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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他们通过同乡、同学、校友的关系先后在工学院发展了刚毅（王文化）、沈勃（张豫苓）、黄仕琦（周伟）、张彭（卢若海В⑺嗡叮ㄇ诶剑⒄趴顺稀⒘伲ㄇ玻⒄庞Q、孙志管等入党。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师生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北京大学工学院当时是党员人数最多、工作最活跃的单位之一。我和宋汝棼研究，建立了工学院支部，宋汝棼兼任支部书记。
宋汝棼发展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沙小泉（刘芳庭）、文学院的郑宁（鹿道慈）、医学院的张克勤、中国大学的陈山、辅仁大学的林瑾（王素文）、伍伯骅、周骥良入党，扩大了工作的范围。饶毓菩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单线联系医学院的戚天庆、育英中学的沈同、卫生行政学院的王源昶。戚天庆组织李营、林牧等抗日积极分子去根据地。戚天庆和细菌科讲师方亮建立了工作关系。1944年我再进北平，建立了法学院支部，徐伟任支部书记，李树群（李###）、沙小泉为委员，党员有刘鹏万和辅仁大学的肖锦荣等。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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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1945年8月10日，宋汝棼从广播中收听到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等国请降的消息，###异常。这时宋汝棼已经从北大工学院毕业，考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正在西皇城根该会社的一个训练班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北大工学院地下党支部的沈勃、张克诚。
宋汝棼邀集沈勃、王文化、黄仕琦、张克诚一同商量后，当即到西城区西单花枝胡同找到饶毓菩。宋汝棼同饶毓菩商量是否要印刷告北平市民书，在北平街头张贴，把日本投降、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这个好消息告诉北平老百姓。饶毓菩很赞成。当时晋察冀派往日本工作的李振中途经北平正住在饶毓菩家中，他们又同李振中商量，李振中也很赞成。
他们当即在饶毓菩家的西厢房中，由宋汝棼执笔起草了一个1000字左右的告北平市民书，大意是日寇恶贯满盈穷途末路，即将投降了，北平已陷入我八路军重重包围之中，我八路军即将解放北平，北平即将回到人民的手中。希望北平市民安居乐业，迎接北平解放。宋汝棼把这个告北平市民书的草稿拿给李振中、饶毓菩看，他们都同意。
当时没有地下印刷厂，也没有印刷设备和纸张，只好临时想办法。请饶毓菩、沈勃和黄仕琦（家住西单榆钱胡同）分头刻蜡版，然后印刷成八开纸的传单。当时买纸的钱也不够，一部分纸张是宋汝棼和沈勃到北大工学院“抄”来的。
干了一天多，终于印出传单数百张。他们商量，将传单趁天黑贴到大街上，一部分送到一些教授、学者的家中。
宋汝棼他们商量决定，由党员和周围的基本群众分头张贴、投递传单。参加这次行动的约有四五十人。
大约在8月13日，黄昏时分，宋汝棼他们在同一时间按照预先划定的地段，开始张贴投递。那天宋汝棼带一组到王府井、前门一带张贴、投递。饶毓菩带一组在西单和西单北大街一带张贴。晚上10点多钟才回到家中，身上粘了不少浆糊。虽然一口气在街上贴了两个多小时，但一点儿也不感觉累，充满了完成任务之后的喜悦。
那时，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和接收人员还未到达北平，我们抢先一步开展了八路军的宣传。
宋汝棼这支队伍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
全国解放后，宋汝棼曾任北京市第七区区委书记、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长、市委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工业基建委员会主任、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北京市基建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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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薛成业打进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
薛成业在哈尔滨上的初中，经历了五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尔后来到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时在北平大中中学读高中，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丧权辱国的行径非常反感，他曾与同学方蘅一起设法联系参加吕正操的抗日队伍。1938年，薛成业高中毕业，考取辅仁大学免费生。这时方蘅考入了燕京大学，通过方蘅，薛成业认识了燕京大学的陆孝华、赵凤章、卢念苏、马毓臻等同学。他们在交往中一起阅读革命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1939年，薛成业结识了辅仁大学的黄泛。1942年，经戈原介绍，吸收薛成业和李哲生入党。这一年，黄泛、方蘅撤回根据地。临走时，黄泛把薛成业和李哲生的关系留给了戈原。戈原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方蘅住同一宿舍。1942年末，薛成业赴晋察冀根据地接受城市工作训练，当他一脚踏入根据地的领域，他激动地俯身捧起一把热土满怀深情地###着。他参加了满城交通站举办的短训班；我就是在这个训练班上认识的薛成业。
短训班的生活很紧张不知不觉一个多月一晃就过去了，1943年1月，薛成业向我和戈原汇报了程芳的情况，我表示同意吸收程芳入党，并决定由薛成业、李哲生和程芳组成党支部，由薛成业任支部书记，戈原另有新任务。此后，即由我与薛成业联系。薛成业返回北平后到私立艺文中学（现二十八中）任教员，着重在中学里开展工作。
每次我进城与薛成业见面时，除谈工作外，还要定好寒暑假来根据地学习的名单、送人的日期、接头地点和暗号等。一般是在保定车站接上头，即由来接站的同志带着走，走时保持一定距离。同行的人也是分开单个走，互不认识，以免出了麻烦牵连他人。薛成业工作非常认真，考虑周全，计划缜密。他送人到火车站，遥望着人上了车，三天后再去查访，看是否又回到北平。对这条路线，我告诉薛成业除工作需要，不能对任何人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使用。薛成业支部送往根据地的人员大致是：
1943年送走张瑛、张侠，暑期送走我委托他们送的天津的徐平等7位同志。
1944年送走林阳、梁波、韩哲文、黎光、季鸿、李本、林湘等。
1944年安排到根据地学习的有孟宪功、闵仲夫妇，王乃仁、关沫然、李杰、赵彦、左安、吴纯性等。
以上走的都是保定地区蛮子营交通线。
1943年###月，我进城联系工作，薛成业向我谈了这样一些情况：
薛成业有一个同乡好友孟宪功，1943年初孟宪功曾经对薛成业说，他有机会到伪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当教员，按军队说法就是教官，他说也可以介绍薛成业去；他认为在这个部门谋职对开展抗日工作比当中学教师整天和孩子们在一起发挥的作用大。
治安军是华北敌占区主要的伪军正规部队。日本人在伪治安军总署设立宣导局，企图在伪军中也设立相应的宣导机构，在每个连队中设宣导员，搞###的欺骗宣传。为此，宣导局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