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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上鲜明的美学特征，但纯粹从个人兴趣上来说，这里树木花草的名贵和亭台楼阁的恢宏固然有它足可夸耀的特色，但真正令我感到有意思并为之悠然神往的，却是设在此园东角那由一百余亩稻田菜园和养殖场所组成的庞大的农产品供应基地，以及长年供养在园中，各司其职的三十多名农夫和勤杂工。其中既包括像工程部主管龙武台，餐厅厨师长王小余，财务总管兼投资顾问汪芝圃，方甫参，女厨师兼园艺研究所主任阿招等中层干部，也有大量各司其职，默默无闻，为整座庄园的正常运转所配备的专职技术人员。我回忆自己当初读到这些珍贵的原始纪录时的感觉，也许，只有财大气粗和啼笑皆非这两个成语，还能稍微表达出一点我的真实感觉。“园之东西，各有田地山池”，“树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鱼，鸡凫之豢养，尤为得法。美酿之储藏，可称名贵。形形式式，比购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我们知道，中国的隐士文化一向讲究的就是对世俗的遗弃，渴了喝山泉，饿了吃松果，这也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老话的由来。无法想象严子陵的钓钩上按上香喷喷的鱼饵，一天钓它几十斤清蒸或红烧。同样，也无法想象林和靖馋时会把他的白鹤杀了下酒。但我们的随园先生不但会，而且还能拿出比金陵城里最大酒楼的掌勺师傅都过硬的厨艺，这就是他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在罗浮宋梅、大理茶花间种上包心菜和南京大罗卜，在珍禽异鸟的嘤嘤鸣声中杂以猪羊的哞哞乱叫，想来实在也是令人不禁莞尔的事情，
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还不止一人。一个公众概念中的隐士，一般说来总是和明月松风、鹤衣荷冠这些形象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扬言能听懂蟋蟀的秘密话语、或者说已经掌握了*的多种烹调方法，那估计还有人会相信。而这个人现在居然宣称他家里的荷包鹿尾和烤羊排的味道是全国最好的，这是怎样狂妄且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碰巧又偏偏真的是事实。一位与随园恩怨甚深的人物──福建总督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曾详细记录了他个人先后几次上随园作客时的所见所闻。一次是某年秋天，他在那里吃到了现摘下来、用北宋汴京李和的正宗手法炒的桂花栗子，滋味确实胜过夫子庙里那些老字号多多。还有一次陪自己身份显赫的母亲上山去看望袁新娶的一位小妾，这自然是令主人感觉很有面子的事情，作为表达感激和答谢之情的是一桌丰盛整洁、色香俱臻上佳的家宴，手艺出众那是不消说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前后也只张罗了一两个钟点。可见《随园轶事》里所说“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办”这些话，倒也不是胡乱吹的。还有一个叫陶西圃的杭州老乡在那里不仅吃到新鲜的爆羊肚，还有正宗奎元馆制法的虾仁爆鳝，也都是现杀现炒，当场置办。诚然，这种物资供应上的丰富与完善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与我们印象中饮风餐露的隐士显然大异其趣，另外，从文化的意义上来探讨，它的内涵恐怕也已远远超出传统园林的范畴，显得更像是一座地主阶级的庄园或钟鸣鼎食人家的豪华城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随园食事及其他（7）
这里要说到那个在十年的时间内一靠喝稀粥发恨写小说的曹雪芹了，本来，《红楼梦》餐桌上富贵奢靡的气象，与天天要找米下锅的作者本人生活经验之间的扦格，一直是令研究者头痛的话题。虽说天赋高的艺术家可以通过想象进入未知世界，但每天面对一盘苜蓿的三家村学究尽管有可能知道豆芽火丝这道佳肴的名头，但你要让他说说这豆芽怎么截，中间如何须用特制的锥子小心镂空，然后怎样将火腿丝切成细条镶嵌在里面，恐怕就道不出个所以然来了。因此，后来终于有人披露，这部书里大观园的规模及包括饮食在内的部分生活细节，原来是以随园为原型和想象基础创造的。尽管此说出自袁的好友明义自己之口，甚至明义还告诉人家这话是袁自己亲口对他说的，但自视甚高的红学界两百年来对此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考虑到位于清凉山五台山脉的随园最初就是曹的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时置下的产业，后因贪污遭查抄后家道中落，才不得已转售继任隋某，最后辗转落入袁枚之手。加上曹中年有一段时间因生计维艰，在两江总督尹继善署中担任过幕僚，而袁与尹的亲密关系又为当时朝野所共知，三天两头要去问候请安，说两人见过面有过交情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更有意思的是，艳名广播的随园十二侍妃与书中金陵十二钗的描写，不仅说的都是南京莺莺燕燕的事，而且数目上也正好相等。具体落实到饮食业上，也尽有相当程度的可比之处。如宝玉在病床上喝的莲羹汤所用的模具，在《随园食事》里就有着类似的描写，而第七十五回里贾母吃的那盘风腌果子狸，其制法简直就像出自随园名厨杨二之手。在当天的菜单上我还发现有一碗豆腐，与袁枚平日家居所嗜食的作法与用料上也大致相等。
