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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被时人称作“老虎”，被毛泽东、周恩来誉为“和平老人”的“孤桐”章士钊。
一
章士钊（1881—1973年），字行严，笔名孤桐。1881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个清寒的耕读人家。20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去武昌求学。
他扛着一颗脑袋，像一名春秋战国时期的策士，往来游说于高端之中，上海、南京、重庆、北京、香港……四处漂泊。北京史家胡同24号、魏家胡同13号、东四八条54号是他歇脚的客栈，也随他一道见识了京城赏赐给他的屈辱与荣耀；享受了车水马龙的繁华与门庭冷落的炎凉。
章士钊的故居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史家胡同24号（现51号），胡同东起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一座座树木葱郁的深宅大院，星星点点散落其中，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故居也在胡同深处。史家胡同恰好印证了北京过去的一个民谣：“东富西贵，北穷南贱。”
现在，从东四南大街胡同西口，一直到故居前面，整个南半边胡同已被推平，遍地开裂着疼痛的伤口。人们应该已经老了，变成了常说到的“老小孩”，撒泼，又无知：撒泼时把胡同一脚踹倒，无知时再拿起几块儿童积木，原地垒起几座笨拙的庞然大物。
阳光像一大群秃鹫飞落下来，啄食着这有血有肉的历史情节。
故居的两块大门咬得很紧，严严实实地独守着章士钊的一分清醒。我觉得独守是可以观察的，“吱嘎—吱嘎”，大门开了，走出来不是我精神上想见的人，但依然惊得心跳不止。
“我想照点图片。”
“好呀，好呀！照吧！”上了年纪的女士边出门边说。
“谢谢！”
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青砖灰瓦，红柱、红门。正好是盛夏季节，紫藤、葡萄、海棠等花木凑成堆儿，热闹得眉开眼笑。花的香气被风搅匀了，稀释成水似的，细细碎碎地流进了院子。
1959年，周恩来前往东四八条看望章士钊，周恩来这时才知道他一直住在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钤老先生家里。总理很吃惊，章士钊却很坦然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没有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
周恩来回去后，把此事马上报告了毛泽东，同时亲自为章士钊安排了史家胡同24号这个宅院，从1960年开始，章士钊终于有了自己的宅院，对“家”有了像模像样的概念。
1966年，“文革”开始，因为那一段教育总长的经历，北大的红卫兵抄了章士钊的家，85岁高龄的老人，被学生们围在院子里批斗。全家人吓得躲在一边哆嗦，章士钊却没有一点惊慌，完全问心无愧的样子。学生走后，他躺了一会儿，起身便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行严先生：信已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从此章士钊与一批民主人士得到了保护。
现在，章士钊的爱女章含之仍住在这儿。这位曾给毛泽东教过英语的老师，也是中国出色的外交家，她的爱人是闻名世界的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乔冠华。
二
真的历史充溢在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条胡同里，这些旧事物是御寒的衣裳，这么边织边拆，不知道人们到时可以穿什么来耐过精神的严冬。
对于这一点，生活在20世纪初的章士钊，似乎就已经意识到了。留学回来后，他对中西文化做了深入研究和比较。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确感受到了旧文化的落没、腐朽，可同时也直接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神奇和精深。此后，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青年时期狂妄地横扫，突然变为固守。
。。
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2）
历史观望的目光，蹑手蹑脚地爬进了位于魏家胡同13号的宅院（现29号）。院子没有硬坚持当年盛气凌人的立场，只平淡地接过现实递来的房契，同新来的房主签字画押，就此缄口。
1924年11月，应北洋政府段琪瑞之邀，章士钊从上海来京任临时司法总长，次年兼教育总长，后任政府秘书长。这处住宅是段琪瑞为他安排的官邸。
章士钊到任后，总希望借助这个机会实现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可是，他来的时间不对，什么事情，一到民国就添堵，一届届政府走马灯似的换，各种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章士钊撑着一艘又破又旧的小船，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被卷入涡流。
在司法总长的权位上，他总琢磨着放手烧他几把火，可是官场的腐败积重难返，同僚们更是把他这棵老树孤立起来。多亏段琪瑞欣赏“孤桐”，又让他兼管教育。在司法领域无所作为的章士钊，转念希望在教育领域有所建树，况且他确实对培养人才有些想法。无奈章士钊所倡导的传统文化，实在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水火不容。
