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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黄：即额黄、眉间黄。这种妆扮起源于北周。原来，北周宣帝宇文斌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除了嫔妃宫女，都得“黄眉墨妆”。这说明《木兰诗》产生年代不能早于北周宣帝末年。但，到唐时花黄已不流行了。
红妆：姐姐欢迎妹妹，“当户理红妆”。红妆是胭脂，属于施粉黛之列，说明这个姐姐又是唐朝人。
这么一分析，就彻底糊涂了：怎么一会儿是这一朝，一会儿是那一代？所以，历代人就《木兰诗》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说它是北魏时创作的，举黑山、燕山的例子；说是唐朝创作的，就举策勋、红妆的例子。
创作过程的时代真相
作为后人，扑对这些考据精深的古人只好礼貌地说一句：你们一开始就搞错了。
不要忘了，《木兰诗》是一首民歌。最早在南陈时，有个和尚叫智匠，编了一本《古今乐录》，录有“歌辞有《木兰》一曲”。刘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木兰诗》的注解中称“不知起于何代”，意思是没有确切的创作年代。
东边牧马，西边放羊（2）
北朝同一时期的民歌开头用起兴手法，往往异曲同词，如《折杨柳》中有一首，前面六句是“敕敕何力力，女子当窗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木兰诗》开头的起兴，显然与《折杨柳》同源，再加上诗中的一些关键词和细节，可以证明，《木兰诗》的雏形产生于北朝是无疑的；到南朝梁陈之时曲辞流传到南方，得到记载和整理；到唐朝，有一个叫韦元甫的朔方节度使，在民间又得到这首已经流变了很多年的民歌，再次整理润色出来，很可能还参照了《古今乐录》的版本，于是才有了《木兰诗》最终的版本。
现代人的歌词里唱“东边牧马，西边放羊”，那么，真实的生活里就不到西边去牧马，不在东边去放羊了吗？这个跟“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样，也都是互文，是趣味化的铺陈。北朝，是性情奔放的年代，女人牧马、放羊、打仗，都是很厉害的，丝毫不让须眉。所以，木兰的故事，应该有很多的个案为其衍生的素材。
民歌体裁作品的产生、流传、变化和整理完成，一般都要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发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木兰诗》之中杂糅了各个时代的印记，正是这一文学规律的极好注解。
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比如，假设过几天有人要排一部新戏《明英烈》，有这么个细节：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二人正在圆明园议事，太子过来参见说：老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打猎？
于是五百年后，有专家据此考据，并产生了争议：有专家指出，戏名叫《明英烈》，那么应该是清末的作品；可是有的专家又根据“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这个根本没有史实依据的故事情节，推测这出戏一定拍摄于“戏说”风流行的2000年左右；还有人根据其中“老爸”这个称呼，推测该戏一定产生于用自己的心得说历史、把经典加以碎片化处理的2006年左右……
文学作品的年代分歧，一般都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诗》也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的“姓”从哪里来
现在说木兰，就是“花木兰”。其实，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她都并不姓“花”。因为诗里没有提到她的姓，所以《大明一统志》中说，木兰姓朱；《大清一统志》则说木兰姓魏。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自徐渭徐文长，他的《四声猿传奇》一口咬定木兰姓花。此说随着清代戏曲的兴盛而在民间得以广泛流行，甚至还敷衍出了木兰的阿爷叫花弧，红妆的阿姊叫花木莲，磨刀的弟弟叫花雄，母亲是花袁氏。
其实，这都是后人附会的，准确地说，是编的。
木兰是哪里人呢？
这个问题本来没有意义，但在眼下这个连沙和尚都已经被找到故里的时代，木兰的故乡在何处，确实很可能影响所在地的旅游经济，乃至投资项目，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有意义，意义还很迫切。
过去的说法有——
元朝刘廷直撰《木兰碑》，称木兰是直棣完县人，《完县志》后来的相应记载也支持这种说法。
河南《商丘县志》明确记载，木兰为商丘人（还有后代和祠堂呢），而且木兰生日都有，是农历四月初八。
姚莹《康輶纪行》称木兰是甘肃武威人。
《大清一统志》又以为，木兰为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今亳州市谯城区），这个落实到村一级了，而且也有祠堂。
现在，要让我说，木兰当然是我们东北人！（这当然只是个玩笑罢了。不过也有不是玩笑的成分，木兰是鲜卑人，鲜卑人的故土，则正是在东北。）
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1）
——《谏太宗十思疏》是应运而生
唐朝是最好的朝代，唐朝是最坏的朝代。
说唐朝好的人，是因为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有李杜元白，有开疆拓土；说唐朝坏的人，是因为有武后干政，有安史之乱，有藩镇割据，有牛李党争，有宦官当权。
观者往往就糊涂了，因为上述两种观点之中，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唐朝。
