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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想从恰帕斯的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西是相对繁荣的索科努斯科海岸，肥沃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斜坡以及格里哈尔瓦河谷；这条线以东是中央高地和东部低地，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区。由这条虚幻的线分开的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19世纪，恰帕斯东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欧洲人经营的木材生意。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木材公司在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及其支流流域开采古老的桃花心木和雪松，这是制作家具的极好材料，价值昂贵，历史学家简·德·博斯（Jan de Vos）称之为“绿色黄金”。由于这两种树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整个森林地区，可能一公顷的面积内仅有一两棵成熟的树木，因而木材公司占据了穿越森林的河流两岸的大片土地，他们在河岸搭建临时营地，雇用那些采集树液制作口香糖的印第安人寻找这两种珍贵木材。一棵树木被放倒后，用牛将树干拖到溪流岸边，等河水上涨时将其漂往下游。然后，木材公司将其制作成厚木板，用船运往利物浦或伦敦，拍卖给整个欧洲的家具制造商。一旦一个地区的树木被采伐完毕，木材公司即将营地迁往别处。公司的印第安人劳工由于负债于向他们出售食物和饮料的公司商店，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奴隶状态，也随公司的营地迁移。这种产业，满足了欧洲的需要，但没有给当地留下居民点、道路、铁路或其他建设性的基础设施。
种族之战（2）
相比之下，恰帕斯西部山区咖啡种植园的发展的确对恰帕斯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这里的种植园是随着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而兴起的。由于美国东西部大陆交通不便，东部的人需乘船绕过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沿岸北上，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这条运送淘金者的航线也开辟了将原材料和食品运往北大西洋港口的道路。外国企业家，主要是德国人利用这一突如其来地进入北大西洋市场的途径，前来投资经营咖啡种植园。恰帕斯的索科努斯科海岸马德雷山肥沃的陡峭山坡是种植咖啡的理想场所，于是，这里出现了大的种植园。直到现在，这些咖啡种植园仍提供墨西哥30％的咖啡出口量。
咖啡种植园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格里哈尔瓦河谷的低地向咖啡种植园提供食品和家畜，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商品农业的基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里的农牧场主开始向中央高地的旧寡头集团展开挑战。当时的墨西哥，统治集团的两大派别——保守派和自由派，正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激烈的角逐。保守派主张保留教会和军队特权，自由派主张为促进企业发展没收教会土地。恰帕斯的精英分子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随着两派的冲突演变为内战，恰帕斯中央高地的精英希望维护他们对高地地区的经济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控制，加入了保守派；而低地的农牧场主觊觎格里哈尔瓦河谷的教会庄园土地，加入了自由派。
1860年，自由派击败了保守派，1861—1867年法国干涉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恰帕斯州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1863—1864年间保守派曾一度控制州政权，但很快，自由派重新获得了州政权。1869年，自由派将首府自圣克里斯托瓦尔西迁至低地地区的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不久后又迁往图斯拉古铁雷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
两派斗争加剧了印第安人的负担。双方都增加了对印第安人的税收，并强征印第安人充作脚夫和士兵。保守派失败、自由派掌权后，印第安人村庄的官员——“秘书官”（secretario），宣布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命令教区居民拒绝向牧师缴税。利用自由派胜利带来的自由空间，高地地区的很多印第安人摆脱教会和村庄官员的束缚，建立了自己的市场和宗教中心。但是，并非所有地区都做到了这一点，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以北的一个佐齐尔人城镇恰穆拉，教会竭力保住了他们的控制权，强迫印第安人继续履行其宗教义务，置自由派政府的法令于不顾。实际上，恰穆拉教区牧师的权力在1865年之后反而增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865年年中之后就职的新任神父米格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实行的严厉措施。高地其他地区的牧师在新的形势下变得相对温和，米格尔·马丁内斯却变本加厉地在恰穆拉教区搜刮财富。他为了从印第安人的教友会（cofradía）榨取钱财，拒绝向那些因太穷困而不能付费的印第安人提供宗教服务，甚至鞭打完不成税收份额的印第安人头领。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了一场印第安人的反抗运动。
