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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与他的生命蹭出“霍霍”的燎原之火。
多尔衮从一个纨绔少年，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被晋升为统兵元帅、晋封为硕睿亲王。多尔衮征蒙古，攻朝鲜，围北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23岁时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为皇太极实现改汗称帝、一统中原，寻找到了一把冲锋向前的号角。
三
凭多尔衮个人的文韬武略，他在努尔哈赤所有儿子当中，应当是最为出类拔萃的，他的才干甚至超过了皇太极。让这样一个人当一辈子的王爷，显然是委屈了点儿，后金大汗的宝座才是与多尔衮最相衬的东西。幸好老天有眼，终于让多尔衮等来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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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2）
1643年9月21日，就在多尔衮已经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的时候，皇太极白天还在大殿接见群臣、谈笑风生，晚上就在寝宫里双腿一蹬，痛痛快快地翘了辫子。
皇太极死了，一块活生生的肉被从龙椅上抠了下来，留下一口煞眼的疤。
按中国历代帝王产生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父死子继，另一种是兄终弟及，多尔衮与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在众多帝位继承人中最有分量。
照常理推测，不论是从年龄、阅历、战功，还是军事实力，继承皇位的不是多尔衮便是豪格。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两人实在过于势均力敌，才使得二人最终都与皇位无缘。
于是，有人把多尔衮两次竞争帝位的失败，看成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
其实在明白人看来，多尔衮在争夺帝位的问题上能够顾全大局、知难而退，采取隐忍、妥协的方略，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多尔衮没有眼疾，至少他肯定没长着一双绿豆大的小对眼，只会死死盯住后金的帝位宝座，他解开胸襟，放眼看到的是整个大中国。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去世的时间，都处在后金与大明争夺天下的关节点上，多尔衮在争夺汗位中的敌人，在对抗大明皇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方面，又恰恰是他的战友加兄弟。为了完成鼎定中原的大业，多尔衮甘愿牺牲个人当汗称帝的理想，与他的兄弟子侄们一起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大明国这个敌人。正是因为有了多尔衮这样有本事将天下收入眼底的人，后金政权在帝位的转换过程中才避免了内讧。
多尔衮在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继承皇位以后，很快抓住了大明与大顺政权鹬蚌相争的大好时机，成功降服吴三桂，在取得山海关大捷之后，一举攻占北京城。
1644年，旧历十月初一，在这个汉人忙着为死去的祖辈过鬼节的日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在皇极门正式昭告天下，定鼎北京。
多尔衮辅佐顺治帝，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以“和”字为治国总纲，颁布法令、设立官职、整治吏治、恢复科举考试、创建绿营、准许满汉联姻，废除三饷，奖励垦荒，废除匠籍制度、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提高商人地位，等等。在这十多项正确的措施中，多尔衮做得最为漂亮的还是为崇祯皇帝发丧。多尔衮大肆宣传：“国家之定都，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也。”今天，我们大清国为汉人报了仇，按大明皇朝的典制给崇祯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我们可谓做到了尽善尽美。”
不过，就在多尔衮沿着正确的路子顺利迈进的时候，他又出人意料地接连下了几着臭棋。
首先，他颁布“圈地令”、“剃发令”，紧接着又实行“投充法”、“逃人法”、“禁关法”，以及后来的“屠城令”。
多尔衮实行的六大弊政中，最为错误的是叫汉人剃发。
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你大清政权掠地敛财、强权暴政都可以勉强对付，唯有让他们改变生活习俗和文化观念不能忍受。当面对多尔衮制定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法令时，中国许多孱弱的读书人选择了留发不留头。
1645年，同时发生的阎应元领导的“江阴八十一日”和黄淳耀组织对抗清朝的“嘉定三屠”，总算让多尔衮领教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厉害。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了，不就是换身衣服剃个头，何必这样较真儿？
