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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BF〗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不久，他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NCB47口的职业，另租了房住，遂离开了杨家。但两人仍保持了往来。〖BFQ〗
这年（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杨登瀛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杨登瀛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杨登瀛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杨登瀛早已恭候多时了。 。。
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杨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惭愧。”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杨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杨登瀛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杨登瀛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故杨登瀛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这样一来，加上又同是广东人，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是年10月间，杨登瀛利用职务的便利，顺道到广州拜访了杨剑虹。1927年，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亦常去杨登瀛家玩。1928年元月，蒋介石从故乡浙江奉化回到南京复职。这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又经过仔细斟酌，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这就是杨登瀛约陈养山喝咖啡的真正用意。
介绍完情况，杨登瀛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
“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倒小可，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杨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杨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杨登瀛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杨登瀛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
“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
“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好的！”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待说：
“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杨登瀛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
“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杨登瀛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杨登瀛接受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杨登瀛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一百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九十五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杨登瀛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
“登瀛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杨登瀛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之情。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了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后不久的一天，杨剑虹突然指示杨登瀛陪同他前去拜会新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并办理洽请英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
那天，杨剑虹事前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杨登瀛。直到他俩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杨登瀛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驻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才扑了个空。
杨登瀛马上将此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听后，冷静地分析说：
“这件事只能说明国民党正在‘考验’你，他们对你还不是充分的信任。”
“嗯，有道理。那你看我下一步应当怎样做？”
“古话说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信任，没有表示怕是不行的。今后，我们会定期送给你一些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的刊物，像《红旗》呀，《布尔什维克》呀等等，作为你接近国民党、取得信任的资本。当然，我们还会竭力配合你，譬如到一定的时候，给你一点关于我党活动的情况。总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叫他们拿到手，也摸不到边。”
三、罗亦农被杀经过（上）
正当陈赓精心培植他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时候，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4月15日晚，周恩来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幢西式洋房的三楼，紧急召集顾顺章、陈赓、洪扬生开会。
这幢西式洋房由一位白俄老太看管。洋房的三楼由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和一名女同志以夫妻的名义租下，作为特科总部的接头地点。
洪扬生，1921年加入青年团，1924年转党，曾在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中央机关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参加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后作为军事特派员，被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春回上海。“四·一二”政变后随中共中央迁去武汉，在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是年秋，又随中共中央一并迁回上海，不久参加特科工作，担任总务科长。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神情冷峻地向他们通报了一个十分不幸的情况：
“中央根据可靠的渠道获悉：罗亦农同志于今天上午10时被英国巡捕房逮捕了。当时，罗亦农同志正在戈登路的一家秘密办事处，接待山东省委书记老吴。这家秘密办事处是由一对从苏联回来的年轻夫妇看守的，男的叫何家兴，女的叫郝稚华。根据可靠情报，罗亦农同志被捕后，老吴去向不明，而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目前仍安然无事；而且在罗亦农同志被捕以前，何家兴夫妇请的女佣曾急急忙忙出门，跟马路上站岗的巡捕打过招呼。”
