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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起来的政治框架，也只有他们两人能操作得了，其他人能力不及，便不再奏效。管仲死前，就反对好友鲍叔牙来接替自己，他那也是看清了齐国的情形，鲍叔牙无法驾驭，搞不好还白丢性命。后来齐国果然乱了。王猛身后的前秦，情形也大体如此。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治乱因缘（14）
托孤事大
创业和托孤之间，我以为同样兹事体大，如果身后所托非人，不但先前辛苦拼下的一点基业要破落干净，且还害了子孙性命，倒不如置身草莱，混一口粗茶淡饭来得安稳。明建文帝初立时，朝无可辅之人，朱元璋也真是，杀人杀红了眼，连个可靠的人都不给孙子留下，所以才有燕王之变。设若徐达或者刘基，有一个人遗存下来，事情也不至于如此。
刘邦向吕后交代后事，就托了周勃这人，“安刘者，必勃也”。周勃虽憨，但为人不鬼，可靠，其智虽不足制止变乱的发生，但却可以力挽狂澜，替刘家保住天下。所以说，英雄不但自知，还知人。要如我等凡人，能自知已经算是智慧了。
东魏权臣高欢，从托孤一事看，也算是半个英雄，尽管他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禽兽，但这无损老子的才智。高欢病重时，对儿子高澄说：“侯景这人专制河南已经十四年，常有飞扬跋扈之志，只有我能镇得了他，你怕是不行。我一旦逝世，千万不要马上发丧，免得侯景借机发难。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这两个人很正直，终不会有负于你。可硃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是道人，心地和厚，你们兄弟当得其力。韩轨为人直爽，对他应多担待点。彭乐是难得的心腹之人，对他应多加防护。朝中可与侯景匹敌的，只有慕容绍宗一人，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高欢耍了一个政治手腕，让高澄恩结慕容绍宗，以得其死力，所谓谋贻子孙者，大概就是如此了。
高欢对侯景的判断相当准确，梁太清元年（547）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仅五天之后，侯景就发动叛乱，同年三月，投降南方的梁朝。信佛的梁武帝不听众人的反对，也是贪心作怪，要借机打过长江北上，于是收留了侯景，并委以要职。可是侯景此人，正如高欢所料，天生的脑后长反骨，好心的梁武帝没得到好报，公元548年八月，也就是降梁一年后，侯景举兵作乱，549年攻克建康，梁国的开创者梁武帝萧衍被其俘获，并饿死台城。
高欢用慕容绍宗之故智，也被唐太宗李世民师法。李世民知道李勣此人可以托孤，疾甚，对儿子李治说：“李勣有才智，但你与李勣无恩，恐不能怀服。我现在故意将他赶出朝廷，外放叠州都督，如果他立即动身赴任，一刻不留，我死之后，你即授以仆射之职，亲任之。如果他徘徊顾望，不肯前去，你立即杀了他。”
李勣也是脑子灵光的人，受诏当日，二话不说，家也不回，直接赴任去了。可是李勣后来确有负李世民所托，史书上说，“太宗以机数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机心事君”。唐高宗李治要立武昭仪为皇后，同是顾命大臣的褚遂良极力反对，而且也产生了效果。李治举棋不定，征求李勣的意见。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就是如此不负责的一句话，“上意遂决”。设若当时李勣和褚遂良站在一起，稍稍坚持一下，历史可能就会改写，也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武周一事。
李勣，原名徐世勣，入唐赐姓李，后避太宗讳，改名李勣。
君臣之间
君臣之间有伴虎之说，但人君终究也要食人间烟火，因此也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供后人评说。
西汉周昌，官拜御史大夫，此人有口吃的毛病，但敢讲话，连萧何、曹参都对他另眼相待。后人引为谏臣风骨的“期期不奉诏”就典出周昌身上。刘邦欲废太子而另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周昌盛怒之下，更结巴了，他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闻言大笑。
第二章 治乱因缘（15）
周昌一次在下班时间入宫奏事，恰巧撞见汉高祖搂着宠妃戚夫人亲热。周昌扭头就走。高祖起身追逐，一跨骑在周昌的脖子上，问：“我何如主也？”周昌仰头答道：“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上笑释之。整个是一对活宝。然而刘邦的话也不是乱问，周昌是御史大夫，其职责在于监察百官，甚至连皇帝都可以在监察范围之内。因为御史大夫手下有个御史中丞，专门驻扎在皇宫里面，“监视”皇帝有什么影响不好的举动。因此，刘邦才会那样问，而周昌也才有机会幽默一回。
三国张昭，少时好学，博览群书，敢讲话，脾气也驴。曾向孙权提了几条意见，却不被采纳，心里愤愤不平，于是称病不来上班。聪明人孙权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想先别去管他，等火气消了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次两次的老不来，孙权也火起，跟我使性子，可以，不出门你就永远别想出门。于是让手下人用土把张昭家的大门给堵上。没想到张昭是驴脾气加牛脾气的混合体，要一般人，领导对他如此，早吓降了，可他竟在门内自己也用土封了一层，表示坚决老死在里面，即使外面拆了，也不出来。
碰到这样的对手，孙权是又气又爱。也是孙权，要换成别的主，早不把他灭门了。所以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跳着脚在总统府门外；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可是袁世凯一死，章太炎也就不骂了，他说骂人也要找个当量的。他的意思其实是，小人骂不得。
孙权见犟不过张昭，改来软的，数遣人慰谢张昭（想必此时外面的封土已拆除）。张昭实行“三不主义”，不领情，不起床，不接见。孙权没办法，只得亲自“解铃”。一次路过张昭家，亲自在门外高呼老张、张爱卿，张昭这次是应声了，不过辞以“疾笃”，还是赖在床上。见软的不行，孙权又来硬的，放火烧他的家门，想把他逼出来。可是张昭依然不为所动。孙权只得让人灭了火，在门口站了很久。
儿子们看不下去了，面子是给足了，还这样让领导下不来台，那怎么行。于是七手八脚将张昭扶下床，来见孙权。“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张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余读书至此，不觉哑然。
