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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刀医生是德国大夫，他仔细检查了刘伯承的伤势，作出的手术方案要实行全身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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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2）
刘伯承问大夫：打了麻醉药针，日后对大脑神经功能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德国大夫很难明确回答这一问题。
刘伯承的担心没有得到可靠的解答，他考虑了一阵，坚定地向德国大夫要求，给他动手术不能用麻醉。
德国大夫惊疑不已，急忙嚷道：“不行，不行！不麻醉，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
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
“大夫，请你放心好了。
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你负任何责任。”
刘伯承的态度非常坚决。
这位德国医生连连地耸肩、摇头说：“真的吗？真叫我不可思议！”“真的，请你不用怀疑，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言而有信的。”
面对坚强的患者，德国大夫想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他提出：“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
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不用，一点都不用。
不管痛得怎么厉害，我都能忍受。”
德国大夫一时说服不了这位从未遇到的患者，就想通过刘伯承的三弟刘叔禹去说服他。
德国大夫从医以来还未曾有过不用麻醉施行眼眶手术的先例。
刘叔禹听了德国大夫的一番话，感到向大哥阐明麻醉必要性是自己的责任。
刘伯承坦然说道：你们的好心我完全懂得。
不用麻醉做手术当然是痛苦得多。
但是 ，一个人被用了麻醉药，无论如何对他的大脑神经总是有损伤的。
德国大夫自己也不否认。
老三，你想过没有，要是我这次因为麻醉伤害了脑神经，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了一个只能吃饭穿衣，不能为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出力做事的废人。
不，这还算什么人，是行尸走肉！是社会负担。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战国时的孙膑被砍断了双足后，由于他身残志坚，有韬略智谋，后来能率领千军万马，布阵用兵，克敌制胜，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
我这次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救国救民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
今后我还要为国为民带兵打仗，尽革命军人的天职。
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用麻醉药的。
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难道不能忍受一时的疼痛吗？俗语说，长痛不如短痛嘛！只有忍得今日之痛，才能免除终身之痛啊！说到这里，刘伯承斩钉截铁地吩咐刘叔禹说：老三，你去向德国大夫好好恳求恳求，请他千万不要给我用任何麻醉药。
如果他一定要使用麻醉剂，我只能转到别的医院去了。
面对刘伯承如此顽强的决心，德国大夫只得同意。
手术前，大夫来到病房，对刘伯承说：“我从欧洲来到亚洲，为各色人种动过无数次的手术，可是像你刘先生这样的手术不肯用麻醉，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呢。”
“那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试验一次吧。”
“好，让我试试吧。
当然，我们两人一定要很好地合作才行啊！”显然，德国医生不免心有余悸。
“我们俩一定会合作得很好的。”
医生赞“军神”手术开始，只见刘伯承双手紧紧地握住手术台的小柱子，牙关咬得牢牢的，强忍着钻心的疼痛，汗水从额头上、鼻梁上和全身的毛孔涌出，透过内衣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也浸湿了。
德国大夫为了缩短刘伯承痛楚的时间，他聚精会神地使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烂了的眼球挖掉。
然后，精心细致地将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
整个手术过程有两三个小时，刘伯承自始至终同德国大夫配合得很好，连呻吟一声都没有。
手术比预期的要好，德国大夫在手术前准备的意外措施全没有用上。
手术结束，德国大夫和助手们把刘伯承从手术台上扶起来，看到湿淋淋的毯子和手术台小柱子上的指痕，德国大夫不由得激动得热泪盈眶，颤抖着双手感慨不已：“佩服！佩服！我衷心佩服刘先生的坚强意志和无比毅力！”后来，这位德国医生常对别人夸奖青年军官刘伯承的勇敢，赞扬道：“刘伯承真不愧为英雄，是军神！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有遇见一个像他这样的顽强者！”刘伯承眼手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同《三国演义》中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相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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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3）
古今两英雄都成为人们摆龙门阵的传奇人物。
恒练免曲腿7年之后，刘伯承在再次治疗重伤的过程中，又创造了奇迹。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熊克武被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第二混成旅是这支军队的主力，其实际指挥官是刘伯承，名义上他是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一到作战，刘伯承就被授权指挥全旅。
几个月来，刘伯承打了好几个胜仗，他已经掌握了同敌军大部队作战的指挥本领，消灭敌军有旅和团的建制，并且将其旅、团的敌指挥官击毙，甚至一次包围了十二个营的敌军，将其全部缴获，刘伯承成了四川讨贼军最有威望的指挥官。
9月10日下午，讨贼军分三路进攻大足，刘伯承正用望远镜观察七星庵的敌情、地形时，忽然，这时从简家坡顶前面的和尚坡脚下来了三个人，刘伯承一惊疑，在刚放下望远镜的瞬间，对面敌方枪响，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鲜血喷流。
随行副官立即组织还击掩护。
与此同时，向导张树庭扯下头上白布缠帕，一撕两半，代替绷带进行包扎，另一位向导张秀庭赶紧背起负伤的刘伯承回到了前进指挥所——张家大院。
11日凌晨，刘伯承被送到了内江野战医院，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可是刘伯承仍旧昏迷不醒，伤势十分危急。