两千年前当西汉的广陵王刘濞发明出豆腐一味，根本不会想到对后世中国饮食文化的那种革命性影响。不仅老百姓喜欢，王公巨族爱吃，连下江南的皇帝也为在杭州民家偶尔尝到的一盘“金镶白玉板，红嘴绿鹦哥”留恋忘返，和尚道士们更把它当作餐桌上的主肴。《随园食单？杂素菜单》一上来就是十三种豆腐的烹制秘法，就是很有权威性的说明。但豆腐为袁枚所喜爱当然与他自中年起就不定期地患牙周炎有很大关系。对此他的个人解释是写作辛苦以至虚火上升，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与性生活过于频繁有关。与他选择性对象的首要标准肤色白净基本相一致，在烹调豆腐时，也尽可能以保持本色为第一要义。从烹饪的角度而言，食单上所载庆元豆腐制法应该是其中最简单的了，“将豆豉一茶杯，水泡烂，入豆腐同炒起锅”就行了，而最神秘的恐怕要数扬州盐商的海鲜豆腐。试想现在是公元十八世纪中叶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淮扬巨贾程立万座落邗江南岸的豪宅内灯烛辉煌，笙歌四起，一次别开生面的宴饮刚刚进入到高潮。邀请的客人多为名重天下的文坛诸公如金农、厉鹗、蒋士诠、杭世骏等，其中自然少不了小仓山房主人袁枚。席间一盘貌似平常的油煎豆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后来在文章里不无深情地回忆，这盘豆腐“精绝无双，其腐两面黄干，无丝毫卤汁，微有蛼螯鲜味，然盘中并无蛼螯及其他杂物也”。他打算次日向主人细细讨教一番，但当夜传来三妹素文病亡的消息使他不得不匆匆赶回南京，以至于“不及向程求方，程逾年亡，至今悔之”。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嵇中散临刑前所感叹的“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悲凉味道。但袁枚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嵇康那样的纯粹艺术家，他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对政治的驾轻就熟，他以文人之身而与官场一直维持的良好关系，理财的本领，物质生活的欲望，以及对个人知名度的重视与自觉维护等等，既传统又先锋，既搞笑又另类。在实现个人生活理想的同时，也为几千年灰暗、单调的传统文化长廊提供了新的色彩和新的肖像，并且在中国作家中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虽说近百年来欲步其后尘者多如过江之鲫，比如郭沫若，比如余秋雨，但想玩得像他那样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恐怕还有不少距离吧！ 。。
随园食事及其他（8）
豆芽也是袁枚食物中较为偏爱的品种，当然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外形楚楚可怜，色泽白嫩，他一般用它来与切得极细的燕窝丝同炒，“以柔配柔，以白配白故也”，而且袁家餐桌上的菜时不时会吃出点政治的味道，那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以极贱而配极贵，人多嗤之，不知惟巢由正可配尧舜耳”。另外一只爱吃的家常菜鱼翅炒罗卜丝制作工艺同样相当繁复，罗卜丝须在鸡汤里出水两次，以去其味，而鱼翅纯取上半根，下面一截弃之不用，烹饪上以“令食者不能辨其为罗卜丝、为鱼翅”为最高境界。这两道菜在色泽与形象方面虽说颇多类同，但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艺术上的故伎重演，而应该从袁氏一生美学思想的核心──重性情，去雕饰──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艺术原则的指导下，他肉喜白煮，鱼爱清蒸，甲鱼用汤煨，鲜虾以酒炝。即使鹿筋、鹿尾这样膻腥之物，他也令厨工想方设法或用鸡汤煨，或用菜叶包而蒸之。“不杂他物，便成白色，用盘盛之……加花椒细末”。