种族之战（3）
同1712年的起义一样，印第安人的反抗首先表现为对新的宗教神灵的崇拜。1867年下半年，恰穆拉的一名叫做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Augustina Gómez Checheb）的印第安人妇女宣布，她看到有三块石头从天而降。一名村庄头人宣布，这些石头是圣灵，能与奥古斯蒂娜·戈麦斯·切切巴交谈。消息迅速传播，几千名印第安人从各地赶来朝拜。年底，一名来自恰穆拉的村社头人（fiscal）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Pedro Díaz Cuzcat）宣布，自己也能够与这些石头交谈，并要求在这些石头被发现的地方策哈莱迈尔（Tzajalhemel）建立一座神庙。1868年1月底，受圣灵石头和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举行的定期布道吸引，前来策哈莱迈尔朝拜的印第安人络绎不绝。
值得注意的是，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是一名村社头人。在当时恰穆拉的教会结构中，村社头人是天主教会和土著社会之间的主要沟通者，他们担任牧师的翻译，负责保管所有教区档案，甚至在牧师缺席时主持宗教活动。他们因此获得一份微薄的薪金，并通常任职十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佩德罗·迪亚斯·库斯卡特不仅了解政府有关印第安人和教会的法令，而且具有一定的宗教权威吸引人们崇拜他所推崇的新的神灵。
在这种形势下，1868年2月中旬，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被迫亲自前往策哈莱迈尔。可能是意识到政府的宗教自由法令，米格尔·马丁内斯的态度比较温和。他向在场的印第安人发表讲话，说明崇拜邪教的危险，命令他们散去。米格尔·马丁内斯自信已达到目的后，径直回到了恰穆拉。
实际上，此后的两个月是这一新的宗教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前的内战期间，由于受到白人两派的虐待，很多印第安人在这个封闭的神庙里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不但可以和平地祈祷，而且能够不受白人干扰地与其他印第安人进行接触与贸易。3月，整个恰穆拉教区以及附近的策尔塔尔人社群，如特纳哈巴（Tenejapa），开始定期到此参拜，使策哈莱迈尔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高地地区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
由于到策哈莱迈尔朝拜和贸易的人数增加，白人城镇周围的宗教收入和贸易下降了。低地的白人（中央谷地的自由派）幸灾乐祸，而对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传统精英）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868年4月12日复活节时，几乎没有印第安人前来圣克里斯托瓦尔参加庆祝仪式和贸易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5月3日是圣克鲁斯日（Día de Santa Cruz），印第安人都到策哈莱迈尔进行庆祝，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庆祝活动再次没有印第安人参加。这一天，该城新任保守派领袖率领25个人袭击了策哈莱迈尔，逮捕了切切巴，并命令印第安人回家。令保守派惊愕的是，自由派掌权的州政府命令将切切巴释放，并宣布尊重印第安人的信仰自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种族之战（4）
于是，高地地区的保守派另谋对策。5月27日，他们派出了一个由三名牧师组成的代表团去劝说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在策哈莱迈尔，他们向聚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赐予了一个十字架，并警告印第安人，信仰邪教是危险的。他们以为印第安人已经被说服了，这天下午，满意地回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尔。
不知是由于这次劝说的效果还是其他原因，此后的两个月内，到策哈莱迈尔的神庙参拜的印第安人减少了。但是，8月，圣罗莎节（San Rosa）之前，由于州政府的默许，印第安人扩建了他们的神庙，购买了一座大钟和一些喇叭，选择看守人和侍僧照管神庙和祭坛，并任命了一名干事专门负责组织圣罗莎节的庆祝活动。圣罗莎节过后，库斯卡特开始逐渐承担了教区牧师的职责。在周日，他穿上长袍，在凌晨和傍晚进行祈祷，看守人敲钟召集印第安人前来参加。在其他日子，他听取申诉，分发圣餐。另外，还负责管理每日的小市场以及周日和节日的较大规模的聚会。
