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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罗亦农被杀经过（下）
是夜，周恩来再次召集顾顺章、陈赓等人开会，研究如何营救罗亦农。
顾顺章首先汇报了转移和监视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情况，他说：
“他们两人好像是惶恐不安。从他们的反常行为观察，他们俩十有###就是叛徒。”
周恩来挥挥手，打断了顾顺章的话：“对于何家兴、郝稚华，我还是那句话，在没有可靠的证据以前，绝不可妄下结论，也绝不可以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他望了一下陈赓，问，“陈赓，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的内线接触了英巡捕房，与兰普逊见了面，双方初步约定了引渡时间，是4月20日。关于罗亦农同志被捕的细节问题，兰普逊还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但他向我的内线提了两个要求，他的第二个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告密者的要求，告密者要求提供五万元美金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但出于保密的需要，兰普逊对告密者的人数和姓名仍守口如瓶。不过，根据情况分析，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告密者肯定是两个人，而且到过德国。另外，据查，何家兴、郝稚华二人曾留学德国。”
周恩来听完陈赓的汇报，蹙眉陷入了深思。然后他掐指算了算，说： 。。
“今天是16日，距离敌人引渡还有三天的时间。”
接着，周恩来果断地说：
“这样吧，明天，希望陈赓同志继续通过内线，查实一下引渡路线。下面，我们研究营救计划。”
最后，大家一致议定的意见是：一、准备在引渡的中途武装劫持；二、一旦武装劫持失败，再通过其他的途径营救。
不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翌日晚，当陈赓约见杨登瀛的时候，杨登瀛告诉陈赓，陈立夫已于当天清晨自南京抵达上海，下午在钱大钧的官邸约见了他。陈立夫说蒋介石很重视罗亦农被捕一案，要不是因为正在山东前线督军北伐，蒋还会亲自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另外，陈立夫与钱大钧以“夜长梦多，谨防有变”为由，决定尽快引渡罗亦农，并且钱大钧已命令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具办交涉事宜了。据杨登瀛估计，引渡时间绝不会超过第二天中午。
这样一来，营救罗亦农的第一种方案显然已无法实现了。因为罗亦农被引渡的时间，已亲自掌握在陈立夫和钱大钧的手里，即使杨登瀛弄到了具体时间，等到通知陈赓和顾顺章等，劫持工作也显然已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这样就很难确保中途劫持的成功率，而一旦劫持行动失败，无疑会加快敌人对罗亦农的杀害。
“但如何实施第二种营救计划呢？”陈赓汇报完杨登瀛的情报，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顾顺章当即冒险地提出：待罗亦农被押解到警备司令部之后，乘敌不备，武装劫狱。
陈赓首先反对这一冒险盲动的做法，他说：
“我不同意！首先是我们的力量太弱，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老巢，防备极为森严。再则太冒险了，以我们现有的‘红队’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成功的把握微乎其微！”
周恩来听罢，先不表态，而是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两张报纸，递到顾顺章和陈赓的手里，沉吟地说：
“这是最近两天的报纸，头条新闻都是关于亦农同志被捕之事。他们声称：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当然，这是敌人借此制造舆论，给群众造成一种共产党已不成气候的假相。但反过来想，这说明敌人十分惧怕亦农同志，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已至此，依我看，营救亦农同志脱离虎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陈赓闻听此言，内心一阵悲恸。他近乎哀求地问周恩来：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周恩来坚定地摇摇头。他想了想，又说道：
“当前，我们只有静观事态的变化了。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能放弃。请陈赓同志尽快设法和亦农同志取得联系，听听他的意见。”
“是！”
诚如杨登瀛所言，敌人果然在4月18日中午以前，将罗亦农引渡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并关押在司令部内陆军监狱男牢。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内部的重要地位，陈立夫、钱大钧均不敢擅自裁决。两人合计后，决定由钱大钧再次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同时，他们布置军法处长裘某对罗亦农进行审问。裘某连续审问了三次，罗亦农除告诉他已然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其余一句话也未多讲。
4月19日，杨登瀛奉陈立夫的命令调来审讯记录。陈立夫审阅后，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当着杨登瀛的面，就破口大骂：
“这就是###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
杨登瀛吓了一大跳，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陈立夫如此暴跳如雷、如此歇斯底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打算如何处置罗亦农呢？”
“杀无赦！”陈立夫恼羞成怒，咬牙迸出这三个字。过了会儿，他的情绪稍缓和了下来，又悠悠地说，“当然，必须得等到蒋主席的来电，由他亲自裁决。”
就在罗亦农被引渡后的第三天（4月20日），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来了回电：“就地枪决！”
翌日，罗亦农身着直贡呢马褂和灰色哔叽长袍，脚穿皮便鞋，在一个排的敌人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他的遗体暴弃郊外，并严令不许收殓。周恩来知道后，命洪扬生带了两名同志，于半夜三更，找到乱坟场，将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了起来。
当夜，罗亦农的遗物一封写给新婚妻子李文宜的信，由狱中的同志转送了出来。当周恩来看到遗书上的一句话“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时，泪水霎时就涌出了眼眶。他在心底痛责自己：“我堂堂七尺须眉，眼睁睁地看着亦农你受死，却又无可奈何！”
周恩来旋即吩咐邓颖超，要她代表中央妇委会，连夜赶到罗亦农的秘密住处，看望、安慰烈士的###。
也就在罗亦农就义的当天晚上，杨登瀛受钱大钧之命，在上海外滩著名的一品香饭店设宴款待兰普逊。酒过三巡，杨登瀛取出预先备好的“红包”，交给了兰普逊，希望他从今往后通力与党国合作。
兰普逊也不说谢谢，竟直言不讳地追问：
“还有五万美金和两本去德国的护照呢？”
“噢，钱将军说为了感谢告密者，他要另设私宴盛情款待他们，并当面将美金发给他们。至于出国护照，他答应将亲自给他们办理，并派人护送他们安全离境！”
“是吗？”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知你能否告诉我他们的详细情况？明天，我就可以带他们晋谒钱将军！”
“他们是一对夫妇。但这几天不知何故，一直未见踪影。明天我找到他们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你！”
随后，在酒酣脑热之际，杨登瀛终于从“铁嘴”兰普逊的口里，套出了告密者的情况。
原来，告密者正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他们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被党组织安排以夫妻名义看守戈登路党的秘密机关，同时，何家兴兼任罗亦农同志的秘书。眼见上海滩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那两颗本不安稳的心被激活了。因为他们早忘不掉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了。随着时日的增加，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枯燥乏味的秘密生活。于是，他们频繁出入茶楼酒肆、舞场剧院，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玩得很晚才回家。这些引起了罗亦农的警觉。为此，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生怨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决定豁出去，并很快到英巡捕房秘密自首，供出了罗亦农。他们还与英巡捕房约好，一俟罗亦农赶到机关，即由他们的女佣以上街买菜为由，趁机向街头的站岗巡捕报警；并且故意只抓罗亦农一人，使他们得以隐瞒身份，继续在秘密机关守候，直到安全出境为止。
