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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殡那天，整个南正街挤满了送葬的队伍。两个两丈高的鬼形引导开路，接着是32个人抬着的铭旌，然后是一长溜烧纸活，什么金山银山、金童玉女、汽车轮船无奇不有。七寸厚的黑漆楠木棺由48个壮汉吃力地抬着，紧跟着的是一群吹鼓手和念念有词的和尚，最后是乘坐孝眷的车队。我几个舅舅被人掺扶着，痛哭流涕，沿途数不清的路祭都要下跪叩谢，一路上几乎一步一磕头，膝盖和额头磨得血肉模糊。整个吊丧的队伍浩浩荡荡，首尾不见，鼓乐齐鸣，嚎声一片，纸钱飞舞，铭旌高耸，围观的人群比肩继踵，甚是壮观。
母亲那年只有5岁，是姊妹六个中最小的一位，她至今记得，当时姥爷的姨太太搂着她坐在一辆没带遮蓬的马车上，就听见路旁的老太婆抹着眼泪叹气道：“只是可怜了这个女娃，小小的年纪，便没了父亲。”
但是，母亲自己并没觉得可怜，也丝毫没有过分悲戚的感觉。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母亲平时很少见到父亲，即使是父亲在家时，也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从不和她玩耍。可以说，母亲和我姥爷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多少深厚的感情。我后来问母亲，姥爷出殡的那天究竟哭了没有？母亲很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发丧，女儿竟然没掉一滴眼泪，这种事情说出来令人不可思议，但这件事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就一点也不稀罕了。
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女人，我从小到大极少见过母亲流泪。我在南昌上小学时，有一次，因为爬铁丝网不小心掉下来摔断了胳膊，年青漂亮的女班主任老师急得直哭，而我母亲没哭，当然我也咬着牙、忍着痛没掉一滴眼泪。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干年后，我父亲去世时，母亲居然也没流泪，反而在医院十分冷静地哄劝着那些围着她哭成泪人的护士们不要过于悲伤，好象去世的是护士们的父亲而不是她的丈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出走
母亲产生离家出走的念头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
余家自清朝咸丰年间余性庭从桐城余家湾迁移到安庆城里的南正街就没有动过地方，经过上百年的滚动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是家业兴旺，财源滚滚，达到了创业以来的鼎盛时期，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宅院便是富甲一方的显著标志。我母亲那时虽然不到十岁的年纪，但至今仍然对那处阴森森的深宅大院记忆犹新。
母亲家的大院座落在南城门里的南正街西侧，自北向南沿街是一座二层灰色砖瓦结构的小楼和五间青砖黑瓦的平房。一层为排门装置，卸去门板，店堂就全部展开，二楼上住着工人和伙计。通过店堂的侧门，是两个并排的大客厅和一个小客厅，再向里走，由东向西接连并排着四个院子，中间各有5间高大的青砖瓦房，每院的两则是厢房、伙房和偏房，分别住着余家的各房门头。正房左右两边是通向后院的小门，将四个独立的院子串联在一起。最里面又是一座青砖楼房，住着丫环、佣人和奶妈，楼房两侧是熬制膏药的厂房，中间是一个很具江南风情的后花园。
母亲小时候曾经专门数过这所大宅院到底有多少房间，结果到最后也没有数清楚。特别是后院熬药的大车间，我大舅根本就不允许她靠近。这使她始终对这所大宅院怀有一种深深的神秘感和挥之不去的好奇心。
这座迷宫一样的深宅大院居住着余家四世同堂的上百口人，同吃着一个伙房做出来的饭菜，清规戒律也就特别的多。孩子说话不能大声，稍有违犯便会遭来一顿喝斥。再加上祖宗传下的行善助人的规矩，家里便聚集了不少拐弯抹角说不清楚的亲戚和食客。太太小姐公子哥们闲养在大院里饱食终日，养尊处优，无所事事，每日佣人丫环侍候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是陪我姥姥摸牌，说上一堆恭维的话，哄得老太太一乐赏上几个小钱，就是凑在一起东家长、李家短，添枝加叶，搬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
