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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为“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中、下户依次递减。喜筵的规格为“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户、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大都地区的汉族民众对结婚的礼俗也十分重视。男女双方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财，作为聘金。办喜事的前一天，新娘还要沐浴、剃面等，一切费用均由男方支付。成亲之日，双方还要大办筵席，广宴宾朋好友。
明代，北京地区的婚嫁礼仪更为隆重、繁杂。当时，北京人订亲要合礼，算男女年龄生肖是否相配，如果相配，就正式定亲，双方确定嫁娶的日子。到了正式娶亲前一天，男家向女方送席一张，公鸡二只，以及其他杂物，俗称“催妆礼”。在明代，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须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记载：“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穿凤冠霞帔，一是图吉利，二是证明自己是嫡妻。新郎将新娘接回家后，会将马鞍放在地上，让新娘跨鞍而过，称作“平安”。进洞房之前，男方还会请阴阳先生以五谷杂粮在洞房内“撒帐”。结婚三天后，女方娘家给女儿送衣服和食品，并且走访男方的亲戚，称作“三朝”。从明代北京婚俗看，较辽、金、元诸代有所不同，更多地吸收了南方地区婚嫁的因素，没有太多陈规陋俗，显得喜庆、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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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新年庙会
北京人过年，除一般年俗外，还有一个主要习俗，那就是逛庙会。北京的庙会历史悠久，说白了，它就是民间的市场、娱乐园和求神拜佛的场所。
庙会作为民间市场，它具有全国各地的“赶集”性质。北京的庙会上货物多、品种全，不仅有供给富贵人家的金玉绸缎、字画图书，还有老百姓可以购买的粗碗废铁、风味小吃。还有孩子们喜欢的风车、面人等土特产品。北京的庙会，虽无今天超级市场的豪华、整洁，却也品种齐全、琳琅满目，任凭选购，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庙会还是北京人的娱乐园，老北京的电影院、戏楼很少，且入场价格昂贵，穷人进不去。而庙会上各种杂技、武术、曲艺、游耍、戏剧以至西洋镜、拉洋片等表演，无奇不有。有以精湛的武术为特长的，如少林、五虎、开路等；有以技巧高超取胜的，如高跷、中幡、太狮、少狮、杠子等；有以舞蹈俏丽而引人入胜的，如小车、旱船、秧歌、花钹、跨鼓等。民间艺人登场献艺，老百姓花一点小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欣赏他们的节目，让老百姓过足眼瘾。北京的庙会，在夜间还常常设灯市，让白天没有逛够的人们在晚上接着逛，明朝宰相张居正写诗《元夕行》描述灯市的盛况：“禁城迢迢通长衢，九门万户灯光里，花怯春寒带火开，马冲雾连风云起，弦管纷纷夹道旁，游人何处不相将，花边露洗雕鞍湿，陌上风回珠翠香。”
庙会还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后，中国土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为了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佛道二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扩大影响，增加了娱乐内容，如佛像出巡、杂技表演等等，引得老百姓争相观看，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庙会。
北京最早的定期庙会是都城隍庙的庙会，城隍庙在明代是一个著名的寺院，据明代的《燕都游览志》说：“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约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可见当时都城隍庙的庙会是十分盛大的。清代时每年五月十一还在这里举行祭祀城隍的活动。
清康熙六十一年护国寺重修开庙设市，很快就取代了城隍庙，成为京城最大的庙会之一。隆福寺是北京名刹之一，香火兴旺，其规模居京城庙会之首位。厂甸庙会也是北京历史上大规模庙会之一，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带。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庙会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在民国初期是北京唯一的官设新节庙会，是老北京在过年期间游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北京的庙会经过千余年的延续，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那硕大的风车、三尺长的糖葫芦、精巧的面人，伴随着一声高似一声的吆喝声，把庙会渲染得独具老北京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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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戏园子
