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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夏季饮食
老北京人称冷饮为“冰食”。中国人吃冰食的传统源远流长，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贵族炎夏要享用冰食，先决的条件是要藏冰。当时，皇室都建有藏冰室。在周代，朝廷还设有掌管冰事的官员，专管斩冰、藏冰等事宜。因为技术的限制，在中国古代，藏冰很不容易，因此在隋唐以前，能享用冰食的人极少，皇帝为了表示对大臣的恩宠，在天气炎热时会将冻冰赐给大臣。到了唐代，我国开始有了人造冰，在京城之中亦出现了卖冰的店铺。但夏冰售价昂贵，一般人是买不起的，只能“望冰兴叹”。
明清时期，由于藏冰业的高度发展，冰价暴跌，帝都北京城的“冰食”供给也很大的丰富了起来。北京老百姓也逐渐的开始用“冰食”消暑。据《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的四大“冰食”佳品，一是酸梅汤同，二是西瓜汁，三是杏仁豆腐，四是什锦盘。在《红楼梦》中，记载有玫瑰露、木樨露、酸梅汤和凉茶等众多冰食。而清末民国以来，百姓家在伏天最盛行自制绿豆汤、莲子汤及用中草药熬制的暑汤，以避暑防热健身。清代最大的冰食市场是什刹海，什刹海会贤堂的“什锦冰盘”，远近闻名。
老北京的冰食花样繁多，而老百姓最喜欢的非酸梅汤莫数了。酸梅汤，我国自古有之。老北京人喝的酸梅汤是由清宫御膳房传到民间的方子配制，素有“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之说，因此口味独特。据说最为精制讲究的酸梅汤，不用水煮，而用沸水浸泡酸梅。饮时也绝不往碗里加冰，而是在汤罐外用碎冰块“镇”，所以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清乾隆年间，诗人杨米人所著《都门竹枝词》记载说：“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老北京售卖酸梅汤的店铺伙计和小贩们掂打着“冰盏儿”——两个小铜碗，一上一下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并吆喝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闹碗儿尝——一个大一大碗儿勒！”孩子们听到门外这个响声，便向家长要几分钱，飞跑到大门外，去买自己喜欢的酸梅汤了。
老北京的一些药铺在炎热的夏天，还经常在门前摆个长条桌，上面放着药店免费提供的药汤，这些药汤既解渴又祛暑。有一些药铺也常在供行人免费喝“暑汤”的同时，施舍一些藿香正气丸等小药包，上面通常印着店铺的字号以及“暑天防热，保重身体”等字样，既是社会慈善活动，也是做生意的宣传，从而扩大自家店铺的知名度。
在老北京，还有一些专门给大宅门送冰块的送冰人。这些冰块是送冰人从冰窖里批发来的，他们赶着小毛驴儿，每天将冰块送到大宅门住户的家中。大宅门的住户将这些冰放入“冰箱”——里面贴着铁皮的木制箱子，来冰镇食物防止食物腐坏。当送冰车来到时，胡同里的孩子们非常欢乐，有的去摸凉冰，有的去拣掉在地上的碎冰碴儿含在嘴里以此为乐。
老北京的冰食还有雪花酪、红白玻璃粉、果子干、杏仁豆腐、大冰碗等等。
现如今，夏暑季节乃至冬天，“冷食”、“冷饮”在市面上随处可见，花样也更丰富了，但这都替代不了老北京冰食的独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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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衣着打扮
北京作为七大古都之一，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们对衣着打扮都相当重视。清朝入关后，过去的宽袍、大袖和蓄发的传统装束被逐渐改变，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北京人的穿着打扮。
戴帽子是满族男子的习俗，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剃发垂辫已成定制，因此北京的男子不分种族也不分长幼都戴起帽子来了。当时北京人戴的帽子大致可分为礼帽、便帽和风帽。所谓礼帽就是官帽，多用呢、缎或布制成，也有用皮子制成的。老北京的便帽，无论老少也无论尊卑都可以戴，这种帽子由6块同质料子拼制而成，据说早在明代初年，就因为它有天地四方的“六合统一”的意思而盛行于京城。风帽有棉、皮两种，用呢子或缎子制成的较多。帽扇至肩，可以保护脖颈以御风寒。
清朝男子的服装以长袍、马褂为主。长袍的特点是，长过膝、领为圆，带大襟，有扣襻，袖适中，摆开衩。按规定：皇室宗族的长袍前、后、左、右开四衩，官吏的长袍开两衩。开衩的长袍，袖口要装饰箭袖，形似马蹄，故名“马蹄袖”，平时翻起，行礼时放下。普通百姓穿的长袍下摆不得开衩，俗称“一裹圆”，袖口为散口状。马褂是一种对襟、圆领、有开禊带扣襻儿的外罩衣，马褂多以绸缎织物为材料，也有用兽皮制作的。马褂颜色有蓝、紫、灰、黄多种，以黄色为贵，俗称“黄马褂”。一般平民不准穿，皇帝、巡行扈从大臣们可穿明黄色马褂。清代中晚期，赏穿黄马褂的勋臣相当多。
清朝的汉族妇女服装一般有披风、袄、裙等。披风即外套，作用与男人马褂相似。披风内依次为大袄与贴身小袄，下装为遮足长裙。满族妇女的便装一般为长袍。有些讲究装饰的妇女，往往在长袍的衣襟、领口、袖边处镶上绦子花边，作为美的点缀。
穿靴子也是满族的习俗。满族未入关前，常以皮子为面，然后絮进“兀刺草”，因此这种靴子被称为“皮兀刺”。入关以后则以布或缎为面制靴，同时也不再絮兀刺草了。当时，作为京城的主要居民的汉人，仍然是以穿鞋为主。总的来说，京城男子穿便服时以穿鞋为主，若穿官服则要以穿靴为主了。汉族妇女有缠足的习惯，着弓鞋（尖足鞋）。满族妇女不缠足，多穿装有木底的绣鞋，俗称“高底鞋”、“花盆鞋”。
清末时，北京百姓还曾不分男女流行穿裤子。裤子分满裆和套裤两种。满档裤用绸或布制作的都有。女裤在裤腿边上往往还绣着各种花纹，男裤多为素的。至于套裤，是一种无裤腰裤裆、只有两只裤腿的裤子，穿着时用带系在腰间。