多尔衮似乎觉着受了很大委屈，在写给一位明将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李闯攻破京师，平西王吴三桂来我朝乞师。大军入京之日，为你朝帝，后追赠谥号，择吉安葬，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礼仪进行，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可你们为何非得端出几副莫名其妙的臭骨架同我过不去？
多尔衮如果能够换个角度想一想，他或许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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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一切都如过眼云烟（3）
历史上朝代更迭，就如同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般自然，对普通百姓来讲，江山易姓与他们居家过日子，有时关系并不太大，只要“天下太平”，百姓便“阿弥陀佛”了。可如今大清亡明，却偏偏要把庶民百姓的风俗习惯和衣冠装束都强行改变了，满人亡的不再仅仅是大明王朝，而是整个天下，是可忍，孰不可忍！
多尔衮这等聪明人，也不是不明白剃发令带来的后果之严重性，但他为何不知错就改，偏要一意孤行呢？
在大清之前，满人的祖辈女真人，曾在北京建立过一个大金王朝，今天的北京就是那时的金中都。可当多尔衮入关后，这些满人都跑哪儿去了？除了留在北京远郊房山绵延百里的祖陵之外，凡是活在世上，能跑能跳的满人都被汉人融化掉了，满大街花花绿绿的老百姓，竟然看不到一个留辫子、穿旗装的满人。
汉文化有着极强的消化功能，貌似东北虎的外来文化，一旦落入中原文明之口，绝对逃脱不了被溶蚀得连口骨头渣子都吐不出来的下场。满人骑马挽弓的技术活儿还做得不错，但在更为强势的汉文化面前，多尔衮之辈便不再自信。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歪招儿，不但要求满人入关后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不变，而且也要汉人统统依葫芦画瓢。
四
正当多尔衮想在传统文化战线上再立奇功，一意孤行地贯彻他的这些不得人心的法令之时，1650年12月31日（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意外的死于塞外喀喇城，年仅38岁。
据多尔衮同胞弟弟多铎的后代金大山先生讲：“多尔衮在一次猎场狩猎时，坐骑受到野猪惊吓，他被马掀翻在地，多尔衮的头被野猪蹄子踩踏，当即脑浆迸裂，一命呜呼。”至于是不是事实，没人考证，只是听老一辈这么讲给他听。
说来有点儿戏，堂堂摄政王没有死于战鼓震天硝烟弥漫的战场，竟然被一只不知道什么来路的野猪给踩爆了脑袋。多尔衮的一生，死在他手下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然而他非要和一头不碍自己千秋大业的动物过不去，最终命丧黄泉。
多尔衮死后，顺治帝为他选了东直门外的一块墓地。因多尔衮在诸王中排行老九，因此他的坟又称九王坟。多尔衮还被顺治帝追封为“懋德修远光业定功安民立政义皇帝”，庙号成宗。
只可惜，多尔衮这个皇帝名位仅仅得了不到两个月，顺治帝便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随着皇帝的一旨谕令，多尔衮的摄政王府昔日的奢华与富贵，瞬间变作一阵过眼云烟。到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下令将旧摄政王府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供奉玛哈噶喇护法神。乾隆四十一年，乾隆赐名“普渡寺”，寺内藏有多尔衮用过的甲胄兵器，据说，他用过的刀剑弓矢比常人用的长出三分之一。可见，多尔衮是何等强悍威猛。
1773年，乾隆帝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将多尔衮生前过继的子嗣复爵，并另在石大人胡同立睿亲王新府。
如今，多尔衮生前曾居住的摄政王府— 普渡寺，已被修缮一新，曾经占用此地的学校和单位已迁走，但这里至今仍未对游人开放。
石大人胡同（今红星胡同）的睿亲王新府，已改成今天的北京二十四中学和###街中学。过去的九王坟，早在民国时，就被多尔衮的旁系后代，将大部分地面建筑拆卖一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盖起了一片居民小区，九王坟这个沿用了三百年的名字，也从这时起叫新中街了。
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1）
北京冬日的太阳看起来温暖，光线缩头畏脑地急急往前走，但这稍带热乎气的光线还没来得及挨着人脸，就在半路上被寒风劫走了。西单北大街57号的工地上阴阴沉沉，挖掘机、打桩机之类的各种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呈一字形摆开，这些钢胳膊铁腿既不怕冷，也不怕冻，甩开膀子热气冲天地干起来。不多会儿，整座房子连宅基都消失干净。从此，李鸿章也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在北京没能留下一处居住过的院落。
一
西单南大街57号李宅，相传是李鸿章购置的家产，由其大哥李翰章居住，这里也成了李鸿章常来的地方。
1843年，李鸿章在庐洲学府被选为优贡，在京城做官的父亲李文安写信，催儿子入京参加来年顺天乡试。李鸿章在这一年秋天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先住在安徽会馆，后搬到狮子胡同父亲的朋友马文虎家寄住，并以年家子身份拜谒曾国藩。
李鸿章第一次的北京之行，不但如愿考中了举人，而且攀上了曾国藩这位道德学问名闻京都，日后又手握兵权、威震江南半壁江山的文武圣人。
