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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这次大会上，陈伯达又一次给予江青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上一回———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那一番对江青的“高度评价”，还只是印在传单上。这一回，陈伯达发表讲话，对江青作了“热情赞扬”。他的讲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理论家”的“热情赞扬”，对于公开亮相的江青来说，是何等的需要。陈伯达在讲话中，称赞江青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等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陈伯达的讲话，激起久久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理论家”的赞扬，为江青的亮相投射了一束明亮的光。
此后，陈伯达仍不时为江青当吹鼓手。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上，吹嘘江青是“打头阵的”。
陈伯达如此“热心”地“树”江青，拍江青的马屁，讨好江青，其实也是为了稳住他那“中央文革”组长的交椅。江青已在“中央文革”说一不二，掌握了实权。
江青当然感谢“理论家”为她捧场，不过，在这个骄横的女人眼里，陈伯达这“老夫子”只是个“迂儒”罢了。康生瞧不起陈伯达，骂他是“乌龙院”的“院长”，而江青也目中无人，骂他是“刘盆子”。
刘盆子何人？那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欲立新帝，选中了刘盆子。刘盆子是西汉远支皇族，算是刘邦的后裔，起初在起义军中放牛，号为“牛吏”。刘盆子沾了皇族的光，在公元25年被立为皇帝，年号建世。江青骂陈伯达为“刘盆子”，挖苦他当“中央文革”组长如同刘盆子当皇帝一样。
江青还嘲笑陈伯达是“黎元洪”。黎元洪原是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1911年武昌起义时，黎元洪吓得趴在床底下，可是革命军却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担任政府鄂军大都督！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捧捧骂骂，在“中央文革”里争争斗斗。陈伯达常常斗不过这位“第一夫人”。气愤之际，陈伯达竟然也说：“我成了刘盆子！”在陈伯达看来，刘盆子不过是傀儡，他也成了傀儡。
尽管“理论家”与“第一夫人”在“中央文革”勾心斗角，但他们毕竟是一伙，在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完全一致。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一天，忽然有人向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报告：在陈家后门的外墙，发现几个可疑的脚印！
刘叔晏走去一看，觉得那脚印确实有点蹊跷，怎么会落在墙上呢？
大抵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强的缘故，陈家怀疑有人翻墙入院，或者爬在墙上观察陈家动静。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家中出现这等怪事，那还得了！刘叔晏马上告诉保卫部门。于是，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对着陈家墙上的脚印拍照。
究竟是谁的脚印呢？首先受到怀疑的，自然是陈家的近邻。
与陈家一箭之隔的是董必武家。董必武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除了董家受到那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的怀疑之外，那个关于脚印的问号还在中南海不断扩大……
消息进了江青的耳朵。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陈伯达当时在钓鱼台工作。知道脚印一事之后，回到家中，跟刘叔晏吵了一架，已无济于事。这位堂堂的“中央文革”组长，只得忍气吞声，受他的那位第一副组长的调遣，准备搬家。
没多久，陈伯达便离开了中南海，搬到附近的新建胡同去住。
那么，陈家后门院墙上的脚印，究竟是谁留下来的呢？
据云，是一位中学生，出于对这位“中央文革”组长的气愤，对着陈家的院墙踹了几脚，如此而已。既没有翻墙而入，也没有“偷听”、“偷看”。
可是，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陈伯达埋怨着刘叔晏，夫妻关系原来已有些不和，这么一来更加紧张。好在已经搬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吵架，陈伯达生怕给左邻右舍听见。
“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刘叔晏跟陈伯达吵架，有时蹦出这么一句话，弄得陈伯达心中也好一阵紧张。
“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有时，刘叔晏言词更加尖锐。
“理论家”一听这话，脸色都变了。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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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刘叔晏在气愤之际，骂骂咧咧，说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这类在当时“违禁”的话，但是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参与过整人。
那时，她负责范若愚的专案组。范若愚，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兼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不久，被诬为“特务”，成立了专案组，专门整他。范若愚和他的亲属受到了诬陷。
范若愚的冤案越搞范围越大，许多无辜者受株连。负责中央“专案”工作的江青，却夸奖刘叔晏“办案有能力”，要她负责更大的“专案”———陆定一专案。