白人再也无法忍受了。1868年12月2日，一支50人的队伍从圣克里斯托瓦尔出发，前来平息印第安人的分离运动。虽然最初印第安人暂时阻挡了这支队伍的进攻，并保住了他们的神庙，但是后来，装备优良的白人成功地突入印第安人中间，抓住了切切巴，扣押了印第安人的圣物，神庙内的装饰被洗劫一空。库斯卡特最初逃脱，但在通过伊克斯塔巴（Ixtapa）前往州政府请求援助的途中被捕。他被戴上铁铐送往恰帕德库尔索（当时的首府）。两个月后，他证明自己无罪，但是，州长没有将其无罪释放，而是将他送回圣克里斯托瓦尔。在这里，他很快于1869年2月8日再次被保守派逮捕。
1869年初，自由派州长潘塔莱翁·多明戈斯（Pantaleón Domínguez）宣布恰帕斯州实施新的税收条例，特别是开征人头税，目的一是为了承建公共工程募集资金，二是为了争取全州地方官员的支持，因为负责征税的官员将获得税收数额的8％。新的税收将按季缴纳，第一笔缴纳的时间为5月30日。为了保证税收的有效征集，征税官被授权无限期地关押任何拒绝合作的市政会（ayuntamiento）成员。
然而，1869年4月和5月初，征税官向印第安人征收第一季度的人头税时，在市政会内与政府持不同立场的委员的率领下，印第安人逃到了丛林。在与白人的贸易再度下降，前往教堂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恰穆拉教区的白人要求圣克里斯托瓦尔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当时，有一位来自墨西哥中部的自由主义教士自1868年以来一直住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此人名叫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Ignacio Fernández de Galindo），他曾几次在公共辩论中捍卫印第安人的权利。看到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5月26日，他和妻子以及一名叫做贝尼尼奥·特雷霍（Benigno Trejo）的学生悄悄离开圣克里斯托瓦尔，前往恰穆拉，向印第安人通报他们面临的危险。根据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后来的供述，他的目的仅仅是告诉印第安人自身的权利，帮助他们的村庄免遭袭击，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而在当时的白人看来，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想继承被捕的库斯卡特的位置，成为印第安人的领袖，组织印第安人向白人发动战争。他们认为，印第安人撤往丛林，目的是集结势力，准备向白人展开进攻。在这种情况下，6月13日，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和以恰穆拉的牧师为首的一个小代表团前来与印第安人会谈，一方面是为了做出最后一次努力，劝说印第安人服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查一下印第安人的实力。到达策哈莱迈尔后，他们发现神庙那里只有很少几个印第安人。米格尔·马丁内斯劝说他们放弃“叛乱”回家。据说，这些印第安人听从了他的劝告，甚至在离开以前还请求神父为他们祈祷，并将神庙的圣物交给了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但是，在米格尔·马丁内斯及其同伴返回恰穆拉的路上，一些印第安人闻听消息，追上了他们，要求归还圣物，显然被拒绝。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米格尔·马丁内斯神父和随行的白人被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种族之战（5）
流血事件发生后，高地地区的白人陷于一片恐慌。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白人自卫队确信印第安人的袭击迫在眉睫，开始为守城做准备。附近村落的白人聚集在几个大村庄内准备战斗。可能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集聚意味着白人将发动进攻，而自己既然已经开了杀戒，已经没有退路了。因此，6月15和16日，来自恰穆拉教区最南端的一些印第安人袭击并杀害了隐藏在圣安德烈斯（San Andrés）附近的纳蒂维达德（Natividad）和圣马尔塔（Santa Marta）附近的拉梅塞德（La Merced）两处的白人。大约与此同时，恰尔奇古坦（Chalchiguitán）的印第安人杀害了正逃往西莫赫维尔（Simojovel）的白人学校教师及家属、牧师，恰穆拉的印第安人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路上杀害了五名白人小贩。这是印第安人仅有的主动进攻行动。然而，即使在他们情绪激愤的时候，印第安人也没有滥杀无辜。6月13日，来自奇考阿森（Chicoasén）的11名买牛的白人在策哈莱迈尔附近被捕，但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居住在切内尔罗（Chenelhó）的10名白人及其子女在6月中旬的整个“种族之战”期间毫发未损。很明显，那些被杀的白人都是犯有前科或者曾以某种方式对印第安人进行过威胁的人。
为了防止印第安人进一步的暴力行动，6月17日，伊格纳西奥·费尔南德斯·德·加林多率领几千名印第安人前往圣克里斯托瓦尔，要求释放库斯卡特。尽管此举造成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城内本已心情焦躁的白人的恐慌，但这次行动的方式和目的完全是和平的。印第安人不仅高举白旗，而且他们是在黄昏的时候到达的，这正是很难展开战斗的时分。加林多提出的要求是，以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学生特雷霍作为人质交换库斯卡特和切切巴等人。
