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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奏一曲阳关三叠为之纪别，然后摔琴断弦，从此不再抚琴，犹伯子牙与钟子期再现，名士风范可见一斑。
我与大舅一生中只有过一次相见。那是1987年的春天，大舅来到山东，在我家中小住。当时他已近8旬，早已金盆洗手，封笔多年。陪同前来的大表姐在一旁为我暗中出主意道，欲想老头作画，必先灌之。于是我们弟兄几个饭间拼命劝酒，乘他兴起，摆上宣纸。大舅那日喝得高兴，接连为我兄弟四人画了几幅。听说我年少时曾学画十年，连声呼之可惜，道：“若早知我有一外甥学画，我也收一关门弟子。”当得知我现在党政机关工作时，略一思索，为我画了一朵清隽的荷花，又在旁题字道：“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伤华而甘淡泊，遗个清名在乾坤。”
我心中明白，大舅是以花喻理，教我如何做人。
我始终不解的是，似大舅这样一生视名利如粪土，以作画与饮酒为伴的从容潇洒、心境平和是从何而来。古之哲人隐于山林或隐于诗酒，皆是失意之后所为。或许大舅如姥爷一样年青时也曾有过慨然之志，但随之而来的国难乱离及此后的种种折腾，终于使他大彻大悟，超凡脱俗，从艺术与美酒中寻求满意、寄托与快乐？
有人说，淡泊是一种理智；是一种深邃；是感悟人生后的一种大智；是经受挫折后的一种持重；是从痛苦到升华的修炼过程；是人格与品行的至高境界。古人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言甚是，但这名山灵水的定义之中，毕竟附加了“仙”与“龙”的条件，然后才能得名显灵，由此可见，若无“仙”和“龙”，仍无法显示山水本身的“高”和“深”。这就不如佛家玄机参透，看山是山，看山非山，看山不象山，看山又似山，随你看山者怎么看，山便是原来的山，根本无求别人的挑剔和赞美，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我时常在想，大舅这一生就犹如那普通的山，普通的水，不显山不露水，天工造化，江山不俗，物丰无尘，一任本色，由你怎么看都行，可以“我看青山多妩媚”，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那是游人的感慨，与山无涉。这种淡泊名利、只重气节的远古遗风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多见。做人如斯真的非常不易。
大舅是以年近9旬的高龄离世的，身后没有给子女留下片楮只字作品，真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令人感叹不已。
大凡近世有成就的书画家，一般分为两类，一种生前保留大量作品，准备身后建立纪念馆，以传后世；另一种与生俱来，徜徉自放，不为役使，不为名累，仿禅家之不立文字。大舅显然属于后一种。至于哪一种人生观更应提倡，应该是个人喜好，悉听尊便，旁人没有理由厚此薄彼，扬彼抑此。但我是更尊重大舅的这种做人准则。人生一世，能够富于传奇个性与烂漫色彩，兰气息，玉精神，不恋红尘，只留清白，最为难得。
圣人云：率性之谓道。我想，这正是大舅的人生写照。。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 出走
母亲与大舅有着很深的兄妹之情。八年抗战的逃难期间，母亲一直跟随在大舅身边读完了初中、高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舅子女八个尚小，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当时是部队军官，工资颇高，于是毫不犹豫承担了资助我表姐读大学的任务。大舅唯一到我家的那次，母亲异常兴奋，出去游玩时，上下车都掺扶着老哥哥的胳膊，吃饭时不停地向大舅碗中夹菜。这是我所见到母亲少有的亲情流露。
其实母亲和我大舅在性格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对目标有着执著的追求，同样是对名利视如粪土，同样是有着一颗桀骜不驯的心。宁可孤芳自赏，守身如玉，也绝不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更不会低三下四，仰人鼻息。可以说，大舅的处事方式和做人准则对母亲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是，大舅崇尚的是“出世”哲学，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乱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向往着“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桃源生活；而母亲信奉的则是“入世”哲学，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总是有着一种对信仰强烈的捍卫意识，有着永不言败的韧劲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哪怕走投无路，头破血流，也永不言悔。
当然，也正是这种书生意气般的执著使母亲的后半生吃尽了苦头。
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朗朗秋夜，我曾和母亲深入探讨过她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我总觉得母亲除了憎恨封建家庭桎梏的本能冲动外，一定还有着更加深层次上的理性认识。
母亲说，真正促使她下决心离家的是看了大舅曾经推荐给她的一本世界名著《娜拉出走》。