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奋攻读经史子集，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习制举文，学问大进，1847年考中进士，深得曾国藩器重。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少年得志，但又没有世家子弟身上常有的骄横和玩世不恭，每天在纸墨笔砚上下功夫。1850年李鸿章以优异成绩改授翰林院编修，与父亲同朝为官多达五年之久。
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在京城的官场上如鱼得水。正当他考举人、中进士、做翰林一连经过三级跳跃，登上少年科第顶峰，在文官仕途上“一路扶摇”的时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紧贴着他的裤缝炸开了。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竖旗造反，星星之火，尽显燎原之势。两年多时间，太平军席卷长江流域，后在南京定鼎建国。李鸿章的神经，像插在政治这汪浑不见底的水银柱，任意一点隐蔽的温度变化都会使他身体的节奏骚动。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将李鸿章的血液挑拨和煽动得冒起泡来。
1853年在吕贤基的奏请下，李鸿章奔赴安徽，就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的军旅生涯。
二
李鸿章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多事之秋。1823年他出生时，正是道光继位后的第三个年头。中秀才那年，中国的国门被来自大不列颠的鸦片贩子们用舰炮轰开。自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出任地方都抚后，李鸿章就如同上满弦的陀螺，一会儿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一会儿又当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他像吸食大麻过量的烟鬼，没日没夜地指挥着他的洋枪队，与起义军厮杀。德国首相俾斯麦同李鸿章会面时，不客气地告诉他，你李鸿章只会打内战，而同外国人打仗却不行。李鸿章不服气，把责任一把推给清廷：“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沈葆祯等清军将帅，在平定了农民起义军后，很快又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在办洋务方面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及同僚们叫得更响，走得也最远。李鸿章兴学、开矿、办厂、修铁路，以至后来由他一手经办筹建的北洋水师，涉及领域之广，历时时间之长，都是他同时代人无可比拟的。
当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舰队，行进在出访日本岛的漫漫海途时，这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中堂大人，其声誉达到了人生的顶点，但随着甲午海战走向海葬，李鸿章从他人生的权利威望的顶峰上骨碌骨碌地滚落下来。
原来他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以及用其老师曾国藩的忠、信、笃、敬四字为纲，与洋人委屈周旋的羁縻之策，并不能使大清帝国摆脱外患。
1894年，阴历甲午年，不管对大清国，还是对李鸿章来讲，都是一个灾难性的年头。因为这一年中国不仅赔偿给了日本两亿两白银，而且还把台湾从中国版图上割让出去了。尽管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时挨了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一枪，左颊中弹，险些丢掉了性命；尽管马关条约真正的签约责任人是太后和皇上，但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参与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他永远被钉在了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时隔一百多年，人们提起李鸿章，很少有人记起他所创办的中国近代的军工和民族工业，却没人不知道他所签订的一个个卖国条约。从日本签约归来，李鸿章被朝廷免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官职，扒去了黄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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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2）
倘若换上常人，遇到这样的政治变故，恐怕再不会恋战官场，更无望东山再起了。可李鸿章总能为常人所不能为，这个年过71岁的老头，自撰一副对联以###迹“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姿态比被开水烫过的死猪更坚挺。凭着他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挺经，以及他在几十年官场上练就的受气本领，李鸿章在朝廷冷眼，举国言杀的境遇中，饭大口地吃，觉呼呼地睡，官嘛！不论是实权还是虚衔，还是一丝不苟的做。
三