顺便了解一下他对点心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中年以后的袁枚爱吃面食，这大概也出于他对白色食物难以释怀的美学趣味。但南京面制品一向粗砺，自然难入以美食家自命的袁某的法眼，这样就给那些想居高临下地示惠或千方百计巴结他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他笔下的那些什么刘方伯月饼、卢运司糕、陶方伯十景点心、扬州洪府粽子云云，在作为食单来看的同时也是不妨作为政治秘图来研究的。其中好像杨中丞的西洋饼最为袁所喜食，按书中所列制法与作料来看，恐是今天食品超市里卖的蝴蝶酥一类。在他南京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萧美人的故事。萧系扬州仪征一容貌出众的半老徐娘，在该地南门外驿道边开一点心铺，“善制点心，凡馒头、糕、饺之类，小巧可爱，洁白如雪。”由于吃上了瘾，袁一次遣人过江竟一下子定购了三千件，后来还不免多多少少吃出了些桃色新闻。同样，五十岁前后有一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往苏州跑，原因也正因为一个老朋友唐静涵的老婆王氏做得一手好菜。“每闻先生至，必手自烹饪，后王氏亡，先生挽以联云：‘落叶添薪，心伤元相贫时妇；为谁截发，肠断陶家座上宾’，盖记实也”。啊，佳人已逝，美食不在，这样的残酷现实尽管令人心伤，好在《随园食单》里还保留着王氏最为拿手的绝活炒鲟鱼片的具体作法，使这一阕厨房里的国风雅歌尚有依稀余音可闻。
从饮食一道探讨一个人的文学思想，这样的角度虽然不无标新立异之嫌，但终归还是值得一试，至少随园主人当年自己也曾是这么干的。在食单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止一次拿文学创作上的道理来与烹饪的技艺比较，兴致勃勃讨论两者艺术上那些可以共参的部分。同时，只要我们阅读上稍微细心一些，也可发现在《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尺牍》等著作中，也同样夹杂着大段大段有关食物的描写。正如较他早些的作家李渔喜欢借用戏剧来阐述人生见解一样，饮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成为袁枚表述自己艺术思想得心应手的工具。比如他不喜欢黄庭坚的诗，就说这个人写的东西像水果中的百合，蔬菜里的刀豆，吃上去没什么味道。比如他说大家都承认唐诗好，但现在的唐诗选里找不到当年那些正儿八经的试帖诗，什么道理，就因为这玩意落套，是人人都会写的大路货。他进一步强调：诗歌是这样，饮食上的道理也同样如此。一次他应某位大款之邀欣然赴宴，发现主人虽张罗出四十余种山珍海鲜款待客人，烹调手段却令人不敢恭维，差不多也就没动筷子。以至于“归家以后，仍煮粥吃”。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跟写作者贪求作品数量不注意质量犯的是同一性质的毛病。而在强调食物的精致与厨师技术水平之间的辩证关系时他又指出：“审问慎思明辨，为学之方也；随时拨点，教学相长，作师之道也，于是味何独不然”？
随园食事及其他（9）
与食事紧连着的一件事是性事，这可是中国的道德老师孔子和孟子当初所排列的生活秩序。身为儒林表率的随园先生自然不敢有违先贤的雅训，并有志于将这一光荣传统发扬光大、推陈出新。自少年读书期间与同学张顾鉴──诗人张船山的父亲──发生同志关系，到青年时期娶的二三十个大小老婆，到中年盛名时收进的一大帮女弟子，到六十七岁那年出游天台还和一个叫金凤的小男孩产生恋情，玩了出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游戏。这还没有加上那些到处留情或在娱乐场所找的职业性对象。他一生艳遇的数目如果真要仔细统计一的话，虽比不上唐明皇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比起前朝高手如仇十洲唐伯虎那些家伙来，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同时，从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来看，比较一下彼此在境界、品位、质量上差别、以及对女性的尊重和呵护，更是不知要高出前者多少。
我对袁在性问题上的好感首先在于他的坦诚。说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像他那样轻松、自然地谈论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话题，至少在他同时代的文人圈子里没有。他对性的开放态度在后代研究他的人眼里一般被认为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轻贱与狎弄，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尤其是对那些通读过他全集，并对他的爱情态度有一个粗略轮廓的读者。即使我们略去他主张女性知书达礼、接受教育，主张男女自由接触，反对缠足，反对以是否处女判断一个女性贞洁与否，赞同妇女改嫁这些封建社会中难得的文明思想不说，在他一生足以让人眼红的爱情生活中，我们很难找到利用权势或金钱达到强行占有对方身体的范例。包括上述那个上元县理发师的故事，实际上也不过通过关系制造见面相识的目的，不存在人到了后就会摆出霸王硬上弓的架式的可能。看来袁在爱情舞台上的形象，确实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要干净得多。同时，用张生崔莺莺，或者他的同时代文人──《浮生六记》里的寒士沈复与芸娘的夫唱妇随来要求他也显然过于苛刻。作为财富和地位的一种衍生物，性的要求一向与个人经济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说那姓沈的后来在广东才有了几个钱，不是就守不住他原来的生活格局、天天泡在珠江的花船上鬼混了吗？
