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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出现秦侩式的叛臣非常难，出于对历史骂名的恐惧，不论是贪官还是清官都不大愿意被扣上卖国的帽子。所以在对待后金这样的外来民族侵略时，朝堂内外到处充斥着主战的声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明末的政治环境和南宋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南宋时期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再退就山河沦丧。而明朝末年呢，后金的冲击虽然是显著的，但在当时，它的实力还不足以完全征服明朝，在进攻与据守之间，它也处在一定的摇摆中。而作为综合实力占优一方的明帝国，其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国内已经激化的官民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边疆短期的稳定是很重要的，最起码这也可以有足够的战略准备时间。在袁崇焕守辽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即所谓的几次大捷，但事实上这几场战役都是在防守的情况下完成的，并没有大兵团野外作战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明朝本身的战略准备是不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臣们盲目的主战策略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也是缺乏战略智慧的。
在这种不利于盲目进攻的情况下，崇祯二年正月到十月间，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在战略上赢得了宝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袁修筑城池，整饬军备，加强了宁锦防线。可以说，这是袁作为指挥官的灵活之处，由于他善于选择谈判时间，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但这件事却反遭崇祯帝的责备，并在最后成为他被残忍杀死的一大罪证。
袁崇焕极富智慧的斗争策略，使皇太极没有办法在蓟辽防线取得战略主动和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了大迂回的战术，绕道蒙古进攻。而面对袁崇焕这个对手，皇太极基本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交结，更谈不上里应外合地勾结。因为在知识分子出身的袁崇焕心里，与敌酋勾结乃是大逆不道。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的部队从大安口入关，直接威胁着都城北京的安全。此时远在边关的袁崇焕心急如焚，在接到入京勤王的命令后，仅仅携带不到万人便日夜兼程、千里驰援。在他和诸将领的努力下，北京的防守很快稳定了下来，面对明军的顽强抵抗，皇太极又一次在老对手面前一筹莫展。
按照此时的情况来说，远道而来的皇太极面对着补给等诸多困难。只要明军守住，并在一定时间内进入战略僵持，那么当其他地区的勤王军队赶到以后，皇太极必然陷入重围。所以摆在皇太极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既然不能一鼓作气拿下北京，那么战争必然转向不利于自己的境地，而如果在久攻不下、士气低迷时撤退呢，又很可能陷入袁崇焕的追击陷阱。因此可以说，当袁崇焕等人稳定了京城的防守之后，皇太极已经很难再有大的作为了。这种情况，对于明军来说，等待战机是最稳妥的选择，而袁崇焕的策略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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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奈何江山唱晚（29）
对于袁崇焕的苦心，居住在城内的官员、民众和皇帝却并不领情，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一方面，他们庆幸于援军的迅速赶到，使他们免遭劫难。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的防守策略非常不满。而这里面主要有两层原因，一，是他们希望以大获全胜作为事件的结局，一雪围城之耻。另一方面，他们对袁等勤王将士屯兵城下非常的不安。崇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之前辽东军队的数次哗变给他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同时对于袁的防守主张也充满疑窦。尤其是防守进入相持之后，袁崇焕要求进城补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觉得此中必然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由于战争进入了相持，有关城外的小道消息充斥着整个京城，说是袁崇焕故意纵敌，企图和皇太极结得城下之盟。天子脚下的民众向来就有议政和自以为是的坏毛病，但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谣言将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危害。
与明帝国昏庸的君主相比，白山黑水间成长起来的皇太极却非常懂得斗争的策略，而此时作为进攻者的他，也知道自己的对手袁崇焕并没有得到朱由检的真正信任。于是他一边令人在京城之中散布谣言，同时又让自己的军士在营中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故意让两个被俘的太监听到，然后再找个机会让他们安全而又不失惊险地逃走。这两太监逃回京城之后，自以为刺探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急急忙忙向崇祯作了汇报。借此机会，早就伺机而动的周延儒、温体仁立刻装出一副忠臣义士的嘴脸，操纵自己的党羽推波助澜，不断向本来智商就不高的朱由检施加影响。
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在城外战事进入平稳期之后，多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下令袁崇焕单身进城，说要在平台召见他，商议粮草补给之事。由于此时辽东军队在城外已经月余，又无法进城休息，此时一听皇帝说要补给军队，袁崇焕立刻二话不说就进了城。赶到平台之后，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朱由检便大声斥责，不由分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袁崇焕被捕之后，温体仁立刻继续施加压力，制造谣言。京城之中到处流言袁崇焕卖国投敌。温体仁的这种做法迅速在京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论，这也从侧面直接影响着朱由检的决定。
袁崇焕被捕之后，辽东军队迅速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将士顿感无助，部将祖大寿更是一怒之下带兵离京出关。而此时尚在狱中的袁崇焕虽然心中不平，但却依然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知道消息后立刻修书一封，由兵部快马加鞭转交给祖大寿。山海关外，祖大寿捧信大哭，三军动容。在袁崇焕手书的劝导下，辽东军队折返入关，一举攻下四座城池，并与其他部队配合解去了北京之危。