母亲对家庭的反感还表现在诸多家规带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吃饭的时候，妇女不能上席，商议家族大事，女人没有发言权，祖传药方传男不传女。后来虽然是我姥姥主事，但制度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她也就只能遵守，无权更改。母亲十岁那年，余家重修家谱，她挤到大人面前，大声抗议说：“这里面为什么没有我？”众人听了大笑道：“你个黄毛丫头，还想和余家列祖列宗一起排列，真是白日做梦呀。”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母亲。女人就不是人吗？女人为什么就不能进家谱？女人就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吗？在母亲看来，那所深不可测的大宅院就是一个培养不劳而获寄生虫的温床，就是一个压抑人性、虐待自由的牢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每天都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窒息。从那一刻起，母亲的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一定要远远离开这个散发着封建腐朽气息的家，依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绝不赖在祖宗留下的家业上坐吃山空！然而，看着日渐衰老的姥姥，母亲不得不把出走自立的冲动深深埋在心底。母亲知道，只要姥姥在世一天，这种想法就只能是一个埋在心底的梦想。
姥姥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贾母式”人物。
姥爷去世后，余家便进入了姥姥主政时代。这一时期，灾难深重的祖国经历着十年内战和日寇入侵的蹂躏而痛苦呻吟，民族资本主义遭受着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欺压而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姥姥临危受命，以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支撑起了余良卿膏药店上百年的基业。虽然余家此时开始由盛而衰，但这并不影响姥姥在家族以及商界的威望。所有的人都清楚，这并非姥姥的过错，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姥姥的苦苦支撑，才防止了余家的破产，延缓了余家的衰败。
其实早在姥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姥姥当家主事。姥爷去世后；虽然名义上是我二舅继承父业；坐上了掌门人的交椅；但实际上还是姥姥在“垂帘听政”。整个家族上百口人的大小事务统统由她拍板敲定，很有点红楼贾府的味道。在余家人的心目中，姥姥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老佛爷”。
二 出走
姥姥的身世十分可怜，她祖上出身名门，但到姥姥父辈已经衰败，因此姥姥自小不识字，十几岁时送到姥爷家当童养媳，吃尽人间冷暖。其实她是很渴望读书的，可姥爷家曾经定下过严格的家规，女子是不允许读书的。后来年纪大了，也就不再想读书的事情了。闲在家中无事，便和七大姑八大姨凑在一起，终日打牌，消磨时光。一来二去，居然把牌面上的汉字生吞活剥地记在了肚里。
有一年姥姥做寿，看见有的寿联上写着：名高北斗，寿比南山。便问我舅舅：“这字我怎么瞅着眼熟？”我舅舅笑道：“这不是你在麻将桌上常摸的东西南北风吗。”姥姥恍然大悟，自此能将麻将术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
姥姥虽然目不识丁，但她悲天悯人，心地善良，扶危济困，乐于助人，尤其对读书人有着特殊的好感。时间长了，城里人都了解她的脾气，便常有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跑来找她化缘。见了面，二话不说，跪倒在地，通通通就是三个响头。姥姥便会问：“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穷学生说：“是念不起学堂了。”姥姥不知此话真假，便会翻起手中的麻将牌考问：“识得这字吗？”来人若答对了东风西风两条三丙，姥姥便大为高兴，觉得此人是个人才，孺子可教也。特别是联想到自己一生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头，就更加同情来人的处境，于是便会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名片，打发他到学堂继续读书，至于学杂费用，自然到了年终由姥姥一并结帐。
姥姥一生中到底救助过多少穷苦学生，谁也说不清。解放后，政府要给余家划成份。有人提出要定资本家，马上站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一齐证明姥姥活着的时候的种种善举，自此躲过一劫。