在成都的熊克武忧心如焚，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关注着刘伯承的伤情，并把成都北门外法国医院院长艾毓梅接到官邸，请艾毓梅通过电话指示抢救，内江野战医院一一照办。
刘伯承终于苏醒了过来。
接着，熊克武接受艾毓梅的建议：命令内江的部下，不分昼夜，火速送刘伯承到成都继续抢救治疗。
刘伯承经过法国医生的抢救，脱离了危险。
但伤口因天气炎热，感染后又红又肿。
艾毓梅主张：必须进行截肢手术，以免血液中毒危及生命。
刘伯承坚决不从。
还算好，经过一段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奇迹般地好转了。
“你的腿能存下来真是上帝创造的奇迹，你应不忘上帝之恩施，终身信奉上帝！”艾毓梅对刘伯承劝说。
刘伯承微微一笑，轻松地答道：“上帝怎能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
伤势好转，刘伯承要求出院养伤。
临行前，艾毓梅送给他一副拐杖，说：“你的伤不久就可痊愈了，我看你的腿上肌肉坏死太多，手术损伤不轻，愈后必成曲腿，这副拐杖可作你的终身伴侣。”
“世上有拿着拐杖走路的军人吗？”
刘伯承笑着说：“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至此，艾毓梅只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在成都剪子巷胡俊泉家养伤，刘伯承最为恼火的是伤口愈合后，伤腿果然伸不直。
经过反复思考，意识到惟有依靠锻炼才是出路。
通过锻炼以恢复右腿功能是十分难熬的苦事。
刘伯承每天用力拉伸，虽疼痛难当，浑身出汗，仍坚持牵引，初期效果明显，但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再无进展。
一天，刘伯承将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强令弁兵猛坐他的伤腿，当时刘伯承吼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肿了起来。
幸好，有一位老中医用中药包敷伤腿，不多久，刘伯承的腿就渐渐好了。
拒绝截肢，得以恢复功能，刘伯承再创了一次奇迹。
丰都战役，弹穿颅顶，眇之一目；大足之战，重伤肱股，险丧一腿。
两处重创刻记下他青年时代12个春秋戎马生涯的战绩。
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刘伯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青年时代经历的挫折和痛苦，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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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军人成为革命者（1）
苦心志求索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期间，心里苦闷烦恼，闭门谢客。
只感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清朝皇帝，又出现了袁世凯、曹锟、吴佩孚等一个又一个封建军阀，徒有民国的虚名，谈不到民国的实质。
他清醒地认识到：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省与省之间，一省之内甚至一个军系之内，明争暗斗，日甚一日。
而争斗的出发点说穿了就是争夺兵权和地盘。
混战导致了国家四分五裂，帝国主义从中渔利，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
面对冷酷的现实，刘伯承对友人透露了自己的观点：看来三民主义还是无法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救国救民之道在哪里？中国向何处去？他为这些重大问题而思索着，养伤实际上是在寻觅一条新的救国道路。
刘伯承离开后，作为熊克武支柱的第二混成旅军心涣散，中下层军官纷纷出走，频频失利，最后竟剩下不到一营兵力了。
当熊克武屡屡派大员促请刘伯承重返军旅，收拾残局，都被他坚决谢绝，刘伯承坦陈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在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正当刘伯承探索新路的时刻，他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吴玉章，此时，吴玉章已是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刘伯承向来敬重这位有胆量有学问并有丰富革命实践的学长，通过同吴玉章的交往，结识了杨公。
从此，他又受到了新的启发。
比刘伯承年轻6岁的杨公，17岁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岁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22岁他回国返川。
从此他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他同刘伯承结识，从相互切磋、交谈当前国家大事和人民要求中，并由刘伯承的12年军旅生涯中，认识到他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在日记上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真诚又热情的杨公，向刘伯承毫无隐瞒地讲述了进步的新思潮，给刘伯承留下了深深的好印象。
杨公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规律。”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
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扑后起，混战不休。”
这有助于刘伯承了解军阀混战的根子所在。
杨公剖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表示自己“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
”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指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
这个观点引起刘伯承的共鸣。
刘伯承听到杨公说了他也具有的同样认识：“我是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
杨公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
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
1923年冬，杨公与吴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
次年1月，杨公曾就加入组织事向刘伯承征求意见。
刘伯承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
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考虑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公深为感动，“最是使人起敬”。
从旧军人成为革命者（2）