常言道冤家路窄。有一天，在北京琉璃厂，章士钊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守旧派与运动中的急先锋胡适相遇。章士钊对胡适购买的线装本《红楼梦》大加夸赞，说是胡适有眼力，买了少见的孤本。胡适被章士钊搔着痒处了，自然也对章士钊恭维一番。两人越谈越开心，于是相约去大栅栏照相馆合影留念。不久相片出来了，一位长袍马褂，一位西装革履，两人同坐在一条木凳上，庄重又滑稽。章士钊越看越高兴，诗兴大发，作新诗一首赠胡适：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说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的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不久，章士钊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大学杨荫树校长，对激进的学生采取强制手段，并提交呈文要求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引起了青年学生的不满。
1925年5月7日，200多个学生在故宫神武门集合，一路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杀进了魏家胡同13号。进步青年学生打算当面要与这位守旧的总长理论理论，质问他为何“摧残教育，禁止爱国”。章士钊当时没在家。学生便把气撒向屋内的古董和门窗的玻璃，对他的住宅实行了强有力的阶级专政。在这场斗争中，章士钊与鲁迅代表不同的思想阵营，一个用手上那节又短又细的权杖，一个用手中那支又尖又利的毛笔，针锋相对，章士钊最终败下阵来，随着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倒台，章士钊离开魏家胡同13号，去了天津。
章士钊也许是在夜晚离开的吧，黑夜可以掩盖他的苦楚和失意。在对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杀声中，他偏要为民族几乎断了气的传统文化针灸，使其复活为冲锋陷阵的斗士，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一本书中看到如下一段话：“无论章士钊还是鲁迅，无论选择接受还是反抗，文人在乱世中都难有作为。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和鲁迅的‘喊醒世人’之于那个时代，都是超前的，难为人理解的。世人对他们的全面解读都是从他们过世后才开始的。”
“近日又有学者指出，尽管章士钊对女子师范大学一事处理过于武断，但指责章氏一手导演‘三·一八’惨案却有失偏颇。1925年，章士钊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一年后，惨案发生，这时不在其位的章士钊不可能授意武力镇压学生。”
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式：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对于意识中感到有问题的东西，便蒙生斩尽杀绝的极端热情。章士钊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文人应有的良心和清醒。在章士钊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比西方落后，中国近代落后的这笔烂账，无论如何不应该让传统文化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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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3）
三
岁月的手太过霸道，拾起这本画册一顿乱翻。前一页还没来得及过细浏览，下一页又哗啦一声掀了过去。
攒钱、置地、盖屋、娶妻生子，是中国传统人生的几块踏脚石，总得把立脚点放在这些事情上，才能把人生画得圆满。不过与新文化抗争到底，一辈子不写白话文的章士钊，在这方面倒表现得并不传统。从他出生直到1960年经周恩来为他特批了史家胡同24号宅院，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才结束了在朋友家搬来搬去，没有自己一套房子的历史。
从1949年到1960年，章士钊的家就安在北京东四八条54号朱启钤老友家里。
1949年，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章士钊，在谈判失败后脱离代表团去了香港。后来章士钊受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按道理他应该住在国家为他安排的四合院里，而章士钊和家人住在朋友的北房和东房中，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居住很拥挤，连书都没地方摆。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一住就十年，从来没向有关部门提起过。
据章含之回忆，章士钊曾对女儿多次讲过，他一辈子从没有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又转手给了比他更为需要的人。