戏园子，又称戏台、戏楼，是专供戏剧等表演艺术使用的古代建筑。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出现戏楼当在距今有近2000年的东汉。在元大都时期，戏园被称为“瓦舍勾栏”，此时的元杂剧演出就非常兴盛。戏楼一般分两层，第一层是戏台，前脸用青石砌就，十分规整；第二层是楼。戏楼是“一殿一皋”式，一殿一皋即两条屋脊，这种建筑从外观看，风格独特，非常壮观。戏楼又分前后台，前台就是戏台，后台是间很大的屋子，是演员化妆、休息、存放道具的地方。
老北京的戏楼大致可分为宫廷戏楼和民间戏楼。宫廷戏楼又可分为宫廷苑囿戏楼和王府私宅戏台。北京的宫廷戏楼和王府戏台主要建造于乾隆年间以及慈禧、光绪时期。北京现存戏楼的主要代表有：故宫的畅音阁和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畅音阁座落在故宫宁寿宫院内，始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完工。主要用于举行盛大仪典和大戏。德和园大戏楼的戏台形制与畅音阁基本相同，最盛时期为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每次来到颐和园，必于次日开锣唱戏。清初北京的王公贵族们，不能随意到皇宫或颐和园看戏，但此时的戏曲娱乐已经形成一种社会时尚，因此，一些贵族和商贾们开始自己营造戏厅、戏台，雇请戏班。其中的恭王府戏楼保存至今。
北京曾经兴盛过的民间戏楼可分为会馆戏楼、酒楼戏园、乡镇庙宇戏楼等。现存经营最好的会馆戏楼是位于宣武区的湖广会馆，此处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张居正的相府，光绪年间又曾转为两广总督叶名琛的私宅，是世界十大木结构剧场之一。楼内三面设有包间，可容纳数百人一齐观看演出。除了湖广会馆，北京还有两处清朝前期建造的著名会馆戏楼。一处是北京现存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阳平会馆戏楼，它位于北京前门外小江胡同。另一处为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座戏楼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建成，由浙东地区的在京商人集资兴建，为的就是有一个“###之所，饮食燕乐之地”。
酒楼戏园在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四大徽班”进京逐渐走向极盛。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岁”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据《道咸以来朝杂记》记载，道光和咸丰时期，仅正阳门外的酒楼戏园子就有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中和、广和、天乐、裕兴园等九家。
因为酒楼戏园是经营性的，戏楼的营建也就不甚坚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戏楼大都毁于战火。在北京郊区还散落着一些民间戏台，这些乡村戏台的设置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当时商业交通、文化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临时的，也有永久性的建筑，这些戏楼也大都受到破坏。令人欣慰的是，在文物的保护维修过程中，一些戏楼在人们的努力下保存下来，并且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娱乐功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去戏楼听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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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宠物情结
北京人饲养宠物的传统历史悠久，学问、讲究也多。确切地说，过去老北京人把所喜欢饲养和赏玩的种种动物多称为“玩物”，而很少用“宠物”一词。老北京人喜欢饲养的宠物实在是不少，大致分起来有四类，一是鸟类，二是虫类，三是鱼类，四是兽类。饲养宠物既是老北京人的一种嗜好，也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玩赏宠物之中得到的是一份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老北京人把养宠物当做一大雅事，是和弈棋、品茗、论画一样的雅事。
