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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的“华勇营”原是用来驻守威海卫英租界的。威海卫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北端威海市，原为滨海渔村，明朝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为防倭寇袭扰设卫，称威海卫。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华争抢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1898年3月，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设法租借威海卫，却遭清政府拒绝，理由是威海卫尚在日军占领之下。窦纳乐随即威胁说，若不从，唯有将事情交由英驻华海军司令办理。清政府见又有兵端，哪敢不从，被迫于4月3日同意其租借要求。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在北京签字。因此，中国一直称威海卫的租借为“强租”。
威海卫租借成功，便成为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但却陷入陆防空虚的尴尬。当时，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部队被摊薄，到了无兵可调的地步，遂决定照搬在印度的经验，招募威海本地人，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英国人的意思一经表示，清政府又强烈反对。但英国人辩称道，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并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英军中国团（Chinese Regiment），即中国人所谓的“华勇营”（Regiment若采直译的话，实在是“团”而非“营”）。因中国人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招募艰难。英国人随即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当地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立时凸显。这些退役军人比农民善战，体能和纪律性亦更强，且无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
因英国部队军饷高，军官廉洁，服役的华勇便有了自豪感，与一般清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社会上产生吸引力，本地人纷纷加入。到1900年5月，“华勇营”人数已达六百多，兵士年龄均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该团由包耳上校（Colonel Bower）任团长，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全团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精选出来的士兵，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东亚病夫”的华人中，算是强健的一群。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士兵均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各地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六百码射击成绩尤为优越。
“华勇营”成立后，历经鏖战，为英国立功，部队也不断壮大。至1901年庚子事件结束后，全团已扩展至12个连，共1200人。
1902年，英国陆军挑选了十二名“华勇营”官兵，到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英王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是为英国历史上首次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第八章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2）
同年，因英日缔结同盟条约，两国在远东对抗暂时缓解，英国决定裁撤“华勇营”。1906年6月，成立八年的“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的“华勇营”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至今，威海卫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
“华勇营”成军后，*了威海当地的抗英活动，又作为英军主力参与了八国联军对华作战，战力强大，军事表现出色。但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华勇营”士兵身为中国人，却加入侵略军，又对同胞作战，已可列入“汉奸”阵营。他们之存在，自然被视为中国人的耻辱。因此，中国档案材料对这段历史表述极少。笔者查阅了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写的《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一书（1998年出版），却发现，尽管全书对威海卫租借历史的描述不厌其详，大量论及英军*当地人反抗斗争事迹，却无一字提及“华勇营”，全以“英军”一词含糊带过。这也折射国人对待历史的特殊心态。“华勇营”的历史未遭湮没，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军史档案记录齐全，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华勇营出军志》，保存了该团在1900年3月至10月间所有活动的细节。
巴恩斯简介
本书作者巴恩斯（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1867～1937）出生于印度喀什米尔。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授中尉衔，分派到维尔特郡团（Wiltshire Regiment）第二连，一直在印度和缅甸服役，并于1895年升任上尉。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后，他被陆军选派来华，协助组建威海卫的中国团（华勇营）。在华期间，他随该团*威海卫民众的起义，参与了天津解围。1900年，他率领该团的一个分遣队开往北京，参与了攻陷北京之战。他因“战斗勇敢”，获得“中国勋章”。1906年，他被升为少校，并调任上海万国商团司令，任职时间长达七年。一战爆发后，巴恩斯被调回欧洲参战，获多种嘉奖。1937年，他在英国去世。
巴恩斯一生结过两次婚，头一次是1905年在山东芝罘（今烟台）的圣安德鲁教堂与Marguerite Weatherston小姐成亲，次年，她不幸死于难产。巴恩斯后来再婚，新妻是Jeannie Prentice。
巴恩斯在“华勇营”服役期间，写下了大量日记，后以日记内容为基础，编撰成书，于1902年出版。巴恩斯的书，对“华勇营”赞不绝口。他在“引言”中说：“对中国团的坏话很多，但说话的人对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本人不得不如实记录该团1900年在华北执行任务时艰苦奋战的实际经过，以正视听，并使大家认识到，尽管华勇营刚刚组建，又是在异国军官的指挥下，为了异国的事业，而与同胞、皇上及官兵开战，但就他们自身而言，已经最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应再到处散布他们的坏话。”
《华勇营出军志》
（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London；1902）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八章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3）
《华勇营出军志》分为八个部分，标题分别为：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周边的战斗、天津陷落之后、开往北京、其他战役、保卫交通线路。共三十三章。