白人答应了加林多的要求。6月17日到21日，印第安人返回策哈莱迈尔，庆祝库斯卡特等人获释。为防止白人的报复，他们留下了大约600人驻守在通往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道路上。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周报以此大做文章，写道，“再也没有疑问，印第安人是白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白人来说，唯一的对策是进行一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殊死之战”。
尽管如此，圣克里斯托瓦尔白人的呼吁并未得到低地地区的响应与同情。直到6月18日，低地地区的报纸对米格尔·马丁内斯之死进行报道时，使用的标题还是“丑闻”。然而，6月20日，州长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突然调集低地地区的民兵出发，为圣克里斯托瓦尔解围。这是因为，一方面，6月18日后，圣克里斯托瓦尔被“包围”的消息致使一些低地白人担心印第安人可能会彻底摆脱白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6月11日，在低地地区举行了一场地方选举，19日选举结果公布，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的政党在选举中失利，这意味着对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的信任危机来临，一场推翻州长的军事政变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潘塔莱翁·多明戈斯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行动，转移军方的注意力，保住自己的权位。
自6月21日潘塔莱翁·多明戈斯率领3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入圣克里斯托瓦尔开始，印第安人的命运已经成定局了。政府武装立刻袭击了在城西和城北扎营的印第安人，杀死了三百多人。接着，6月26日，加林多和特雷霍经审讯后被处死。潘塔莱翁·多明戈斯号召全州的地方政府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出钱出力。一个星期内，就征集了2000多比索现金和700人的武装。6月30日，1000多人的军事力量向恰穆拉进发，一位名叫佩德罗·何塞·蒙特西诺思（Pedro José Montesinos）的士兵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恰穆拉，首先发现几百人无规则地散布在山坡上，在我们进入射程之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裸膝跪在地上向我们祈求宽恕。虽然他们以卑贱的姿态以示屈服，政府军还是继续前进，他们显然希望将被怜悯，继续跪在地上以眼泪表示悔恨。在距离他们不到200米之后，士兵向他们密集的人群开火……
在这次“文明对野蛮”的胜利之后，7月3日，一队士兵被派往策哈莱迈尔，烧毁了那里的神庙。
随后的战斗中，印第安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000多人，白人也有200人死亡。但是最具悲剧性的是，在对恰穆拉的袭击之后，印第安人被迫加入了跟随白人搜寻“叛乱者”的队伍。到1870年7月，所有的抵抗都被*下去。
1712和1867年的起义，是殖民地时期和墨西哥独立后初期恰帕斯州两次最大的印第安人反抗运动，起义虽然都最终被扑灭，但印第安人的反抗传统绵绵不绝，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延续，难怪萨军的第一份公告中宣布，“我们是五百年抗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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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熊”对抗革命（1）
1910年，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墨西哥。这场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之一，也波及到恰帕斯。但是，印第安人的命运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要了解这次革命的发生，还要从墨西哥历史上最著名的*者波菲里奥·迪亚斯说起。
迪亚斯于1830年出生在瓦哈卡州，与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是同乡。17岁就投身行伍，与入侵的美国人打仗，但没有赶上多少战斗。在后来反抗法国入侵的战争中，迪亚斯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很快被晋升为陆军准将，并于1862年作为墨西哥指挥官之一率军在普埃布拉战役中大败法军。此后不久，他被法国人俘虏，但他设法逃脱，后来在负责指挥卡沃内拉战役时又一次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战争结束时，他仅37岁，自认为堪与总统胡亚雷斯平起平坐。1867年，他与胡亚雷斯竞选总统，但遭到失败。1871年，他再次参加竞选，又遭失败。这一次，他提出了以自己的庄园命名的拉诺里亚计划，宣称选举过程有舞弊行为，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