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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怀念田家英》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6月1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点起一把邪火。也就在这一天，康生跟陈伯达唱“双簧”，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起一把邪火……
据陆平告诉笔者，6月1日这天，他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
散会时，吴德通知陆平：“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这张诬良发难的大字报，值得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广播！当晚8时，当陆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时，果真，头条新闻便是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
陆平事后才得知，那是康生在背后捣鬼……
康生为什么会插手北大呢？1967年初，当有人炮打曹轶欧时，康生于1月22日接待群众代表，作了如下表白：
“关于我爱人曹轶欧，有人说她是北大工作组的副组长，这是不对的。我爱人等5人，曾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有关系。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康生“过谦”矣！曹轶欧对于那张大字报的作用，岂止是“促进”，乃是幕后导演也。
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深夜12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派了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局负责人前来北大，重申内外有别的原则，批评聂元梓等人贴的大字报。
康生从曹轶欧那里弄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悄然转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打电话给康生和陈伯达，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
6月1日下午，康生像打了大胜仗似的，发布消息：“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