，指出：“翻身农民十多万到前线，带领这样的战士不打胜仗的话，真是惭愧！国民党要抓一百二十万兵，才能得到六十万。
兵是不易找到的。
拿破仑的成功就在‘血汗上税’。
其失败也在于此。
二十年才能长成一个人，要爱惜人力！”《始末记》全篇贯串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兵学思想：弱能胜强，小能胜大。
这个思想不但是刘伯承兵学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军队发展的历史规律。
南昌起义虽然对敌人力量的估量有“失之于小”的错误，但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
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的。
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
当然，“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于利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可能。”
刘伯承指出：“因我们在行动上犯了错误才至于失败。”
这含义很清楚，指的是：即使在强敌之前，如果指导思想正确，能从实际情况出发，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党在幼年期遭受了挫折，能从中吸取教益的本身，这也是非常宝贵的收获，失败是成功之母。
他指出了“行动的错误”一共是八条，如果归纳成一点就是党的领导问题，党的正确领导是关键。
后来，周恩来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1）
党员军事化1927年12月的莫斯科，早已出现冰冻。
由温暖湿润的中国南方，骤然来到冰天雪地的俄罗斯，刘伯承感到有些不适应。
但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革命军人，气候的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
生僻的俄文像一道难关，挡在了刘伯承面前。
他要从字母学起，短期内必须听懂高级步兵学校的课程，读懂一批俄文军事书。
苏联老师严格得很，对于回答不出问题的学员不让坐下，让大家给你“照相”，在众目睽睽下叫你不好受。
刘伯承用上全身心的力量，有步骤地“扫盲”，自觉地一步步地掌握字母、生字、短句、发音、常用字，由浅入深，不搞突击，讲究真懂、真会，多练、多写、多读，常向同学请教，少休息多用功。
他认为如果拿不下俄文这一关，党给他的学习任务也就无法完成。
作为“南昌八一起义”的参谋长，学习之余，刘伯承还要经常参加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和研究。
1928年6月，中共中央通知他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依照大会的规定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补充报告由刘伯承担任。
这次大会意义重大，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
为此，刘伯承细心准备，使这份补充报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他指出列强和南北军阀的反动本质，以及这两大敌人的制度矛盾与外强中干的实质。
他剖析了军阀军队的虚弱性，并且提出如何瓦解这些反动军队的方针和方法。
刘伯承在“党员军事化”专题中，提出的建议很有见地，同时也具有理论上的创新。
刘伯承认为：“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
至于如何学习军事，刘伯承讲得更为具体：“使用武装方面。
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
从这次可以看出使用现代武器的重要。
我们对于射击以至于手榴弹自然该学习，就是旧式的刀矛，我们也要利用它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也是应该学习的。”
“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都应充分地训练与学习。”
“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
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刘伯承的这些见解，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漫长的军事征程上，足以证实他的观点值得珍视。
攻下俄文关学习俄文的艰难过程中，他曾给川中旧友王尔常写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勤学的信念和方法：“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
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能饷我以牛奶面包。
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
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以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20年代的中国，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很少，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翻译事业则开始日趋系统繁荣。
因此，刘伯承掌握了俄文这一工具，有利于扩大他的视野，便于学到更多的学识。
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他得以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伏龙芝学院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他踏进校门，一条醒目的大标语给刘伯承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随之改变。”
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2）
刘伯承由此联想到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时，曾在教室里看见的一幅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
这两条警句的深刻内涵，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启迪。
为了彻底弄通为什么一切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刘伯承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
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兵士成分的改变；天才的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恩格斯这段精彩非凡的理论，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他鼓起勇气把这一节翻译成中文。
从此他十分重视对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最高军事学府的主要课程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力求结合实战，每学一门课程，他都切实地联系过去亲历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因此，不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学得扎实，理解透彻。
为了调剂紧张而又繁重的学习生活，学校经常组织学员观看电影。
刘伯承有一次看到影片《红色银花》中的中国人，形象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甚至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
这种辱华情节严重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刘伯承当场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校方有关部门给他扣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帽子。
刘伯承深感弱国之民无地位，激励自己更加发奋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
从此，学校再组织什么电影等文娱活动，他就很少参加了，宁愿一个人在宿舍或图书馆读书看报。
他对同学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国内政治形势，是刘伯承十分关心的问题。
1929年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同志介绍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后很受鼓舞，他激动地向同学屈武谈了自己的感受：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
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战斗。
他一再向屈武表示：“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
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这个思想是他从实际斗争里总结出来的。
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八篇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办红军学校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一年半前，1930年7月，刘伯承结束学业，由苏联经东北回到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9月下旬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办好红军学校谈何容易，困难重重。
刘伯承善于抓住关键，首先做好挑选教员的工作。
在他亲自主持下，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经过黄埔军校、保定军校、西北军校（教务团）、苏联红军大学、苏联基辅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毕业生，担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官。
虽然他们过去所接受的训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红军，但是他们具有相当的军事理论和技术水平，可以胜任红军学校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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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拿到了俄文这把金钥匙（3）
在刘伯承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农干部，为切实提高红军部队的军事素质，作出了贡献。
刘伯承尊重教员，教员珍视自己的职责，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学员素质的良好风气。
刘伯承还分出一部分精力，亲自从事教学。
有一次，刘伯承讲步枪射击学，当讲到弹道时，他提问道：弹道是直的、还是弯的？“是直的，要不怎能击中目标呢？”
这是一个说法。
“不对，是弯的，地球有吸引力嘛！”又是一个相反的说法。
多数人不忙于表态。
刘伯承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男孩挺着肚子撒尿的模样，然后搁下粉笔，拍去手上的粉笔灰：“弹道的形状和这个男孩撒尿的形状大致是相同的。”
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场哈哈大笑。
随后，刘伯承又结合黑板上的简图，讲解了弹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大家终于弄懂了这个问题。
当年听过刘伯承讲课的学员，十年后都成为重要干部，只要谈起自己的成长过程，总会提及刘伯承的精心教导，无不感激这位老师的苦心培育，尊奉刘伯承为军事教育家。
他常到课堂听课，到训练场考察真实的训练水平。
课外时间，他常出现在学员宿舍，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课程的实效，了解他们对军事要领能否真正掌握。
刘伯承从学员中发现问题和得到反馈意见后，又去同教员们一起商讨，研究改进教学，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提高讲授质量，使红军学校的教学不断改进。
1932年10月17日，红军学校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将高级班和上级班改为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校址在江西瑞金东北约十五六里的山沟里，校舍建立在两山之间的空地上。
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实际上，6月6日刘伯承已经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总参谋长刘伯承，几乎成了红大的一名专职军事教员。
在参与反“围剿”作战指挥工作的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亲自到红大系统地讲解战略战术，作军事报告，摘译外国军事资料，并结合红军作战的实例，组织编写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这是刘伯承前几年在上海翻译成书的，红大以此作为基本教材。
刘伯承的“拿来主义”，比倡导“拿来主义”的鲁迅还要早了两三年，他的翻译工作动机十分明确，他在“《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导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红军基干部队或由地方部队编成挺进游击队，他们在‘四次围剿’中深入敌军后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就战术上看来，许多是采取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
因此我从《战术备考》中，将《骑兵的奔袭和抄袭》摘译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并望参酌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一原则。”
由于译作针对红军的实战状况，所以这不单作为红大的教材，同时也解决了在职指挥员业务读物问题。
刘伯承引进国外军事著作结合实战的原则是一贯的。
他为了解决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提出的问题，特意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