民国时期，北京妇女一般穿戴为上衣下裙。青年妇女多喜欢穿瘦身秀长的衫袄，衣领挺高，下穿黑长裙。后来，满族妇女穿的长袍推陈出新，逐渐成为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民国成立后，政府曾发布“剪发通令”，而且还制定了“服制条例”，条例中规定了男子和女子礼服式样。但这些并没有贯彻实行，对普通百姓的穿着打扮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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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胡同趣事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后来合并了一些旧名，新命名了一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又拆迁改造了一些，发展至今，北京市有街巷名称的约4000个。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如屎壳郎胡同，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等等。
实际上，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除了音译的之外，不外乎这么几个：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马司胡同、钱粮胡同等等。
非常有趣的是，现在很多的胡同名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北京胡同记载了元朝以来北京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仁义胡同的来源，就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相传明代时，两位大臣是邻居，只一墙相隔。一次大雨泡倒院墙，在重修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因此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大家都知道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她所用的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这些竹帘磨损后会被换下，因为旧帘子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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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四合院
对老北京人的生活影响最大的，除了星罗密布的胡同外，就是驰名中外的四合院了。北京四合院之所以有名，首先在于它的历史悠久。北京四合院自元代建都北京开始，就与北京的宫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过京城老，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供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迁京之官贾营建住宅，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大规模形成即由此开始。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经形成，并不断完善，更适合居住要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合院形式。
北京四合院所以有名，还因为它虽为居住建筑，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北京四合院的营建非常讲究风水，从择地、定位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都要按风水理论来进行。风水学说，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建筑环境学说，是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风水理论，千百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营造活动。
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也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表现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幸福、美好、富裕、吉祥的追求。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福寿双全”；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的图案寓意“四季平安”；而各处抱柱楹联，以及悬挂在室内的书画佳作，也充满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走进四合院，就像步入了一座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
北京的四合院的建筑有其独特之处，所谓四合，“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即四面房屋围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北京四合院从平面布局到内部结构、细部装修都形成了京师特有的京味风格。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坐北朝南而建，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四周再围以高墙形成四合，开一个门。大门辟于宅院东南角“巽”位。房间总数一般是北房３正２耳共５间，东、西房各３间，南屋不算大门４间，连大门洞、垂花门共17间。四合院中间是庭院，院落宽敞，庭院中植树栽花，备缸饲养金鱼，是四合院布局的中心，也是人们穿行、采光、通风、纳凉、休息、家务劳动的场所。“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生动诙谐地体现了老北京居民四合院中的典型风景。
北京四合院在建筑材料的使用上一般用砖木建筑，房架子的檩、柱、梁以及门窗等等均为木制，木制房架子周围则以砖砌墙。梁柱门窗在房子建好后都要用油漆彩画。这样一来，北京四合院虽然没有宫廷苑囿那样金碧辉煌，但也是色彩缤纷。四合院的屋瓦大多用青板瓦，正反互扣，檐前装滴水，或者不铺瓦，全用青灰抹顶，称“灰棚”。