据书中记载，“华勇营”成立后，先被用来*当地的抗英斗争。英国强租威海卫后，当地民众时有反抗，常常举行两三千人的聚会，焚香竖旗，收集武器，意在驱赶英国人。1900年3月26日，“华勇营”事先获得情报，得知有抗英*。包耳上校便率“华勇营”420人首次出击，武装驱散了一次抗英*，并逮捕了三人，收缴了各种土制武器。而据中国方面的历史记载，该次*在姜南庄村，由崔寿山等组织。而*的情报，是“华勇营”士兵卧底获得的。
随后，在1900年5月5日，英国勘测划界小组受当地民众围攻，英国皇家工程兵少校潘若思（Penrose）等人及护卫队受袭，包耳上校又率“华勇营”两个连出击。此次冲突，英方多人受伤，“华勇营”毫不犹豫地向同胞开枪，打死中国村民二十多人。巴恩斯称，这是华勇营第一次“浴血”。
同日，留守在道头村的“华勇营”第四连被三千多村民包围，此时一个当地老汉、“华勇营”一名士兵的父亲，用扁担担着全部家当，跑到“华勇营”的阵地上，对自己儿子和其他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当地人决心要扫平这里，赶快逃跑吧。老汉的儿子却告诉父亲：即使这里会打仗，他也要留下。
第四连还有名士兵，其父随当地民众进攻“华勇营”营地，被“华勇营”打死，他还是“坚守岗位”，留在了部队中。
第七连有两名士兵被当地村民抓住，派一个小孩看管他们，在他们央求下，那孩子将他们放了，他们却并不逃跑，而是设法捕获了该村村长，带回部队交给英军军官。
威海卫英国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华勇营’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
英国陆军部战史记载，这两天的流血冲突后，当地农民迁怒于参与勘界的中国专员李希杰等人，将他们扣押。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向英国专员道华德求救，亦是“华勇营”派兵，在英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下，进行了成功解救。
“华勇营”与同胞的对抗，激怒了当地人。“华勇营”不少士兵的家属都收到了恐吓，士兵们要求英方在必要时需给其家庭提供庇护，但“华勇营”军心依然稳定。
巴恩斯的书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华勇营”被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英国陆军军装。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五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以印度兵为主的香港皇家炮兵和以“华勇”及印度普什图兵为主的香港团已到达，共有382人。可见，八国联军中的英军，因兵力捉襟见肘，出动的都是殖民地部队。其中，威海卫“华勇营”、香港团中的“华勇”和新加坡团中的“华勇”们，更是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
6月24日中午，英军香港团和威海卫“华勇营”各出两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十二吋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并安放在僧格林沁四十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上。当他们冒着弹雨进入法租界时，受到了联军守军的欢迎。6月27日，“华勇营”协助俄军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发动攻击。在十二寸大炮狂轰下，弹药库被引爆，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又两度受命灭火。
第八章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4）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及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香港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随后，“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e）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两死五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
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他们的表现，获英军司令的高度评价。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巴恩斯写道，华勇营“是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唯一英军代表，非常光荣。”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居然征到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船工。巴恩斯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8月28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
“华勇营”在驻守的河西务镇，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写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在于他们见到是“华勇营”看守，便将此地认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绝不容其他军队插手。有几次，德国兵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便出手干预，德国人只好乖乖付钱。醉酒闹事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惩戒过两次，日军军官两次都登门道歉。“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吸引了当地百姓的关注。十多英里外，另一个镇子也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是《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二版，1902年伦敦Grant Richards出版，封面尺寸为5 1/8英寸×7 1/4英寸，共282页； 书后附四个附录，书页顶部烫金。全书共含十一幅照片，其中一幅为李鸿章乘舟前往北京时的照片，为巴恩斯所摄，颇有价值。书中另含三幅地图。该书封面只有轻度磨损，边缘处小损，书脊两端有磕痕，书内有陆海军俱乐部藏书印记和图章。该书目前在纽约一家古旧书店求售，标价296美元。
《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一版已一书难求，若品相完好，没有图书馆印记，价值当可轻松达到２，０００美元。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1）
庄士敦生平
西方汉学家中，丁韪良、翟理斯之流固然学富五车，不负盛誉，但在今日民众心目中，他们是籍籍无闻的。而学术成就逊于他们的庄士敦，倒是声名远播，为当今的中国人所熟知，这全是沾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光。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史上，庄士敦因缘际会，成了头一个洋帝师。而他的学生溥仪，却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这西洋的第一人与中国的最后一人相结合，便谱写出中国历史独特的一章。
这独特的一章，记载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记载于庄士敦的名著《紫禁城的黄昏》。因它浸透了皇朝衰亡、江山断送的悲剧性，是文人骚客的好材料，所以被反复做成文章和影视节目，让大家不断重温。
庄士敦初执教溥仪时，后者刚十四岁。他对溥仪的世界观及个人趣味的形成，作用无可比拟。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庄士敦的描写绘形绘色，实在精彩，所以不得不全文照录：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1919年3月4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