1919年前后，毛泽东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的家里，毛泽东在这里同章士钊相识。据说，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告诉杨昌济和在场的其他先生，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绝非等闲之辈。其后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海为去法国留学生送行，急需筹措一笔资金。当时章士钊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毛泽东冒昧地求上门去，章士钊为毛泽东筹措了2万元大洋，解决了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了来源，都很拮据。这些人来找章士钊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
看到章士钊乐善好施，“爱管闲事”，毛泽东便每年从自己稿费中拿出2000元，以“还账”为由，给章士钊一些经济补助。听说是还账，章士钊说什么也不要。他要女儿转告毛主席，当时的2万大洋，不是他个人的，是他募集的。直到女儿向他转达了主席的想法后，他才肯收钱。从1963年起，毛泽东每年送2000元，一送10年。1973年，毛泽东问起章含之，送去钱是否能正常收到。章含之答道，今年没送，到去年已经还足了2万。毛泽东笑了：“这怪我没说清楚，这个钱是给老人的补助，哪里到10年就停，你回去告诉行老，今年开始还利息，一直到他不在了为止。”第二天，正在住院的章士钊收到了毛泽东派秘书送去的2000元钱。
四
位于北京锡拉胡同袁世凯的府邸，是章士钊在北京较早住过的一处官邸。当时，章士钊受袁世凯之邀来到北京，袁世凯就把自己搬入中南海前的院子给章士钊居住，可见当时袁大总统对他的赏识。
然而好景不长，宋教仁被暗杀。章士钊从美梦中摔到地上，连忙逃往上海，举起“讨袁”的大旗。
章士钊时而办刊物，时而从政，时而搞教育，时而搞学术研究，忽左忽右，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不稳定性。为此，他遭到政敌的攻击，受到朋友的误解。有人说他是政治投机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立场；有人说他学问不专，朝秦暮楚，还有人说他是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
然而，章士钊自有想法。他自编剧本，把背景设在北京，找来风头最劲的人物和他配戏，在各类形象之间忙得不亦乐乎，他注定是奔着历史的看客们的叫好来的。一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说：“章行严搞学术，又沉溺政治，依附袁世凯，又讨袁；不参加同盟会，又冲锋在前，他的人格中最精华的是独立精神啊！当时国家多难，读书人多以国事为己任，章太炎、刘师培，包括我自己，都如此，今之学者何能厚非呢？”
1904年，章士钊与万福华等人刺杀清廷大员王之春失败，万福华当场被抓。他本已逃离现场，可第二天他却傻乎乎地去探监，由于形迹可疑，当场被捕。后多亏黄兴、蔡锷等多方营救，才捞回来一条完整的性命。在章士钊看来，无论谁的命，只要阎王看上了，留也留不住，但只要在世上一天，就要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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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4）
在日本留学时，章士钊终于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偶像孙中山。不久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许多留日学生纷纷参加，但此时的章士钊认为暗杀、暴力等行动不能救国，唯一的救国之路在教育，说什么他也不参加。为此，他的结拜兄弟章太炎把章士钊锁在屋子里，不同意参加同盟会就休想出门，结果他被关两天两夜硬是没有投降。有人给章太炎出“美人计”，让同盟会里号称女界领袖的吴弱男去作说客，岂料吴弱男反被章士钊说服，从此疏远了同盟会。后来，吴弱男随章士钊去英国留学，并在伦敦结婚，成为留日学生中的笑谈，让章太炎大跌眼镜。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是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知识分子不管做人还是做事，丢了这东西，就丢了魂啊！”（陈寅恪）
很多人一旦搅进政治，就像一头撞到蜘蛛网上的飞蛾，前途和命运马上由不得自己支配了。而章士钊供奉在头脑里的菩萨，却是照着他自己的模样刻出来的。
是棵孤独的梧桐，就不是攀附他物的藤萝；是只不被驯服的老虎，就不是等人喂食的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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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1）
北京旧城有一条长达16里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如同一根野心勃勃的竹棒，把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皇城内的主要建筑串成一根宫廷御制糖葫芦。信风水的人把它看作北京的龙脉，在这条龙脉的两侧，对称排列着天坛、先农坛、太庙和社稷坛。
在棋盘似的内城，街巷胡同有条不紊地画出棋路，中轴线劈开一条楚汉河界，四合院恪守棋子的职责，紧紧地拱卫紫禁城。
作为“紫禁后护”的钟鼓楼，“司晓晨，节出入，丽壮观，播远听”，吼出了龙族魂牵梦绕的韵脚。
杨昌济故居就坐落在钟鼓楼东边不远处的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
一