北京四合院的建设不仅是对空间的有效利用，在古代还起到了方便生活的作用。北京地处我国北部，冬季非常寒冷，四合院内的居民在冬季均睡火炕，炕前一个陷入地下的煤炉，炉中生火。土炕内空，火进入炕洞，炕床便被烤热，人睡热炕上，顿觉暖融融的。四合院内生活用水的排泄多采用渗坑的形式，俗称“渗井”、“渗沟”。四合院内一般不设厕所，厕所多设于胡同之中，称“官茅房”。北京四合院，这种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出来的民居形式，伴随人们生活成百上千年，留给了我们极丰厚的历史遗产。
老北京的交通出行
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在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上为全国之首，在交通运输方面也相对发达于其他地区。但是与同时期的世界相比，北京地区的交通则显得相当落后。
明清两代，北京地面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人们出行只能靠驴、骡、车、轿等原始交通工具。按清代规定，文武官员上朝、出行一律骑马，以保持满人尚武的传统，防止八旗子弟的安逸和蜕变。但后来这项制度逐渐松弛，武官出门骑马，文官出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轿。在清朝，轿子有“官轿”和“民轿”之分，官轿根据职位高低有严格的区分，不得越雷池一步。而民轿一律是青布小轿。还有一种就是“喜轿”，也叫“大花轿”，专用于娶亲。官轿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被取缔，民轿在辛亥革命后也销声匿迹，只有花轿在今天的农村婚礼中还能够看到。对富贵家庭来说，他们出行不仅可以坐民轿还可以坐马车，老北京的马车是仿西方的四轮马车，可坐三四人，赶车的坐在车箱前高台上，用一匹或两匹马拉着，豪门大户用的都是高级的马车。这一时期也有马车出租行。
对清朝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出行则主要靠步行和驴车、马车。毛驴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出租车，老北京的各城门均有“驴户”，供人雇佣乘骑来往于城乡之间，叫做“脚驴”。每年的庙会，很多人都骑驴来观庙会。农闲时，四郊的农民也把自己家的驴牵出来供人租用。
明清两朝，货物的运输主要依靠手推车和骆驼。手推车当中只有一个车轮，故俗称“一轮明月”。北京在未安自来水管之前，各营业水井给用户送水，概用手推车推运。骆驼则像今天的货车，主要是把山西的煤炭、石灰，还有别处的山货等运进城来，运货时把六七个骆驼用绳子绑在一起，前后的骆驼各带一只铃铛，因而经常可以听到叮当、叮当的驼铃。夏天天热，骆驼要脱毛，就不能干活了，因此，夏天来临时，骆驼的主人就会把骆驼赶到口外，立秋后再回来。
民国以后，市面上出现了洋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力车，每辆只乘一人，有死胶皮轮及冲气胶轮两种。车厢上有折叠式防雨篷，冬天有棉布篷。讲究的车厢两旁有铜灯，客座下有脚铃，由乘客踩铃指挥。也有的在车把上按喇叭，由车夫手捏作响。这种人力车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市面上拉散座的，乘客招手乘车，临时议价；另一种是在固定宅门拉包月车的，包月车多属主人自备，上面挂“某宅自用”的牌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此车被三轮车取代。这一时期，自行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
三轮车在日本侵华时期，曾是时髦车，三轮车在洋车的基础上再安上一轮，成为三个轮子，由人脚踏而行，大多独座，不像现在市面上复兴的三轮车那样大，可双人并坐。今天的三轮车成了供人欣赏、品味的彩扮“文物”车。建国后，公共汽车、地铁、城市铁路和私家轿车逐渐成为北京人主要的交通方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北京大街上到处跑着私家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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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婚姻习俗
北京自元、明建都以来，已成为五方杂处之地。蒙古入主中原后，蒙古族的风俗也随之传到北京，元大都中的蒙古人的婚俗，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相同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颁布的圣旨确定了元朝的婚姻礼制：“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大都中蒙古人的婚俗也实行一夫多妻制，在男人所娶妻妾数量方面没有限制，蒙古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但是蒙古族传统的习惯，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限制得非常严厉。如果发现通奸现象，不论女方是否成婚，通奸者都将被处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记载说：“（蒙古族妇女）她们不但把不贞看成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这是最不名誉的。”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聚集了大量仕宦之家，这些家族相互攀比，婚事办得越来越奢华，不但聘金越来越高，而且酒席越摆越大，这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元朝统治者在大德八年（1304年）颁布诏令，规定了聘礼和喜筵的最高限额。一般根据财力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户。上等户的聘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