而这些争议的一个端点，就是唐太宗与魏征的那段对话，以及魏征就此总结出的那篇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它透射出贞观之初，面对有唐一朝可能出现的政治走向，太宗君臣做出了哪些准备，以及出现了什么纰漏。
魏征这个人，堪称隋唐之际最复杂的人物，有着谜一样的身世和个性。
魏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隋朝度过的，在唐太宗眼中，他不是新朝人物，而是一个隋朝人。
魏征又是一个很有江湖气的人，通王霸之术，有纵横辩才。
魏征从何而来
魏征活了63岁，38岁以前，他都生活在隋朝。与唐初宰相多出自名门、行伍、富豪不同，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史上没有他还俗的记载，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的出家过。
这中间，小道士魏征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那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谈理论。其中，《鬼谷子》的要旨分为三大版块——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对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甚至跑到敌对双方处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宗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注意力和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适时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若觉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
《鬼谷子》原本还有第四版块，叫“转丸却乱”，意思是说客辩士是个危险的专业，一句成了，可致卿相之尊；一句坏了，立遭断头之祸。所以，这两章内容主要讲形势险恶时如何转嫁危机保护自己，脱身灭迹，但这两章失传了。苏秦当年靠纵横术合纵关东，身佩六国相印，但最终身死名毁，大概就是因为没有学到这个法门。历代贵胄、人雄，都不屑纵横之术，一是因为自己本身已经有话语权，二是此术危险极大，而且一旦踏入，即不能脱身，堪称政治学领域的“葵花宝典”。
观魏征一生沉浮事功，变化多端，其秘要实不出于一部《鬼谷子》。
魏征术成出山，最开始给武阳郡丞元宝藏当机要秘书。元宝藏举兵归降枭雄李密，李密对魏征很感兴趣，魏征遂献上十条“取天下”的方略，然而李密没有采纳。后来，李密败落归唐，魏征一时没得重用，于是自告奋勇去山东前线，劝降李密前部将徐世绩（评书里徐懋功的原型）。不久，窦建德来攻，魏征被俘，做了窦的起居舍人（专门掌管机密）。窦建德败亡后，魏征迅速回到唐军，投靠太子李建成，被提升为“太子洗马”——这是一个官衔，其中“洗”读“ｘｕǎｎ”，这个官既不是给太子的马洗澡的，也不用给太子选“马子”，而是专门掌管太子的机密书册，是智囊班子的小头头。（典出吴越时勾践曾为夫差“先马”，做保镖和马倌；《国语》写作“洗马”，故成此称。）
太有意思了。盘点一下魏征的几任主子：元宝藏投机，李密阴鸷，窦建德雄廓，李渊豪纵，建成狐疑，后来的李世民更深通权术、狠辣好名，最难伺候。
可魏征偏偏能够让自己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视。这只能说明魏征是一个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生存术”大师。
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2）
李世民给魏征“无限话语权”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他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当时的宰相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六个人，因为唐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天下政务，长官叫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的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所以，尚书省真正根基深厚的是二十多年担任左仆射的房玄龄。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人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有职则无权，有权则无职，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这几个宰相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岑文本、戴胄都是低头做事的实干家；高士廉、长孙无忌是凭亲贵关系上位，所以只是在其位而已。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作为皇帝，术胜于武，武胜于才，才胜于德，德胜于自知之明。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也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房玄龄是智者，平素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出言谏阻唐太宗对外用兵过度。唐太宗一见他的折子，立即眼泪就下来了，因为他素知玄龄为人，知道此君谨慎隐忍，上这样的折子，说明他已经自知来日无多了。
此前，在太宗出征、玄龄留守长安时，有人突然上诉状告房玄龄。房见状不敢处置，赶紧派快马将状子送到军中。太宗看了很满意，就地拟令，把告状者杀了。侯君集是秦王府旧人，但皇帝一直没有放心用他，直到魏征推荐了，太宗才交给侯君集重权。