眼见城外之敌尽退，温体仁立刻加紧步伐与周延儒二人联手，疯狂打击政治异己。在这次涉及甚广的斗争中，和袁崇焕同难的还有一人名叫王洽，乃是当朝的兵部尚书。皇太极进攻北京时，正是他迅速地集结部队，殊死抵抗，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对手过于强大，王洽的抵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针对此事，周延儒上疏弹劾，指责王洽用兵不当。于是朱由检立刻将王洽下入大牢。第二年在王洽病死狱中的情况下，这个昏庸的皇帝竟然还下了一道命令，判王洽死罪。
（二）不可原谅的是卑鄙
袁崇焕被捕之后，针对此事，朝野之间立刻分成两派。以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相当一部分有良知的朝臣纷纷请命，意图保住袁崇焕；而以温体仁为首的阉党残余势力则一心以此为突破，完成对权力的摄取。而事实上，早在魏忠贤专权之时，温体仁就和阉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为九千岁歌功颂德的事也不是没有干过。只是在魏忠贤倒掉后，这个浑蛋居然什么牵连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次他得到了周延儒的栽培，又有如此切实的机会打击对手，自然故态复萌，没过多久就又联系之前的旧友阉党高捷、史范联手将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做了一个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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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奈何江山唱晚（30）
搞倒袁崇焕之后，温体仁和阉党余孽便立刻弹劾和袁公关系不错的东林巨子钱龙锡。和袁案相同，温体仁同党史范再次弹劾奏疏，捏造事实说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经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捏造其收受袁崇焕贿银几万两。
与逮捕袁崇焕一样，这件事同样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钱龙锡虽然和袁崇焕关系不错，但在很多事情上却与袁崇焕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当年袁崇焕曾对崇祯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而钱龙锡就颇不以为然。即便在诛杀毛文龙这样的大事上，虽然袁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但钱龙锡也仅仅是回以“处置慎重”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临阵斩帅一事上，其实钱龙锡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在袁杀了毛文龙之后，崇祯甚至“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心口不一，实在是个浑蛋。
以如此牵强的理由弹劾朝中的首辅，这就犹如政治赌博一般，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在加紧攻击袁、钱二人的同时，内心也是忐忑不安的。而老谋深算的周延儒此时更是装出一副超然的态度，只在幕后予以执导和协助。因此“倒钱”运动在这一阶段并不是非常的明朗，而此时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如果清醒、开明的话，那么很快就能看清奸党的手段。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却早已没有了理智，由于朝野间对袁钱二人的卖国欺君攻击接连不断，崇祯的脑袋已如装满糨糊一般。而首都被敌军经久围困则更让他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必须找个替罪的羔羊，而只有一个袁崇焕，还是轻巧了一些。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昏庸到了极点的朱由检想都不愿想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一向倚重的首辅钱龙锡。钱龙锡眼见形势巨变，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只好辞去官职，返回了老家。
罢免了钱龙锡，逮捕了袁崇焕。次年六月温体仁和周延儒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在周延儒的大力推荐下，温体仁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阁，真正地接近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令人感到可恶的是，这次“倒逆”风波并没有至此结束，而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将对手下狱罢官那么简单。同年八月，在温体仁等奸党的不断污蔑下，朱由检终于对袁、钱二人动了杀机，下旨道：“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八月十六日下午，朱由检再次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在百官发表意见之前，他先是气冲冲地列举了袁崇焕种种“罪状“，接着又装模作样地问道：法司如何定罪？大臣们见皇帝老子发了怒，心中早就吓了个半死，哪还敢再替袁崇焕喊冤。朱由检见满朝臣子并无异议，于是立即宣布了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定完了袁崇焕的大罪，高捷等阉党余孽又不依不饶地把钱龙锡提出论罪。最终，在众人的周旋下，朱由检也多少起了恻隐之心，但即便如此，虽然免掉了钱龙锡的死罪，但最终还是将其发配定海，“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而其余与钱关系较好的政治官员，贬的贬、废的废，大明帝国刚刚稳定不到一年的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换血，周、温二人的亲信纷纷走马上任。反东林党派一举攻占了帝国政治的最高地，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又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至此，在周廷儒的背后操作下、在温体仁的认真执行下，二人的政治对手基本一扫而光。大明帝国的江山也被朱由检和两个浑蛋送上了不归之路。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所操纵的“诛袁灭龙”把戏中，温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而周则多少有些暧昧。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周延儒来讲，他肯定看出“诛袁灭龙”这件事将来恐有翻案之虞，所以不愿意过多掺和。但干掉钱龙锡对他则是大大有利，他自然不会有什么阻拦的举动。同样我们还可以这样猜测，在周延儒心里其实也很明白，他和温体仁干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从狙击钱谦益开始，他就不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是巧妙地把温体仁推到了斗争的第一线，这样一来，表面上自己就和许多事情都脱了干系。这一招用得很漂亮，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自己，实在是集天下无耻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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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奈何江山唱晚（31）