干宝论西晋之亡
公元317年，刘渊第四子刘聪废晋怀帝司马炽，立国仅50多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干宝写了一篇宏论，从西晋开国一直说到灭亡，某些论述直惊人肺腑，很值得一读。司马光《通鉴》一书亦引录之，可见对干宝的观点是认同的。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称帝，即武帝。司马炎当上皇帝，不忘劳苦功高的祖父和父亲，也给他们安上皇帝的名号，显荣一下。给祖父司马懿的名号是“高祖宣皇帝”，称父亲司马昭为“世祖”。明刻《历代帝贤像》说司马懿：“将帅之才，奸雄之志；得政专权，见得忘义。”不愧是曹操的部下，也成精了。儿子司马昭，其心尽管路人皆知，但毕竟没有篡曹魏自立，或许时机尚不成熟吧。
司马昭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炎，次子司马攸。司马攸过继给景王司马师当儿子，司马昭也很喜欢司马攸，常对人说，天下本是景王的天下，我不过是代理宰相一职，我死后，大位当传给司马攸。大儿子司马炎急了，找来裴秀，问他，人可以貌相么？裴秀说，当然可以。司马炎于是露出异相，头发长到可以当拖把，双手过膝。要知道刘备也双手过膝，裴秀于是大感惊奇，管他是不是炒作，私下里就认准此人是真龙天子。于是拉拢一批人，大造声势。
第二章 治乱因缘（16）
这时，司马昭还真想立司马攸为世子。山涛阻挠说，废长立幼不妥。贾充阻挠说，司马炎有君主之德操，别人都比不上。最成功的是何曾、裴秀的阻挠，他们说，司马炎天纵神明，相貌也不是一般人的相貌。言下之意，司马炎就是当皇帝的料。他们一唱一和，终于将司马昭说动，公元264年，立司马炎为世子。265年，司马炎遂代曹魏称帝。
他们祖孙三人，两个假皇帝，掌握曹魏的实际权力，一个真皇帝，掌握司马氏自己的权力。还真像样，治下虽不足以称太平盛世，但能做到“民乐其生”也是很不容易的了。干宝客气地说，“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虽说干宝也在司马氏手下当差，但这话似乎没有蓄意拔高，说得还是很有分寸。
或许当初是曹操作恶太多的缘故，比如他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命运对他进行报复，司马氏便挟他的子孙；曹丕篡汉，司马炎夺魏，彼此彼此。轮到司马氏当权，朝内无人有足够的势力来挟持皇帝，于是就出了内乱。内乱不停，外患又起，司马氏一路狂奔，偏安于江左了。此便是时运之大势。
司马懿、司马昭都是老奸巨猾的人物，司马炎号称神明，按理说基因不会有问题，可是命运的无情处也在这里。司马炎那么好的基因，生个儿子司马衷却是一个超级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一次，他在华林园玩，听到蛤蟆叫，就问身边的随从：这些小东西这么起劲的叫，是为公事叫呢，还是为私事叫呢？皇帝蠢到如此地步，也就给野心家提供了斗狠的机会，直把国家斗成南北朝。
晋惠帝司马衷统治年间，后戚、宗亲、大臣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内斗，在内部疯狂互咬。他们根据利益的不同分成三派，先是后戚与司马诸王之间互斗，接着本来团结一致的后戚与后戚之间、诸王与诸王之间，又因为分赃不均，大打出手，最后乃至动用了武力手段，真是景象万千，波澜壮阔。先后参与内讧的司马氏宗室有八个诸侯王，从公元291年一直斗到306年，长达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
聪明的司马炎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伸腿才一年，国家竟至如此，干宝说“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
公元307年，刘渊称帝，史称后汉。这时白痴皇帝司马衷已死了一年，弟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西晋的倒数第二个皇帝。310年，刘渊的儿子刘聪继帝位。311年，刘渊的侄儿刘曜攻入洛阳，俘获晋怀帝。313年，大年初一，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派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朝旧臣见之，无不痛哭，同年被杀。他的侄儿司马邺在长安继皇帝位，是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两年之后的315年，刘曜再次攻入长安，晋愍帝乘着羊车，袒露臂膀，口含玉璧，用车拉着棺材，出东门投降。317年11月，刘聪出城打猎，让司马邺穿上军装，拿着画戟，作为先导。12月，刘聪故伎重演，在光极殿大会群臣，命令司马邺斟酒，还洗酒杯。尚书郎辛宾起身，抱着晋愍帝大哭，被拖出去砍了，晋愍帝旋被杀，西晋灭亡。
干宝说，“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基广、根深，即在于仁爱百姓，教化乡里，周文王、周武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传祚八百年。西晋倒好，开国之初即沿袭清谈那一套，蔑视忠义礼仪，以不尊法度、放浪形骸为高，以谨守本分、踏实做人为耻。“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于是乎，兄弟不像兄弟，“宗子无维城之助” ，地老鼠似的能咬会钻；大臣不像大臣，“官者为身择利”，只想着争权夺利。“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而天下人也跟着学样，不忠不孝、违礼乱常之事司空见惯，风俗于是“淫僻”，“耻尚”于是“失所”，连基本的是非黑白都没有了。这样的局面，即使是“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何况那几个白痴皇帝。
第二章 治乱因缘（17）
“‘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干宝认为西晋之败，败在“礼法刑政”出了大问题。其论读来惊心。
绅士政治（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
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
绅士政治（二）
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治乱因缘（18）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
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