杨公在日记上对此赞扬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加入共产党一年来，刘伯承经过“极力深研”，奠定了他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基础，他对友人亮出自己的政治抱负，学习共产党人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
’我家无私蓄，遇敌奋不顾身者，惟恐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了博取虚名和荣显。
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诱，可以说是有眼无珠了。
余意已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
1925年1月，吴玉章、刘伯承到了北京。
吴玉章在北京大学见到他的学生赵世炎，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
吴玉章马上就由赵世炎、李国暄和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公等优秀分子也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相当活跃，而同赵世炎接触中，刘伯承体会到中###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群众工作经验，确实不是其他党派所能比拟的，他的知友吴玉章、杨公堪称民族精英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的希望依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上海“五卅”惨案，震动了全世界。
刘伯承、吴玉章正在上海考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不到一个月，6月23日，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刘伯承随吴玉章已到广州。
刘伯承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同情并支持工人阶级的正义行动，深感革命军人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复杂，惟有强化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有国家富强、人民解放。
他的入党志向，得到吴玉章的热情赞许，杨公早就希望这位有优良品德素养的川中名将加入共产党。
第二年5月，由杨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刘伯承踏上新的革命路程，他永远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即使在漫长的人民战争中建立了赫赫功勋，他也格外谦虚。
1948年5月，中原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在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总结时，准确地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的思想本质：“刘司令员本来要作一次报告，因去前方指挥作战不能来，临行前嘱咐一个中心意见，就是：‘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
’他还说：‘不管你是多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
否则，你如果因此便昏头昏脑地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党，那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一个军人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刘司令员常讲他‘自己从旧军人成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刘司令员希望把这一意见传达到部队里去。”
如此真挚的心里话，就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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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暴动始末记》的光辉思想（1）
提出新观点1926年11月27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军委委员的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在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对四川非常复杂的军事情况进行透辟的分析。
刘伯承指出：“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要占大多数。”
他提醒大家“务须深刻地记着，切实从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方面下一番苦功夫，将革命基础筑稳才是，若只图军事上的发展，革命是不容易成功的。”
刘伯承要求“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
为了保证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上，刘伯承等人于12月初在顺庆（今南充）、泸州发动起义。
顺庆起义被迫提前进行，非常仓促。
刘伯承等人12月9日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当天在果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刘伯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并在顺庆设立总指挥部。
由于起义部队是旧军队，没有应有的教育训练，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较差，很快就遭到失败。
12月16日，顺庆方面起义军，被迫向东撤退，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到了开江县。
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决定刘伯承即刻到泸州，主持泸州军事活动。
到了下旬，杨公、刘伯承抵达重庆，就泸州、顺庆军事问题进行布置。
刘伯承接受任务，他单骑赶赴泸州，即在原泸县道署内设立起义军总指挥部。
“刘伯承来了”，泸州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出于爱戴之心，民间纷纷传说：刘伯承真了不起，刘湘的军警多、马匹精，怎么也抓不到他，刘伯承快马单骑，风驰电掣，从重庆出来，经白市驿，上丁家坳，过邮亭铺，直奔泸州，一气走了140里，追兵动身迟，怎么也撵不上，这些家伙一个个气喘吁吁地落空而回，而刘伯承安安稳稳地进了泸州。
这个没有夸张的传说，长期流传至今。
刘伯承心里十分明白：泸州起义军没有按照计划行动，起义军上层陈兰亭、皮光泽见利忘义，迷恋“金泸州”每月十万元盐款税的巨大收入，他们没有挥师北上集中顺庆。
军委派陈毅到泸州接应起义军北上，并且他为北上部队拟经过的隆昌、荣昌、合川、潼南等地做了借道疏通工作，这几个头头硬是按兵不动，结果顺庆起义军孤掌难鸣，只得忍痛撤走。
处境艰难的刘伯承，首先安定民心、掌握军队、稳定大局，1月24日在泸州城发布第一张布告：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