老北京养鸟的人大多生活悠闲。文人多养百灵、靛颏、红子一类；体壮者多养画眉；撂地卖艺者则多养交咀、“老西儿”一类。遛鸟不独是给鸟儿“放风”，主要在于驯鸟儿，教给鸟儿一些小技艺，并观赏、娱乐。北京人喜欢养鸟，除了图个乐儿外，还有养心健身的“作用”。过去有句话：“养鸟遛鸟，遛的是鸟，练的是人，心变宽了，体变壮了，日子过得就豁亮。”所以无论文人墨客、梨园名优、杏林国手，还是车夫、轿夫都有好养鸟的，只是贵贱不同而已。
北京人玩虫儿，主要玩蝈蝈儿和蛐蛐儿。北京人养蝈蝈儿有不少的讲究，一是要选上品的蝈蝈儿，讲究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二是颜色正、品相好，一般多选黑、绿、青三种；三是要善动爱跳，越是活泼爱闹的蝈蝈儿越有人缘儿。北京人买蝈蝈儿时绝少买一只，而是买一对，一则是老北京人有成双成对的习惯，双为吉利数；二则是两只可以相互戏逗，叫得更欢。买回来的蝈蝈笼子大都挂在屋檐、门楣、窗前或院子的葡萄架或海棠树上。从此，蝈蝈儿的鸣叫就成了四合院里最动听的声音，一直能叫到立冬。
蟋蟀，北京人称之为“蛐蛐”，又名促织。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俚语。蟋蟀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昆虫，老北京养蛐蛐、斗蛐蛐的用具极讲究，在冬至前用的澄浆罐，是用澄浆泥淀制成型、入窑烧制而成的。养蛐蛐，趣在蛐蛐的厮斗与鸣唱。一般的蛐蛐拼斗并不引人注意。自中秋节后至重阳节左右，一些专门养蟋蟀的，备好战场，随即下帖约人。请帖外皮写的多半是“乐战九秋”。蟋蟀的争斗，本是昆虫的一种自然本能，却往往掺入许多人的成分在其中。
享誉国内外的水中宠物金鱼，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金鱼是鲫鱼变种，因其色赤而鳞片闪烁若金，故名金鱼。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宫廷中四尾的珍贵金鱼称为“金鱼”，而其他的金鱼则被称为“小金鱼儿”，两者价格相差也甚远。有身份、有地位的主儿，家中养鱼专有鱼把式伺弄。老北京家庭养鱼的，一般以圆形三足缸或长方形玻璃缸为多，家庭富足者则用瓦盆饲养。因时间用的已久，盆内都有一层绿茸苔，观鱼更为艳丽。
在兽类宠物中，老北京人过去饲养较多的是猫和狗。老北京养猫讲究品种，大多以毛长者为贵。一般认为白者、黄者为上品，黑者、杂色者次之。此外，猫眼必以两色者为贵，名曰“雌雄眼”，俗说“爹一只，妈一只”，此为“波斯种”。但老北京人不喜欢养白尾猫，以为不祥。北京人认为养猫乃高尚之情趣，其来源多系亲朋间互相赠送，以为礼品。那时的老北京人不卖猫，还把卖猫、卖狗视为破产的象征。
北京人也喜欢养狗，但狗的数量要远远少于猫的数量，有钱人一般会在护国寺庙会的狗市上买观赏狗：袖狗、叭狗。袖狗仅一掌大小，然生性好斗，又叫“斗狗儿”，可藏于袖间，因此得名。这些人将狗置于桌案上观其争斗、撕咬，以博得一乐。普通老百姓在四合院里多养些小京叭、小柴狗，
此外老北京人饲养的宠物还有鹰、龟、猴、鸡、鹅、隼等，但数量不是很多，只有对它们特别喜好的人才会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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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讲究
老北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多，讲究多，禁忌也多。俗话说：“北京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如牛毛。”确实，胡同可以说是北京的特色景观和文化之一。老北京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但是，到胡同中去参观旅游，却不能用“逛胡同”或“串胡同”来表达，这是因为，胡同中妓院比较集中，一些嫖客今天去这条胡同，明天去那条胡同，在胡同里逛来逛去，串来串去，寻花问柳。日子长了，老北京人便把那些经常到胡同妓院里嫖娼的人，先说成是“逛窑子”，后来就含蓄地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了。再往后其意逐渐引申，把那些作风不正派、不正经而在胡同里闲逛的人也说成是“逛胡同”或“串胡同”的。
北京人还忌讳在屋子里面撑伞，老人们经常告诫小孩子：“屋子里面不可撑伞，否则房子会漏！”这当然带有极大的夸张成分，但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顶棚就是北京平房的天花板，北京的平瓦房的顶棚，都是用木条加高粱杆和苇子杆扎的，再糊上壁纸。顶棚高不及丈，又是纸糊的，所以在屋内挥舞长物，极易捅破。
老北京人还都知道“夜晚不可以剪指甲”！因为在电气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夜间照明条件简陋，视线不明，夜晚剪指甲容易剪着皮肤，十指连心，疼痛难忍，那时医药缺乏，全城也找不到一两家医院。即使送到医院，高昂的医药费也不是平民负担得起的。指甲长了忍个一天半天也无所谓，何必犯此禁忌？