《娜拉出走》的一句名言至今使我母亲记忆犹新。当娜拉认识到自己在美满婚姻的掩盖下，只不过是丈夫的一个玩偶时，曾经说过：“我不再相信这种话了。我想，首先我是一个人，或者应该努力做一个人。”但对我母亲心灵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的是鲁迅先生对娜拉出走之后命运的剖析。鲁迅说：“娜拉出走的命运如何？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妇女经济上不独立，也就谈不上婚姻的自由。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金钱而卖掉。”
鲁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当时母亲理解的并不深刻，只是隐隐的感到，旧社会妇女对命运的抗争必须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会有政治上、人格上的自由。
其实，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如果不去变革那压抑人性、阻碍妇女婚姻自由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妇女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洞无力的口号。这种理解是母亲参加革命后才感悟到的。
当时母亲看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直觉就是，再也不能这样混混沌沌的活了，必须出去！必须自立！
母亲是我大舅一手带大，母亲高中毕业后，大舅是希望母亲报考安徽大学的，这是因为安徽大学既是国立，又坐落在安庆，将来照顾这个最小的妹妹也比较方便，可大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对我母亲精心呵护和培养教育所产生的效果，首先表现为劝阻我母亲不要离家出走的失败。
母亲后来说，那时年轻气盛，早岁哪知世事艰，有的只是一股热情和冲动。所以无论平日威严的大哥怎样软硬兼施，执著的母亲只是一句话：
我要上学！
在一个秋雨霏霏的早晨，无奈的大舅将我母亲送到江边码头，忧伤的目光中带着孤帆远影碧空尽，难见长江无际流的依依不舍，而我母亲的心情却有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万分舒畅。
客轮一声长鸣，缓缓离开港口，那一瞬间，母亲的心情却像一只禁锢已久的小鸟飞出了牢笼。她站在船头，任细雨飘洒在周身，充满期望的目光久久注视着江面的急流，就象一个探险者孤身走上一条从未走过充满荆棘的路，坚定地去觅寻心中珍藏已久的伊甸园。
三 求学
母亲离家时走的是水路。对于座落在长江边上的古城安庆来说，那时候的水运远比陆运空运来得便捷和舒适。
母亲乘坐的是“民生”航运公司的一艘小吨位普通客轮。虽然已是上午###点钟，但仍然是细雨濛濛，乌云遮日，江面上弥漫着浓雾，根本看不清航标和来往的船只。于是，客轮就不停地呜叫着，小心地顺流漂下，渐渐地远离了生养我母亲的故乡。
母亲当时心中没有半点离别亲人应有的忧郁和伤感。整个上午，她一直站在前甲板上，任凭江面嗖嗖吹来的刺骨寒风拍打着周身，思绪就似这滚滚东去的江水，奔腾不息。
母亲其实并不知道摆脱了封建家庭束缚后，等待她的是祸还是福，重新开始的又是一种怎样的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但母亲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觉得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只要不懈地努力，未来的命运就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母亲就这么凭栏远眺，迎风屹立，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满脑子充满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那股兴奋的劲头既象巴金笔下觉慧离家时的不悔，又似易卜生话剧中娜拉出走时的坚毅。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便是半个多世纪没有回来。
母亲这次离家出走，并非毫无目标，漫无边际。而是直奔南京，去投靠我的大姨。
大姨生于1917年，整整长我母亲10岁，她思想比我母亲活跃，性格比我母亲开朗，处事比我母亲灵活，身材比我母亲苗条，举止比我母亲优雅，模样比我母亲漂亮，学识比我母亲渊博，总之，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优于我母亲的美貌女子。这绝不是我在胡思乱想，而是母亲亲口对我所言。
我没有见过大姨年青时的照片，因此无法判断母亲的这种比较是否有夸大其辞的成份，因为从常理上讲，赞美同胞姐妹丝毫不会起到贬低自己的效果，所以母亲的描述到底有几分可信连我也表示怀疑。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大姨从美国归来，与我母亲在一起照过许多像片，我仔细端详后发现，当时已年近7旬的大姨眉目之间仍然依稀可见年轻时的迷人风采，并且看去的确要比年近6旬的我母亲显得年青。
大姨在我心中几乎一直是个谜。
“文革”期间对每个人的政治审查都是十分严格的。我从上小学开始就不断地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每次填到社会关系一栏都只是写上几个舅舅，从不知道母亲还有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同胞姐姐。
我知道这个秘密是考上大学以后的事情了。