北京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都遗存很少了，更甭说普普通通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现代化大张着嘴把那些老建筑一并塞入牙缝中，既不嚼烂也不松口，只用和着黏稠口水的舌头舔尝几遍，等哪天觉得不舒服了，用长满尖刺的舌头一撩一勾，接着吐出来。这些已经站不成形的老建筑，不用等着被强行撂倒，高楼大厦的一两个白眼就能把它们的房顶压塌。
清廷为彰显李鸿章政绩，在西总布胡同（原总捕胡同），修的祠堂在多年前已被拆除。而李鸿章晚年所居住过的冰盏胡同贤良寺，早已变成了今天被千人踩万人踏的新东安市场。
贤良寺是清朝雍正皇帝，为了纪念他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由原怡亲王府而改建的。乾隆二十年，贤良寺迁至冰盏胡同。此后这里成了清廷地方大员入京时的接待场所。曾国藩、左宗堂等几位晚清重臣都曾在此居住过。
贤良寺建筑宏伟，亭台楼榭、闲院飞花，很适合老年人静养。李鸿章每天六七点钟起床，吃完早餐后，开始批阅公文，闲暇时读书练字。中午饭，李鸿章很是讲究，他在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汤，过一会儿再喝一盅以人参、黄芩等中药配置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回廊下散步。他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往返数十次。他身后除跟着一个侍从陪他走路照护以外，旁边还立着一个仆人为他走路计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李鸿章回到室内，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片刻，再饮一盅铁酒，尔后上床午睡一至两小时。当仆人再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府的职员便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有时也围在一起听他说古道今。李鸿章讲究早要吃饱晚要吃少的养生之道，因而晚餐吃的很少。饭后读读书，翻翻书信就提早上床入睡，他晚年之后坚持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
李鸿章的养生之道，是颇有点名气的。在日本、美国他所吃的大清国的民间传统小吃，像豆腐乳这样的食物，甚至成了这些国家研究李鸿章之所以保持长寿的灵丹。他们把李鸿章出访时带去的这些东西，偷偷弄去化验，想弄明白这霉变了的豆腐里边含了什么秘制成分，让这位中堂大人既长寿又一日三餐不厌。当李鸿章在美国纽约受到克利夫兰总统隆重接见后，一时间纽约冒出了无数的“李鸿章杂碎”、“李鸿章豆腐”等中式餐馆。
李鸿章成了大清国在海外的一道招牌菜肴。
李鸿章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他生命最后的十五年间，竟马不停蹄的一站又一站与洋人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条约》、《辛丑条约》等四个让中国人永远伤痛屈辱的条约。
中国人惊叹李鸿章的其身心耐力，外国人更弄不明白这个东方帝国的钦差大臣，是什么东西让他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要是常人，不累死也得趴下，可李鸿章硬是活了七十八年。当他在北京贤良寺的病榻上，即将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身旁还站着等待他签字的俄国驻北京的代表波兹德涅耶夫。
有人说李鸿章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
有人说李鸿章当官不要脸。李鸿章更明白要脸就别做官。
李鸿章为官一生，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做了许多，但使他成为世界名人的主要是洋务和外交。这株代表着大清国衰弱、没落的衰花败草，只能一声不吭地代清廷一次次受过。难怪有人说李鸿章是“老佛爷”和皇上的避雷针，因割地赔款，签订卖国条约所碰撞摩擦出的巨大电流，全从他身上释放出去。尽管他内心受到了灼伤，但他所维护的庙堂却从险象环生中，一次次躲过了彻底坍塌的大难。为了朝廷、为了太后、为了皇上，李鸿章心甘情愿的去当出气筒和替罪羊。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平心而论，当他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时，恐怕最不情愿和最受伤害的也是他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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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3）
然而问题是李鸿章官瘾太大，脸皮也实在太厚了，签一个《中日马关条约》他还嫌丢脸没过瘾，又死赖在官场上签了《辛丑条约》。他全没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一个人当官当到这个份上，总是让人不可原谅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死后也得不到安宁。李鸿章在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夏小影的墓穴，在1958年被掘棺扬尸，连他出生时的故居，在“文革”时也被这些家乡的后生们给了一次彻底的革命。如果中堂大人在天有灵，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