再说何家兴、郝稚华这几日因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那天，当他们从“红队”队员口中获悉罗亦农遇害的消息后，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商议，决定第二天由郝稚华到英租界巡捕房找兰普逊，一俟讨到五万美金，领到出国护照，就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郝稚华走出旅馆租了一辆黄包车，匆匆忙忙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她出来了。当看到那辆黄包车还在门口，就顺便要这辆黄包车把她载回旅馆。
但令郝稚华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辆黄包车及车夫是顾顺章预先给她准备好了的……
原来，昨天晚上，周恩来得到陈赓转告杨登瀛的情报后，已经知道告密者就是何家兴夫妇了。顾顺章当时就叫嚷说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对叛徒夫妇。但周恩来未允许顾顺章造次，仍坚持一定要取得充分的证据才可采取动作，并设下了这一个“欲擒故纵”的计谋，故意向他们放风，说罗亦农既已遇害，没必要再对他们保护了。谁知，心虚的何家兴夫妇果真上当。
顾顺章深感事不宜迟，必须赶在何家兴夫妇与钱大钧会面之前除掉这对叛徒，遂立即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当即指示：
“既然已经彻底查实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就要尽快动手解决，不要再造成损失。这次行动，具体由你指挥‘红队’办理。注意：一定要处理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是！”顾顺章会意地点点头，就匆忙赶往同孚路的一条弄堂，与“红队”的同志们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特警宪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实施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发动等技术；此外，还学习射击技术。每次学习射击时，他们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里秘密进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顶迎亲的小轿沿南京路一条小弄堂缓缓走来，锣鼓、唢呐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悲恸。
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周恩来，他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有一个重大工作。那就是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就在周恩来行将出发前几个月，由于敌人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各地党的组织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加之罗亦农被叛徒出卖遇害及向警予武汉的遇难，迫使周恩来不得不认真检讨党组织如何安全地在白区开展秘密工作的问题。痛定思痛之余，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思路，即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正当周恩来欲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之际，却接到共产国际的邀请，要他前往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但他临走前，还是将自己的这一思路解释给中央留守处的三名同志听了。当时负责中共留守处工作的三名同志分别是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
于是，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该通告提出了八项原则，对党的各级秘密工作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而把党的秘密工作纳入正轨，有效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当时，党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447号的一栋二层楼的楼房上，建立了最可靠的秘密机关，作为政治局开会办公和中央领导同各地通讯联络的地址。这家秘密机关对外挂起“福兴商号”的牌子，由熊瑾玎、朱端绶以夫妻的名义主持。这年中秋节，两人由冒名夫妻结为正式夫妻。同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党的首脑机关与开会的地方是分开的，且地方也不止一个。由柯麟（化名柯达文）、贺诚（化名贺雨生）以医生的公开身份在威海卫路开设的达生医院，是党的一所掩护机关，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等多次来这里开会。离“福兴商号”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店铺的二楼，则是中央军委的秘密联络地点；戈登路普庆里1141弄的一个地方，是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由于这些会址和联络点极端重要、高度机密，这年11月份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掌握这些会址和联络点。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当时，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共有二百余人。周恩来规定各机关间禁止往来。
其时，中共中央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开展秘密工作的，周围的环境异常险恶。国民党的特务及租界的包探，以及叛徒、工贼四处钻营，一个个伸出灵敏的嗅觉，以图抓到可以领到大笔赏钱的共产党人。整个上海阴沉地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他在大革命时期，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职务，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熟识他，加上他自1927年11月份到达上海以后，成为党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因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不惜以巨额悬赏捉拿他。
为此，周恩来严格遵守白区秘密工作纪律，限制自己外出的时间，没有重大的特殊情况，一般外出时间是在清晨的5时至7时或晚上7时天黑以后。他还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并且党内知道他住处的仅只有两三个人。每次外出，他都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并蓄了一部大胡须，所以，党内许多人亲切地叫他“胡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说陈赓奉命组建情报科后，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如何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以保证党的机关安全。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此，陈赓力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中央领导。
于是，陈赓亲自指导杨登瀛，更加深入敌探机关，进一步取得敌人的信任。
凑巧的是，考虑到共产党的机关普遍设在租界，凡牵涉共产党人的案子一般都要跟租界交涉，陈立夫也指示杨登瀛务必尽快地与租界巡捕房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以简化引渡手续，避免因时间延宕导致机密泄露。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