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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值得提到的是，在1966年12月，一张署名“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传单《出身论》，成为又一篇批判“血统论”的力作。1967年1月28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创办的《中学生文革报》刊登了《出身论》。《出身论》首先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地错误”。
《出身论》指出，过分强调家庭出身，“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这是“不公正的现实”。《出身论》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如“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娘胎里决定不了”。因此，“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提出应努力“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后来，《出身论》受到追查，这才查明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遇罗克。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遇罗克于1968年以“恶毒攻击”的罪名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直至1980年，遇罗克一案才得以平反。陈伯达在“文革”中做的另一“好事儿”，就是反复向红卫兵们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在“血统论”盛行的日子，“红五类”们出于“强烈的阶级感情”，先是用巴掌、用拳头，后来发展到用皮带，对“黑六类”进行“武斗”。打人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时候，江青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打人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周恩来，陶铸、陈毅等，多次发表讲话，要求迅速制止武斗。
陈伯达所起草的布告，也就是1966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发出的《重要通告》。全文如下：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如果有人在幕前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1966年1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这一《重要通告》，并加以下按语：
北京市委11月18日的重要通告，很好。现在转发全国，请各省、市、自治区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他单位内张贴。各地如有同样的情况，照这个通告办理。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 ※ ※
“文革进行曲”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五月，《五·一六通知》；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工作组“抓游鱼”；8月，《炮打司令部》；9月，大串连，红卫兵涌向北京；10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入11月，全国性的大动乱恶性爆发了……
11月2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通讯社驻京记者纷纷发出急电，报道来自中国红都的爆炸性新闻。从此，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已经成了“打倒对象”。
过了一天，中国各报以醒目的地置，登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一起的照片，清楚表明现时中国的领导核心是由这5个人所组成，已经摈弃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中国处于大动荡之中。
11月8日凌晨2时，一桩突然爆发的事件，震惊了北京：从来门卫森严的国防部，遭到几百名学生的冲击。学生们从国防部南门朝里冲，要冲进国防部大院。警卫部队紧急动员，组成一道人墙，拦阻学生。学生与警卫部队发生了冲突……
国防部乃军机要地，何况国防部部长是“副统帅”林彪，学生们难道吃了豹子胆，怎敢冲击国防部呢？
原来，那理由很简单：“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前来冲击的学生，主要是张家口外语学院的学生，也有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的学生。据说，国防部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在这些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们前来国防部兴师问罪，要求批判李天佑。
事关重大。国防部立即把紧急情况报告全军文革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不敢怠慢，马上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接电话的是林彪秘书张云生，据他回忆：刘志坚的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萧华又来了电话，他也报告了类似的情况，也主张对冲击国防部的学生进行严肃处理。
向林彪报告事情有几条禁忌：在他临休息前，不能向他报告任何事情，否则会影响他睡觉；他在睡觉的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叫醒他；他才起床后，由于精神尚未完全恢复，也不能听讲任何东西；他在用饭时乃至饭后半小时内，不但不能听讲文件，就是与人谈话，都会“出汗”。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在林办已延续多年：谁违反了它，谁就要对林彪的健康负责。由于这一切，我在清晨接到刘志坚和萧华主任的电话报告，直拖到上午9点钟以后才得机会向林彪报告。
林彪先是有点惊讶，说：“啊？冲进国防部了？”可是，他并不想直接出面处理。林彪踢皮球，把难题推给军队的文革小组去处理。
军队的文革小组李曼村、谢镗忠、辛国治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国防部，可是，学生们不予理睬，因为军队的文革小组毕竟没有太高的威信。
就在林彪睡觉的时候，军队的文革小组已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不吭声，他知道国防部是林彪的天下，他怎能插手？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国防部大院里不停地喊着。军队文革小组无法解决问题，只得再次向“中央文革”求援。陈伯达知道这是林彪踢过来的“皮球”，也就显示“中央文革”的“威力”了。
陈伯达派出了手下的张春桥、戚本禹两员大将，会同“中央文革”的军队成员谢镗忠，出现在国防部。
“同志们！同学们！我是伯达同志派来的……”那时的张春桥，还不算显赫，他扛出了组长陈伯达的牌子，赢得了学生们的一片掌声。
张春桥掏出一张纸片，宣读陈伯达亲笔写的“指示”。
据档案所存，陈伯达的“指示”全文如下：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的事不管你们有这样或那样千条万条的道理，但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的多种道理都站不住脚了。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的小道理摆在大道理之上，怎么能够说是正确的呢？
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更不好，请同学们好好想一想，不要在那里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偏听偏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道理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位同志来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张春桥念毕，大声问道：“同学们，伯达同志的话，你们拥护不拥护？”学生们只好答道：“拥护！”
“好。既然大家拥护伯达同志的意见，马上就退出国防部！”张春桥紧接着说道。
闹了一天的学生们，这时只好散去，退出了国防部大院。
陈伯达的一张条子，平息了一场风波，“中央文革”显示了“神通”。
“谢谢陈伯达同志！”从林彪那里，传来这句话，使陈伯达分外高兴，虽说他早就认识叶群，可是跟这位“副统帅”并无多大来往，毕竟一个是“秀才”，一个是“兵”。这一回，陈伯达接住了林彪踢过来的“皮球”，“理论家”跟“副统帅”之间有了“友谊”……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引者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致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第三十四章 迁出中南海
就在“理论家”为江青的公开亮相捧场一番之后，他的家中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怪事。
江青一听，发脾气了：“中南海是什么地方？你陈伯达拍什么照片、查什么脚印？你给我搬出中南海去！”
这一起“脚印案件”，居然导致陈伯达迁出中南海，真是始料不及……
※ ※ ※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最后一次———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3个多月中，毛泽东已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
已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江青，也急于公开亮相。她能“接见”谁呢？自诩为“无产阶级文艺英勇旗手”的她，要“接见”她的“文艺大军”。
1966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举行盛大集会。江青登台，陈伯达带着“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为之捧场。
江青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成为她继《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后的第二篇“力作”。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成为“学习文件”，而且还收入1968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鉴于这是江青第一回登台公开亮相（她以前的种种在群众场合的即兴讲话，只是被用油印机印成传单散发而已），她的讲话将向国内外发布，所以她在向“文艺界的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之后，就“说说我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过程”。
江青从“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说起，到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到争取“批评的权利”……
在谈了冗长的“认识过程”之后，江青谈及了“文革”。她提及了陈伯达。
接着，江青大言不惭地谈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成绩”。她说，毛主席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