姥姥对读书人感兴趣，还和姥爷的特殊经历有关。姥爷年轻时也曾是一介书生，偏偏喜爱上了政治，投笔从戎，一心想着救国救民，飘泊江湖，历经磨难，染上一身疾病，四十多岁就不治而亡，逼得姥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挑。多少年来，她含辛茹苦，周旋于官府商贾之间，支撑着偌大一个家族的生存，其中的苦衷自是一言难尽。所以，姥姥对党派之争恨之入骨、深恶痛绝，于是，便给子女们立下“无党无派，专心读书”的家规，并破了祖宗规矩，允许余家的小姐上学。母亲和大姨算是这一规矩的第一代受益者。十几年过去了，在姥姥的严加管束之下，我几个舅舅和大姨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黄埔军校等，事业上各有所成，却再无一人步我姥爷后尘涉足政坛。
姥姥的善良最典型的表现在对待我姥爷纳妾这件事上。
有一年我姥爷到武汉谈生意，一日无事和几位朋友来到江边酒店，正在把盏欢饮之间，突见有人跳江自尽，众人急忙抢救，捞上来一看原来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一打听，原来这姑娘姓秦，是个中学生，只因父亲做买卖赔了钱，欠下一屁股帐，无奈之下，将女儿卖给财主的傻儿为妻，女儿知书达理，誓死不从，一时想不开，便跳了滚滚长江。大家听罢秦姑娘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皆叹人心不古，世间不平，于是凑了几块大洋，让秦姑娘回家。不料秦姑娘翻身便拜，央求各位好心的叔叔大爷将她带走，说什么也不回家见那狠心的父亲。几个人面面相觑，有心将这如花似玉的黄花姑娘带走，又都怕家中河东狮吼。于是有朋友突然说道：“看来只有余老板有胆量带回了。”因为众人皆知我姥姥心善，或许不会计较。开始姥爷也是心虚，怎奈众人一捧，便有了英雄救美的虎胆，借着酒劲一拍胸脯，豪情万丈地答应下来。在回去的船上，和秦姑娘朝夕相处，一来二去便生出私情。回到安庆之后，又觉得理亏，不敢往家里领，便在城北僻静处租了一套房子，隔三差五跑去偷欢。时间久了，亲朋好友都知道他在外面养了小老婆，再后来连姥姥也有了耳闻，只是装聋作哑不点破，盼着他自个迷途知返罢了。
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了许久，有天晚上，姥爷在秦姑娘处过夜，三更时起来小解，不小心摔了一跤，竟断了小腿。抬回家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心里牵挂着秦姑娘，又不敢挑明，每日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姥姥见他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心中不忍，便道：“还是将那姑娘接回来住吧，既能照料你，也免得你惦念。”
姥爷没想到姥姥早知此事，而且是如此海纳百川的胸怀，顿觉羞愧难当。虽然羞羞答答地将秦姑娘接回家正式纳了妾，却从此对姥姥心生敬重，再不敢在外面寻花问柳，拈花惹草。
或许是一脉相传的血统原因，母亲从小就继承了姥姥悲天悯人，扶危济困的性格，和我那生性豪爽的父亲结婚之后，这种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一家来到山东，在如何对待农村亲戚问题上更是得到了发扬光大，以至于许多邻里在背后评价母亲是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
秦姑娘性格温柔，手脚勤快，进了余家门后，上上下下相处得很好，没有和谁红过脸，绊过嘴。她尤其喜欢我母亲，那时母亲只有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于是她经常带母亲到江边迎江寺游玩，什么荡秋千，踢毽子，唱歌，跳绳，拍皮球样样都会。姥姥让我母亲管她叫她小姨，其实她只比我大舅年长1岁，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在母亲模糊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心灵手巧、外柔内刚的女人。
姥爷去世的当天晚上，秦姑娘先是大哭一场，然后回到房里，便触电殉情，差点丢了性命。姥姥没想到看她平时少言寡语，竟还是个痴情的烈女，心中顿生惜意。
办完丧事后，姥姥就打算把我母亲过继给她，也好年老之后有人送终。但秦姑娘大难不死之后，突然顿悟，觉的自己只有22岁的大好年华，实在不愿在一个与她已经毫不相干的家庭里守寡一辈子。姥姥猜透了她的心思，便送了她不少银两，让家人将她送回了武汉老家。
秦姑娘走的前夜，搂着我母亲哭得泪人一般，次日在江边码头临别之时，对着我姥姥连磕三个响头说：“大恩不言谢，夫人的恩情小妹只有来世相报了。”说罢掩面登船而去。
这件事在安庆一时成为美谈。许多男人都自叹没有如此胸襟，连夸姥姥是菩萨心肠的巾帼豪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出走