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旧人，不同的是，王珪做台面上的事，魏征做台面下的事。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温彦博讨厌魏征，因为他不喜魏征“三姓家奴”的背景。封德彝也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他死后很久，太宗才了解到他的阴谋行为；而魏征死后，他的很多“袖里乾坤”同样被太宗了解，结果，两人的结局都相似：临终时备极哀荣，死后被削夺封赐。
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而封德彝正是虞世基的死党。
其实，就是以能吏自居的岑文本，也不掩饰对魏征本人的不满。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征比诸葛亮如何？岑文本说：诸葛亮文武全才，魏征怎能与之相比？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也在现场，他怎么说呢？
“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3）
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但实务权柄可就没有这位“孤臣”的份了。
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瞬息万变的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年轻人开始做一件事，这时候一位智者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好好干啊！要认真地准备，顽强地坚持，要把握关键的时机，最后要能够善始善终；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垮了；而且要关心你的家人，要爱他们……
小伙子用力点点头说：我懂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你问智者：那么，他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智者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对不起，那个我就不能说了。
除了高调，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翻开古来明君忠臣的文辞簿子，里边太多这样的高调和双簧。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作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
不过，魏征毕竟是魏征，他比一般唱高调者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是一个好人。
魏征之后为何无魏征
如果唐太宗是明君，鼓励诤臣更是一种体制，那么魏征之后的唐朝，为什么非但没有魏征再出来，反而出现了武则天、来俊臣、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和李辅国？
问题的实质在于，唐朝君臣在处理党争和与外族关系的问题上举止失措，在每一个向下的转折中，都包含了来自这两个弊端的恶化因素。
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水”指的是百姓。可是在高宗、中宗时，百姓并没有起来反对唐朝，为什么李唐的天下却被武则天的周朝所颠覆？武则天可谓李氏家族的“祸水”。可此水毕竟不同彼水。唐朝之灭亡，不是亡于天下人，不是亡于水，而是被自己人搞砸的，水未覆舟而其舟自覆。
唐初，之所以能够走通很多军政难题，高层分权制和府兵制是两个核心体制优势。
但是，随着党争的加剧和边事连年，这两种体制均遭破坏。
太宗朝东征西讨、兼昧并弱，国土大张。但周边几个强国如吐蕃、南诏、突厥、回纥，包括与西域毗邻的大食，却依然强大，唐朝不得不与这些强大而有敌意的国家保持军事平衡。连年用兵的结果，是与农耕社会完美结合的府兵制遭到破坏，只能使用大量的异族士兵填充漏洞，并放权给藩镇，最终造成国家的外强内弱。
而在朝廷之上，由于唐太宗没有认识到党争的破坏性，所以防范甚微，甚至搞《氏族志》这样的大项目，来激化党争。
在专制帝国中，皇帝这样的大角色，最希望达成的政府过程是什么？是自己直接指挥那些一线的官吏。所以，古代名君的“美政”事迹里，充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这样的小故事。不过，以中国之大，皇帝想深入基层，泡在下面其实是不合适的，只好抓大看小，而把行政代理权交给自己的臣属。这样，皇帝与权臣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
但是，作为臣属，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抱负，获取特权，结成朋党是一条捷径。地有南北之分，于是宋朝有蜀党、洛党；人有新旧之别，于是唐朝有牛党、李党。结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唐太宗修《氏族志》，本是想提高自己亲族的地位，不料成了很多大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的缘起；又因为科举取士监督不严，名次可以人为操控，更加剧了朋党的成熟。
贞观初年，党争还是若隐若现，而到了贞观后期，随着科举士人渐成气候，太宗已经想不“兼听”都难了。党同伐异已经成为了朝臣宰相们秉政、议政的出发点。到高宗时，朋党呈不可遏制的蔓延之势。武则天颠覆李唐江山，正是利用了党争，否则武后一个女流，如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组成“后党”支撑她，武后怎么能那样快速地挖空李氏的政治根基呢？武后专制后，任用酷吏，编订针对《氏族志》的《姓氏录》，也正是为培植自己的党羽。
一入朋党，则无是非，像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