那年暑假，我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一封由安庆转来的美国来信。写信人开头便称呼母亲为“耀妹”，落款则自称是“德姐”，很长的内容通篇都是在回忆和评论余家过去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字里行间，浸透着无限的伤感和怀旧的温情。更加使我诧异的是，来信的笔迹竟然与母亲的笔迹惊人的相似。
母亲收到这封信后，接连好几天的时间沉默寡语，心绪不佳，我观察到父亲背着我们兄弟几个不停地劝说着母亲什么，而母亲似乎仍然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一个星期之后，我那在人民解放军当过政治委员的父亲终于以其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了母亲的意志。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开始写回信了，写一段，对着台灯呆一会，再写一段，又停笔想一阵，这封信断断续续用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才完成。信写好之后，没有直接寄给那个“德姐”，而是由安庆大舅处转发美国。我暗中掂量过那封神秘的信函，很厚很厚沉甸甸的，足有七八页之多，以至邮局多加了五角钱的超重费。
母亲一向很少写信，即使有事给我舅舅去函也是简单明了，有一说一，从未象这次洋洋洒洒写小说一般，可见“德姐”在她心目中的份量。
我虽然没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嗜好，便强烈的好奇心还是促使我忍不住询问这封密函的来历。可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道，那是她早年在美国定居的一个远方堂姐，许多年没有联系，叙叙家常而已。但我从“德姐”情意绵绵的口吻口断定，母亲显然没有讲实话，虽然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德姐”会是母亲的一奶同胞。但直觉告诉我，此人与母亲之间肯定有着非比寻常的血缘关系和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母亲向我挑明这事是在这一年的金秋10月。当时大姨已从华盛顿飞到北京，并且行程安排上早有到山东看望母亲的计划。这是中美建交后大姨第一次回国省亲，也是母亲同胞姐妹之间三十几年之后的首次相聚。母亲没有理由不去和我大姨见面，这个封存了数十年的秘密也就再也无法隐瞒下去。
母亲后来解释说，之所以从不对我们提及大姨，是因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一个曾经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高官的海外关系尤其是后来又定居美国的直系亲属足以葬送我们兄弟几个的政治前程。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海外关系成为许多人夜思梦想的追求时，母亲觉得更没有必要告诉这一切，她是担心我们由此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追求和虚荣。
母亲最后很认真地说，但是她不是无原则地对谁都隐瞒真相。
母亲参军时，向部队首长汇报了；结婚前，向我父亲讲清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 求学
我的这位大姨似乎有着比我母亲更加强烈的独立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大姨正在安徽国立八中读高三，日本鬼子占领安庆后，她没有和全家一起当难民，而是跟随学校流亡到了湘西，这就是大姨的高瞻远瞩之处。高中毕业后，又孤身一人跑到了重庆考取了复旦大学。为了表示自己从此可以独立生存，她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断断续续用了6年时间才上完4年的大学课程。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伸手向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有和家人相聚过一次，一个柔弱女子就这样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外面独闯江湖。
其实大姨年青时也是个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
几十年后，当她知道母亲毅然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时，曾经感慨万端地说：“抗战期间，无数的进步青年向往光明，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本来我高中毕业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只是后来总想着读完大学再参加革命也不迟，便去了重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南京，接着结婚生子，然后又身不由己地到了国外。就这样和革命失之交臂了，如果我当时真得和同学一道去了延安，我的人生轨迹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方向了。”
人生真是变化莫测，刹那间的念头有时候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