1937年12月；日本鬼子占领南京；次年夏，日寇沿长江挥兵西进，直逼安庆。那一年母亲小学尚未毕业。为了不做亡国奴，姥姥不顾年老体衰，带着一家老小，扛上“余良卿膏药”的牌匾，舍家撇业，踏上了漫长的逃难旅途。一家人先是沿九江、汉口、湘潭一线逃到广西，待战事稍有好转，又辗转回到皖南山区。多少次山穷水尽，多少次柳暗花明，风餐露宿，历尽苦难，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候，姥姥也没有让我母亲中途辍学。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姥姥终于经受不住长期的颠簸和持家的艰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带着对余家渺茫前途的牵挂和无奈，撒手西去。
姥姥去世时，我几个舅舅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可母亲没哭。
像母亲这种刚强性格的女孩子，能在19岁做出离家出走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坚决反对母亲出走的是我大舅。
这不仅仅因为在母亲的家族中，除了姥姥之外，最疼爱母亲的就是我大舅，还因为父母双亡，长兄如父，我大舅对这个年龄相差16岁的小妹更多着一份监护人的责任。
当时大姨已经结婚，随我那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姨父住在南京，三舅、四舅在国民党军方任职，也在外地。安庆老家只有大舅和二舅。二舅是个老实本份人，年轻时就随姥爷姥姥熬制膏药，虽然姥姥去世后，当上了余家老字号的大掌柜，但真正当家作主的却是我那在中学执教的的大舅。
大舅吃了一辈子粉笔沫，但你绝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等闲视之，事实上，大舅是一位颇具魏晋名士风范的画坛奇人，其逸事趣闻至今在皖省流传甚广。
大舅生于1911年，号半聋，自幼喜爱丹青，少年时便做梦也想成为当今的嵇康、吴道子。只是因为身为长房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于是高中毕业后，被姥爷硬逼着考入同济大学学习商贸，三年级时，他最终挡不住艺术的诱惑，竟然擅自辍学，偷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先后师从徐悲鸿、刘海粟、刘抗、张弦等名家大师研习西洋绘画，并作为刘海粟先生的宠爱弟子多次跟随他赴杭州、苏州等地实地写生。由于大舅他悟性极高，又勤奋好学，三十多岁时，在皖浙一带已颇有名气，是我国早期从事西洋绘画、接受西方美术思潮的画家之一。
听母亲讲，上世纪四十年代，大舅与全家避难于皖南徽州新安江畔，虽然深居简出，但仍然知之者甚多。这期间，受好友汪勖予的鼓动，开始改西而师中，浸淫中国书画艺术。他擅花卉翎毛，又对传统的山水画技术掌握的非常娴熟。他的国画师出徐、刘，却又自成风格，纵横豪放，气韵超逸，脱尽尘俗，毫无拘泥琐屑之态，落笔便得形神之趣。尤其是笔下荷花，浓墨画叶，偃仰有致；淡墨画花，秀逸多姿；浓淡疏密，灵气盎然。纷乱中有层次，浓重处见鲜明，气势磅礴，韵味无穷，使人如身临池塘而有烟波浩淼、苍茫俱美之感。
大舅早年奇闻逸事颇多。他生性嗜酒如命，常用的印语是“盛唐山下一酒徒”、“一月廿九日醉”及“醉翁之意”等。家中常将酒具与画具并陈，每日坚守壶中日月，杯里乾坤，作画前，必狂饮烈酒，待酒酣耳兴之所至，便以酒调色，那画假以酒力，有如神助，兴来泼墨，兴尽作罢，一气呵成，淋漓尽致，围观者们无不为那亭亭玉立的荷花神韵和画中散发的浓郁酒香所陶醉。有收藏者三五年后拿出闻之，仍有淡淡酒香。这便是他的得意绝活——醉荷花。
大舅不但画画得好，为人之魏晋遗风更是令人瞠目。解放前，有人慕名出价三百大洋收藏他的作品，他坚决不售，可若是友人前来求之，他会慷慨无偿地随画随送，分文不取。如有附庸风雅者求之，则不允。后有人探听到他嗜酒的爱好，便别有用心地提着好酒前来拜访。开始，我大舅尚有警惕，时间一长，实在挡不住酒香的诱惑，便摆开酒桌，说是和客人点到为止，然3杯下肚后，便把握不住自己，一来二去，直喝得酩酊大醉，此时客人再求他作画，无有不依。等到次日酒醒之后，便拍着脑壳直呼上当，决心不再饮酒。然而发誓归发誓，下次见了好酒，依旧喝醉了便画。好在这类文人墨客不为赚钱，只好收藏。然有做官者求之，便百般推脱，实在躲不过，便装模作样摆开画具，大呼着拿酒来，吃醉了便吐，口中还会胡乱嚷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求画者啼笑皆非，只好空手而归。为此，大舅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不过他一介书生处士，别人也拿他无奈。
大舅一生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从不以“某某大师门人”自居，刘海粟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曾亲笔提字赠他以照片，他藏而不以示人。浙江美术学院曾邀聘他赴杭任教，连信都未复。他的一位相知琴友离内地远赴边疆，他盘坐江边岩石上，面对滚滚东逝水，弹奏一曲阳关三叠为之纪别，然后摔琴断弦，从此不再抚琴，犹伯子牙与钟子期再现，名士风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