北京人还有一种说法，小孩玩火会尿炕，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玩火和尿炕并无必然联系。北京人之所以忌讳这个，是因为小孩好奇，喜欢玩火，不但会烫伤自己，又容易酿成火灾。小孩不知道玩火后果严重，却都知道“尿炕”后难免挨打受罚，又是不光彩的事，所以听到“小孩玩火会尿炕”的警告后，也就不敢玩火啦。
在住房方面，北京人也很讲究，俗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这就是老北京人对住房条件的选择。除此之外，北京人还忌讳在四合院中种松柏树、桑椹树和梨树，因为松柏树大多种在坟地中，“桑”与“丧”，“梨”与“离”谐音。北京人有句俗语：“桑松柏梨槐，不进府王宅”，就是这个道理。
北京人还忌讳院子里的地面比胡同、大街的地面低，原因是一进门就得跳蛤蟆坑，而出门从低向高，如似登山，明显不吉利。
此外，数目字中，单数不吉利，一般人都能接受。但是住宅间数除外，四合院中的北房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有四间的地方也要盖三大间，每边再盖半间，美其名曰：“四破五”。至于东西厢房，也多以三间为准，目的是在院中建筑组合里产生一条中轴线，这条线如似人身上的脊梁，是院落中最重要风水源头。正因如此，双数在北京住宅建筑方面是不吃香的，所以，北京出现了这么一句俗语：“四六不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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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理发业
在古代，中国人本不剃头，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于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理发业。中国古代的男子一般都束发留须，即使需要梳理，也是自己动手。女子则或挽发髻，或绾于头上，不需理发。佛教和尚和比丘尼剃光头，都切是由寺里八大执事之一的“维那”负责的，但并未形成行业。
清入关后，颁布使汉人满化的“薙发令”，强迫汉人依满俗剃去前半部头发。薙发令规定：凡大清军所到之处，汉民限于十日之内，尽弃明朝衣冠，尽行薙发改装，服饰仪节，皆遵满制。清朝廷在北京东四、西四、地安门与正阳门前搭建席棚，勒令过往行人入内剃头，违者斩首，这便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京城地面广阔，这四处地方并不能很快地给北京人剃去头发，于是，朝廷又批准军中伙夫在各处街巷建棚或担挑子串户剃头，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理发业。
老北京理发业当时在大街上有门脸的叫剃头棚儿，同时也有挑挑走街串巷的。他们大都手里拿有一铁器，当时人称为唤头，形状似大镊子，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响，以召唤主顾。当时，他们除剃头刮脸外，还为客人掏耳朵，按摩、推拿、正骨。有的上年纪的老人理发剃头时爱睡着，这个时候剃头师傅就会顺式给你按摩一阵儿。有的胳膊腿脚不舒服的，他还给你推拿。他们的剃头挑更是有讲究，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儿热”，是因一头是专为客人洗热水头的地方。上边是一铜盆，下盆架为放热水的小火炉，而圆笼边立一旗杆，旗杆上有青丝穗，其下边有一寸斗。
民国初年，人们思想落后守旧，妇女不敢进理发店理发，这时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理发行当，一些原是在大都市替富宦人家的太太、小姐梳妆打扮的妇女开始为北京妇女理发，大家叫这些人为“梳头婆”。1926年有了专门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或在理发店里专设女部。店铺设备、匠师技艺、所用器具和材料都逐渐西化，改用推子、剪子、洋刀、沙发转椅和厚玻璃长镜。
解放初期，走街串巷的理发师傅仍是只会理男发，女发要到理发馆去理。这些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给小孩剃头都功夫了得，他们能在小孩的哭闹乱动中给孩子把头剃好，那锋利的剃刀还不伤着小孩子的娇嫩的皮肤。北京人有为婴儿剃胎毛的习惯，因那时的孩子太小，不少家长不愿抱着孩子跑到理发馆去理发，当听到门口传来“唤头”的声音后，便会把理发师傅请来为孩子剃胎毛。
在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都加入了合作社，理发师傅也大都加入到了理发馆中，这样在北京的街巷中便很少听到那“噌、噌”响的唤头声了。理发馆一般在店外设立一个红蓝相间、不停旋转的灯作为幌子，告诉来往的行人这里是理发馆，请大家来理发。改革开放前，京城理发店都属国有，可等级不同。王府井的“四联”、西单的“第一理发店”等老字号名店，是考究的顾客的去处。而小街道、小胡同等居民聚居之处那不大起眼的小理发店，却是北京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如今京城已很少能够见到国营理发店，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各类私营美容美发店。
那些目睹过剃头师傅下街剃头的老北京们，或许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