顾顺章、陈赓尚未听完周恩来的介绍，几乎异口同声，脱口而出：
“叛徒肯定是何家兴与郝稚华！”
周恩来听罢，未置可否，只是冷静地说：
“当初，我也曾做过这种判断。但是同志们，请你们负责任地想一想，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何家兴和郝稚华两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呀？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哩。”
陈赓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虽然现在无法拿出铁的证据出来，但据我分析：第一，他们夫妻兼做罗亦农的秘书工作，有关罗亦农同志的行踪，按理说只有他们夫妇才掌握；第二，老吴同志目前去向不明，敌人为什么不逮捕他，而仅仅是逮捕罗亦农？这的确是矛盾的。但老吴刚刚从山东赶来，什么情况都不熟悉，应该说他出卖罗亦农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是他这次与罗亦农同志的见面都是由何家兴夫妇全力安排的，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地点。因此，我觉得何家兴夫妇的可疑性最大。我怀疑是何家兴夫妇出卖了罗亦农同志，但又故意建议敌人不抓老吴，给我们造成错觉，以便他们得以继续隐藏在我们内部。”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嗯，分析得还有几分道理。”他望了望顾顺章，征询他的意见，“顺章同志，你的意见呢？”
“我没有别的意见，我认为陈赓同志分析的这两点，已足以断定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我凭直感，也觉得他们像叛徒。”
“不对！”周恩来猝然严肃起来，“你们讲的仅仅是推论，是假想的推论，而不是拿到确凿的证据后得出的结论。同志们，目前的斗争是复杂的，我们尤其不能靠直觉，更不能凭想像去臆测。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
顾顺章听后，脸上挂不住了，他似抱怨地辩解：
“我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嘛……那么，我们下步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陈赓同志，你马上通知内线，请他务必设法查明事情的真相和敌人的态度，为我们全力营救罗亦农同志做准备。第二，在没有铁的、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绝不可轻率从事。因此，请顺章同志安排行动科的同志，暂时将何家兴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严密监视他们的举动，但请注意不要惊扰了他们。”周恩来近乎命令地说道。
待顾顺章、陈赓等离去后，周恩来踱步走到窗前，一把掀开窗帘，凭窗远眺。窗外月光皎洁，给夜上海涂抹了一层稀薄的银灰色。此刻，他的心潮尚未平静下来，口里念叨着：
“亦农，亦农呀！此时此刻，你是否也同我一样，正凝望这圣洁无瑕的月光？”
恍惚间，周恩来的心路回到了一年前的上海！是呵！就在一年以前，他和亦农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喧嚣的厮杀呐喊声中，他们曾是那样的踌躇满志！那样的壮怀激烈！他的心路又似乎回到了这一年的元旦，亦农与战友李文宜举行俭朴而庄严的婚礼的日子，他的耳边似乎回荡起了亦农与李文宜的结婚誓言：长相依，死相守，白头偕老，终生不悔！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他自幼即富于正义感，曾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自撰的对联：
存得天良，蒙庆受富；放开眼界，创业成家。〖HT〗借此嘲讽为人刻薄的父亲。后到上海求学，得识于陈独秀，于1922年被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同行者当中有刘少奇、任弼时。1925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 27年任江浙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随后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七会议”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这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他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后，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顾顺章带领数名“红队”队员赶往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住所，以安全为借口，把他们夫妇迁到南京路（一家旅馆亚洲旅馆），并实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陈赓则约见杨登瀛，转告了罗亦农被捕一事，要求他尽快查清罗亦农被捕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的情况及打听淞沪警备司令部对此事的态度，并尽快查实告密的叛徒。杨登瀛听陈赓说完，不禁大吃一惊：
“听说罗亦农是你们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之一，地位与周恩来相当。英租界巡捕房捕人前，我居然未听到一丁点的口风。真没想到，这些巡捕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放心，我这就到警备司令部，亲自向钱司令打听一下情况。”
岂料，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初闻此事，也大吃一惊。旋即，他兴奋地说：
“罗亦农可是###的领袖级大人物哟！这是件大好事！我得马上报告蒋总司令！”
杨登瀛从警备司令部出来后，本想直接去找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侦探督察兰普逊，向他当面了解具体情况。因为前不久，他随杨剑虹到租界办案，已与这位英国佬打过一次照面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这样去未免太唐突了，且师出无名。他遂立即给南京的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发去电报，告诉他们罗亦农被捕的事，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陈立夫当即回了电，指示杨登瀛尽快与英租界巡捕房妥善办理引渡手续，并称自己不日将赶往上海，处理善后。
这样，奉陈立夫的旨意，杨登瀛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不想正与出门的兰普逊撞个满怀。
兰普逊一见是杨登瀛，不由喜出望外：
“哈罗！我正好出门，准备到贵府去拜访您呢。没想到，借你们中国的一句话，你倒捷足先登了。”
“既然如此，恕我直言，我想督察先生找我，恐怕是为了罗亦农的案子吧？”杨登瀛继而揶揄地说，“抓住罗亦农，算是钓了条‘大鱼’，督察先生怕是会得到你们女王陛下颁发的骑士勋章了吧！”
兰普逊听罢，不由一愣，随即爽快地大笑起来。他自我解嘲似的说：
“啊哈！我差点忘了杨先生的身份了。你可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呀！但我们昨天才抓人，今天，风声就传到了你们耳朵里。依我看，还是你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讲得好……”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是不是？”杨登瀛接上兰普逊的话，随又认真地说，“好了，咱们言归正传。我刚接到上峰的指示，要我尽快向贵方办理引渡一事。希望我们能友好合作！”
“这件事好商量。但你们事先得答应我们两个条件！”兰普逊故意卖关子。
“请说，只要不是将整个上海拱手送给你，什么条件我都可以考虑！”
“好！爽快！我们的条件是：第一，你应当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你们对付共产党。所以嘛，请你们得考虑一下我们个人的利益；第二，告密的人要求得到五万美金和两本到德国的护照，这点，同样希望你们考虑一下，因为我已答应他们了。你们不是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吗？”
“看来，兰普逊先生您已经是个中国通了。您把中国的俗语古话说得如此圆熟，连我这个地道的中国人都要羡慕了。”杨登瀛打个哈哈，顺便扔给对方一个“高帽子”戴，旋即，他话锋一转，“不过，你刚才提到的两个条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