豆腐池胡同，原名豆腐陈胡同。相传，这条胡同里有位姓陈的师傅，开了一间有名的豆腐作坊，胡同因此而得名。这条胡同西接钟鼓楼，东邻那彦图的亲王府，身后是绵延七百多年的繁华与动荡。早在元朝时期，豆腐池胡同一带就因积水潭开设了码头而兴盛起来。这里不仅有米市、面市，还形成了缎子市、皮毛市、铁市等街市，甚至一度出现过买卖人口的人市。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聘请，任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到北京后就住进了豆腐池胡同9号。
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不太规则的两进院落，如意大门的上方，挂着“板仓杨寓”的匾额，一块小小的木牌把长沙板仓冲与北京豆腐池胡同铆在了一起。
前院有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杨昌济就住在前院的北房。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住进了东厢房。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住着杨昌济家的亲属和佣人。当时宅院里，栽种着枣树、柿子等北京常见的果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院中高高的梧桐，为主人静默地守候一只飞栖的凤凰。
杨昌济，名怀中，字华生，1871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板仓冲一个耕读人家。1898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留日资格，东渡日本攻读教育。1909年，由日本赴英国攻读哲学、伦理学，后到德国考察教育。
1913年，杨昌济结束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涯，学成回国，先后在湖南第四、第一师范教授哲学、伦理学。
他先后翻译和编辑了《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并著有《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
二
历史信手涂抹的几笔重彩，没有被时间看在眼里。杨昌济故居里的廊柱、窗扇的颜色退得越来越淡，还原为原木本色。房屋已老，构架仍在，杨昌济的思想、操守都已浸润、依附在了老宅的构件之中。
杨昌济生逢乱世，此时，大清王朝接近尾声，北洋政权也已行将就木。他穷其一生，探寻救国之路。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他不顾书院山长的阻挠，毅然加入谭嗣同创办的南学会，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新学、新政奔走呼喊。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为###志，写下“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的联句。
在日本留学时，杨昌济虽身处异邦，仍不忘祖国，改名怀中，并且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杨昌济回国后，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逆潮流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
杨昌济到北京后，积极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措经费，号召湖南有志青年出国学习救国之术。他写信给蔡和森、毛泽东，商讨如何让湖南学子到西方勤工俭学拯救中国。
1918年8月19日，为了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的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住进了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家中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
三
时光像遗失在人们柔软的心坎上的一颗种子，长出历史的擎天大树，所有的激情、混乱、动荡、名声都被迫缩写在一片薄薄的叶片上，被人们苛刻的观念噬咬、被政治的气候拷问，退去了初始鲜亮的面貌，不定什么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似的，脱落了。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2）
初到北京，毛泽东尝到了在小池塘中为“大鱼”，而放入江海作“小鱼”的痛苦：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杨昌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珍惜人才的杨昌济，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介绍了一份图书助理员的工作。不过，在北京大学的红楼里，毛泽东的心境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亮堂起来。在这里，毛泽东不再是三湘才子，而只是一个整理书刊、登记阅览者姓名的小职员，他曾试图与前来图书馆阅览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聊聊，可这些人根本不理他这个茬儿。一次，毛泽东在北大听一个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