至于此时的帝国元首朱由检，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对袁钱二人下了毒手。作为一个偌大帝国的政治首领，如此偏听偏信，实在是奇迹。如果真要琢磨一下的话，那么可能性只有三种，一，他是一个弱智，分不清好坏；二，他就是想干掉袁崇焕；三，他既是弱智又想干掉袁督师。
仔细思索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温、周二人的崛起过程中，朱由检作为帝国的最高元首，丝毫没有判断能力，行事褊狭、手段太毒。这也直接体现出他性格之中的阴暗面！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说开始时，他迅速地干掉魏忠贤还算出手迅速、明视果断，那么此时他诛杀袁崇焕、赶走钱龙锡就只能用幼稚和多疑来形容了。这种性格上的污点慢慢地扩散，最终导致他用人的幼稚、施政的盲目。试问，这样一个性格阴鸷的皇帝，他不亡国谁亡国？
三 杀袁之后，分道扬镳
奸党分裂，温体仁大败周延儒
在明朝末期的政治舞台上，温体仁和周延儒堪称浑蛋，同时也堪称明星。两个人都是城府很深的角色，周延儒明处一套背里一套，好似墙头草，做坏事的同时，非常注意遮掩自己，一边和阉党集团勾结，一边又不断地对东林党人献媚，以至后世也还有人说他好话。而温体仁呢，他只讨好皇帝，装作孤立无援骗取朱由检的信任，内里却是机锋刺骨的一个人，把能做的坏事基本做绝了。两个人干掉拦路虎之后，周延儒当仁不让升为首辅。此时在他眼里，自己已经登上内阁的制高点，而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也清理一空，但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自己的政治密友温体仁，却在关键时候摆了他一刀。在本部分第一章提到的那首京城民谣中，“总是遭瘟”，这句话表面上是在骂温体仁但骨子里却一语道出这个角色的厉害。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下来又痛施辣手把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是曾经提携了自己的周延儒赶下了内阁的头把交椅。
（一）郁闷的刘宗周
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费尽心机的周延儒终于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席国务卿，周延儒很快地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而在他成为首辅之后，内心之中的丑陋也逐渐地大白于天下。
和所有的贪官污吏一样，周延儒也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就是任人唯亲，抛开他的阴险不谈，光是这一点就该杀千刀。在他手握大权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诸如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要么是他的党徒、要么是他的亲戚。最离谱的是他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充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甚至无耻地把家仆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而他家乡的族人也都各个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搞得乡里之间怨声载道，老百姓扛着锄头，“群聚数万人，蜂拥两家，杀其仆而焚其庐”，甚至“发其先垄”，把周家的祖坟也给刨了。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挖别人家的祖坟是要犯重罪的，即便是后来朱由检挖李自成家祖坟也是秘密进行的。但此时众怒难当，以至于地方官与巡抚御史也不敢公开袒护，只好“枷责豪仆以谢诸汹汹者”，最后来了个不了了之。除了任人唯亲之外，周延儒其他的毛病也不少，贪财泡妞，恬不知耻，在接受他的姻亲陈于泰送的美女、金钱之后，竟将陈拔为廷试第一，在士人中间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结党营私的同时，周延儒依然一如既往地对反对自己的朝臣猛下杀手，妄图排斥朝中所有不听命于他的人。而此时已经高高在上的他，也完全不似过去左右逢源的样子，睚眦必报，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付异己的机会。在这其中最令人气愤和惋惜的，就是用计逼走顺天府尹刘宗周。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人，明朝末年著名理学家，曾师从王阳明。其学之要，在“诚意”，在“慎独”，人称之谓“千秋正学”，是当时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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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奈何江山唱晚（32）
作为明末的一代大儒，刘宗周既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承，同时也培养出了像黄宗羲这样杰出的弟子。但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相比，他的仕途却堪称坎坷磨难。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凡有良知的士大夫皆以“直言敢谏”为荣，特别是明朝末年，以知识分子为身份特征的东林党人，更是大力地展开议政谏政的群体活动。事实上，这种做法，倘若面对的是一个英明的君主，那还好说些，但如果面对的是像朱由检这样的昏君，那无疑是在给自己制造灾难。而在东林党和援手东林的人之中，刘宗周更是以性格刚正、果敢为名，因此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年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等人借聚众讲学之名，拉帮结伙，在政治圈中形成了一股颇有市场的势力，同时为了取得相应的政治资源，他们以各种名目诬陷东林党人，人称“宣昆二党”。而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人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也趁此机会在朝中大肆排挤东林党人，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对此，初入政坛的刘宗周却凭着一股豪气和公义之心，毫无顾忌地上书声援东林党。但由于“宣党”、“昆党”势力强大，而此时的刘宗周又没有政治靠山，所以不光没帮成忙，险些还把自己搭了进去。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失望心情，年少义气的刘宗周辞官回家。
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当年三月命刘宗周为礼部主事。这一次刘宗周依然不改往日风风火火的作风，一入朝便上疏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罪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要求皇帝恢复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铁榜之制，借以防止宦官擅权越政。此时正是魏忠贤专权得宠的时候，刘的这种做法立刻给自己引来一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