其次是他的随缘和人情味，以及务实的作风。在他偎红依翠的一生里，几乎所有跟他有过一段缘分的异性或同性，都对他的体贴、呵护、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有着一致的好评。她们中有的是富门闺秀，有的是小户人家的女儿，有的是娱乐界的新秀或天王巨星，有的甚至是朋友家的侍妾、作为两人过命交情的某种信物和见证慨然相赠的。文化上、爱情态度上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一旦落入了这个人手里，就这么死心塌地跟定了他。天生有女人缘肯定是一个方面，另外他的长相对他一生在脂粉堆里混也带来不少帮助。要知道中国古代的*才子虽然在书里都被说成貎如宋玉潘安，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什么的，实际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拥有一张可以跟赵本山、严顺开媲美的脸。个头也根本谈不上俊朗挺拔、如玉树临风，而是一个个都像排队等着要和武大郎攀亲家。只要是看过《清代学者相传》的读者，相信都不会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袁的中等身材以及不俗的容貌在这方面所占的便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何况还有他天生的那张利嘴，在家里天天涂蜜糖，把女人哄得团团转，到了外面涂的又全是辣椒粉，不仅令不喜欢他的人忌讳，对他的对头来说更是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尤其是他天生什么事情都能自创新调、强辞夺理，于无佛处说佛的那种本领。有人曾向他请教人可不可以好色，暗隐讥诮之意，他的回答是：“惜玉怜香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既承认自己好色，但又声称从不去娱乐场所混，以显示自身正派，他当下很严肃地对那人说：你既言好色，又不找*，那你搞的一定都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了。把那人说得灰溜溜一句话答不上来。（“妓以色娱人者也，子好色而不好妓，岂人家闺阁子，将恣其所好耶？”蒋敦复《随园轶事》）
随园食事及其他（10）
从更深的背景上来看，乾隆嘉庆两朝国家的强盛和富裕，也为它的人民纵情声色、享受物质水平提高以后带来的文化生活上的崭新气象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这一点与现在的社会状态比较相象。看看秦淮河边那些装修得花团锦簇、通宵达旦营业的歌馆妓楼、以及大把往里面掷银子的巨贾富商，名人雅客，就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印象。这还没算上扬州那些钱多得没处去，只好烧着玩或扔在长江里打水漂的暴富的盐商。当然贫苦的人也不是没有，就拿与袁同为那个时代的著名文人的黄景仁、洪亮吉这些人来说，一生大多时候都还在为吃饭问题绞尽脑汁。这里既有彼此人生与艺术原则认识上的差异，也有对自己生活道路怎样安排和设计的问题。总的来说文人的日子显然要比以前好过得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以至像袁枚那样的人能够在情爱生活中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基本上做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并不是十分让人意外。因为他的富有，也因为他在当时的国家拥有的如同现在的歌坛天王、影界巨星那样的知名度。生活把他推到一个中心，时代的强光打在他略有几颗白色麻子的儒雅、机敏的脸上。就算他本人安分守居、不主动出击，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在那个在皇帝的带动下，全国人民都以能写几句诗为荣的时代，那些伤春的少女、那些达官内眷、大家闺秀，那些风月场上的女魁首和演艺界的男同志，如何为他的惊世才华和明星光环所吸引。我们还可以想象，即使那时缺乏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没有伊妹儿和邮政快件，没有快递包裹，但那些锦书、泪帕、香囊，以及那些以诗文的形式出现的发自内心的崇拜，如何固执地全国各地寄出，如同春潮涌动，差点要淹没了整座小仓山房。
袁枚不是清代历史上第一位将生活质量看得比功名更加重要的作家，但他确实是这方面做得最好、最为成功的作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敏感问题是他的生活来源。（哦！我们终于要谈到钱了）很多人──包括他的敌人甚至朋友── 对这一点一向以来也深怀兴趣，并习惯以今天纪检官员的敏锐眼光对他的收入问题抱有持久的怀疑和警惕。也许在他们看来，袁偶尔于两江总督府中尝尝菜包鹿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