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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高度评价”，大大增加了江青的政治资本。须知，江青当时正欲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多么需要林彪这样的“大人物”的提携！
尽管她是“第一夫人”，但是她深知毛泽东绝不会对她作这么一番“高度评价”的。
从林彪那里拿了“令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便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锦江宾馆开张了。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正式成员，只不过5个人，即江青、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据云，在18天内，“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看电影13次”、“看戏3次”。
说是座谈会，其实是江青“一言堂”。江青讲，别人记，如此而已。用江青的话来说，她是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座谈会结束了，由部队的“秀才”把江青那番哇啦哇啦的“高论”，整理出一份“纪要”。
江青对这份“纪要”很不满意，求助于“老夫子”和张春桥。尽管“老夫子”和张春桥都并无军职，却比那4个穿军装的出席座谈会的正式成员的作用更大。
“老夫子”不愧为“理论家”，看了“纪要”草稿，给江青出了两个重要的“点子”。
关于第一个“点子”，他说：
“17年（引者注：指建国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必须讲清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文艺的继续和发展。”经陈伯达这么一“指点”，对于“文艺黑线”的批判，一下子便“刨根究底”了！江青马上采纳对《纪要》作了修改：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段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关于第2个“点子”，他说：
“要讲一段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的成绩，那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此言正中江青下怀，一下子就把江青麾下的“样板戏”定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
江青丢一个眼色，张春桥马上执笔，在《纪要》中补入了一大段文字，为江青歌功颂德。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陈伯达的这两个“点子”，赢得了江青的喝彩，以为“老夫子”到底有“理论水平”。
只是关于30年代文艺，怎么会成为“文艺黑线”的“源头”，连张春桥都有点说不清楚。
江青只得劳驾陈伯达：“‘老夫子’，你写一下吧！”
陈伯达思索了一下，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后来被补入《纪要》之中：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
有人说陈伯达是有野心而无主见的“理论家”，这话颇有见地。在30年代，陈伯达写过《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曾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如今却说“国防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的“理论”如同橡皮泥，可以随意捏来捏去，以迎合不同的需要。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他后来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曾坚持认为发展是主要任务。自从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上溯到30年代，于是，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便成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了挞伐。
《纪要》经过陈伯达、张春桥的修改，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改了3次。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国团、县级党委。《纪要》不仅成了发动“文革”的重要舆论准备，而且在全党突出了江青的地位，为她不久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奠定了基础。
在共同炮制《纪要》之后，江青益发倚重陈伯达，而陈伯达也不敢小觑这个当年的蓝苹，对她恭维、恭敬起来了。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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