陆定一的职务远远高于范若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一个。江青要刘叔晏负责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自知干不了。陈伯达接过了这一专案。这样，陆定一专案便由陈伯达主管。
笔者为了了解陆定一受迫害的情况，曾赴北京，在陆定一家采访。据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严昭告诉笔者，陆定一一家深受浩劫之苦：陆定一和严慰冰各被关押13年，严慰冰的3个妹妹受株连各关9年、6年、8年，长子关6年，70高龄的岳母关了一年后死于狱中，总刑期竟达56年！另外，四位曾为严慰冰诊治的精神科大夫也受株连，投入狱中，其中两位大夫含冤死于狱中！
陆定一受迫害的主要原因，是他对林彪的那一套“立竿见影”、“走捷径”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持反对态度，认为那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陆定一受迫害的导火线，则是妻子严慰冰那“五○二专案”。
所谓“五○二专案”，即“化名信专案”。那是从1960年3月起，化名“基督山”、“黄玫”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直寄林彪、叶群，像一颗颗微型原子弹一样，在林府爆炸，使林彪、叶群坐立不安。
据严昭回忆，早在延安时期，严慰冰便对叶群那种骄横跋扈的派头看不惯，在林彪取代了彭德怀之后，气焰日盛。1960年初，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儿子德德，见到在那里学习的林彪之女林晓霞。林晓霞是林彪前妻刘某所生。严慰冰得知林晓霞连寒暑假都不能回家———林彪和叶群不许她回去，对她很不好。出于义愤，严慰冰寄出了化名信，痛骂林彪、叶群。
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所在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档案。一看笔迹，便断定“基督山”即严慰冰。
林彪得知化名信是严慰冰所写，便决心“一窝端”，干掉陆定一———其实，当时陆定一本人并不知道严慰冰写化名信一事。
机会终于到来，1966年5月，在那次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5月18日，林彪在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猛烈地攻击了陆定一夫妇：
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是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
原本住在中南海增福堂的陆定一，被赶出去了，临时住在北京安儿胡同一号。
严慰冰和她的胞妹严昭是在1966年4月28日同时被捕。陆定一则在5月底失去了自由。
1966年12月，陈伯达接管了陆定一专案。
诬陷、迫害陆定一，是陈伯达在“文革”中所犯严重罪行之一。为此，1980年12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就这一问题审问陈伯达。庭长江华出庭审判，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
以下是法庭审判记录：
法庭出示和宣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1968年5月23日专案组关于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引者注：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底遭非法关押。这份报告是指正式办理逮捕手续）。报告上“同意”二字经字迹鉴定，系陈伯达所写。出示后，陈伯达说：“这个批的完全是我的字，没有问题，完全是我的字。这件事情呀，老实说，我这个记忆力太糟糕了，我实在不记得，但是事实俱在。”
问：“你实在不记得，现在你看过以后，这个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你还提出要把陆定一交给红卫兵审判，有没有这个事情？”
答：“有这个事情……因为江青强迫刘叔晏接受这个案子，又请她吃饭，刘叔晏都不干，我看这个样子，不好下台，我就接过来，我说我管好了。为什么我接受这个案子呢？我跟陆定一无冤无仇，为什么接受这个案子，就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这个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虑这个问题，迫害我全家，我当时是有所顾虑的……”
接着，法庭审问陈伯达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问题。陈伯达先说了三条的内容。法庭出示、宣读和投影了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的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提示，原文是：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法庭还宣读了原陆定一专案组钱光五的证言，以及笔迹检验鉴定书。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你下达书面指示，要把身为副总理的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法制的，你当时知道不知道？”
答：“当时没想到。”
问：“这不仅会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答：“这些问题我都没有想到，但是当时呢，我是在发疯的时刻，人尤其在发疯的时候，我是可能发疯的。”
陈伯达在法庭的答词中，有一句话倒是逼真地道出了他当年的心态：“我是在发疯的时刻！”确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疯”的运动，陈伯达在那些岁月如同“发疯”一样上蹿下跳，以致成为人民的公敌。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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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