大姨是抗战胜利那年结婚的，大姨父是她复旦大学的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当时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日本鬼子投降后，便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带着我大姨从重庆飞到南京。1947年受命赴罗马任国民政府驻梵帝冈经济参赞，不久，调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任职。
解放前夕，大姨父曾携妻带子飞到香港，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怎奈那时的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本有希望改善的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大姨父思忖再三，寻求着未来的出路。以他国民党高级外交官的身份，回到国内恐怕没有什么好下场，而他又实在不愿意跟随腐败透顶把江山丢尽的国民党亡命台湾。经过再三权衡，大姨夫一家再次返回美国，从此远离祖国，过起了海外游子的生活。
说起来母亲和我大姨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有过历经艰辛的求学过程，都想依靠自己的能力独立生活，都具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犟脾气。大姨后来对我母亲说：“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漂居美国的华人日子并不好受，原来的靠山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垮台了，被美国人鄙视；现在掌权的共产党政府因为朝鲜战争和信奉共产主义，又遭到美国人的仇视。”大姨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咬牙生活着，她一面含心茹苦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面重新开始读美国的大学，度过了那段最为艰难的日子。
30多年后，当大姨与我母亲在北京重逢时，彼此的心态是难以言表的。
同是一母所生，同是旧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一个年青时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公务员队伍，最终背叛了国民党政府；一个年青时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却一生不被重用，始终被挡在了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人生真是一个大舞台，喜剧唱罢悲剧登场，频频的换幕以至于戏中角色都有点啼笑皆非，无所适从了。
或许是人分别的时间太久，或许是长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之中，或许是彼此接受的价值观念相距甚远，以至于刚刚见面的时候，姐妹俩竟然象是一对陌生人，找不到一点共同语言，只能讲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那是一种令亲者痛心的尴尬。但骨肉亲情毕竟血浓于水，最终能够溶化政治坚冰。母亲、童年和故乡慢慢成为两个久别相逢姐妹的共同话题。一番彻夜长谈之后，大姨感慨万端地对我母亲敞开了心扉：
“我们的年青时代都有朝气、有理想、有信仰。我们都曾读过易卜生和巴金的作品，都曾受过娜拉和觉慧的感染和鼓舞，我们拼命与封建的家庭抗争，企图摆脱对家庭和他人的依附，去寻求一个经济上独立的自我。虽然我们不曾改变家族的衰败，可我们总算脱离了这个扼杀自由、令人窒息的地方，尽管我们采用的方式不同，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但那毕竟是我们一生曾经有过的追求。为了这个梦想，我们虽历经艰辛，但痴心不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通的，虽然我们现在已到垂暮之年，但回首往事，我们仍然无悔当初的选择。”
这段超越阶级的肺腑之言，使终于从内心接纳了这位一奶同胞。
母亲与我大姨之间那种理不清、剪不断的关系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告别故乡安庆，孤身一人来到都城南京，就住在我大姨家中。
那时候大姨已经成家，姨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他为人忠厚，做事谨慎，人缘极好。大姨虽然已经生了我的大表姐，但由于肤色好，善保养，会打扮，往那一站，依旧是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再加上她善于攻关的天赋，上司同事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故而一家三口人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很是惬意。
母亲的到来可以说是我大姨期盼已久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之所以产生出走的动机，和大姨在背后不断地鼓动支持密不可分。大姨年少时与我母亲一样看不惯家中名目繁多的规矩，忍受不了家中散发出来的封建腐朽气息，所以自从考上复旦大学后，就一心想着怎么帮助妹妹也早日脱离苦海。母亲在皖南山区读中学时，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