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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4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应美方的要求，17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 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 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 6月7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有约束力的立法”。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决议”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当年，李登辉正在为竞选台湾第一届所谓“###总统”而造势，不惜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为其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以期博得美国对其政治上的支持。 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以台制华”，本来就是美国历届政府的既定政策，只不过会在不同历史背景下表现出形式和力度上的不同。 从国际大背景来看，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就有人认为，中美间的战略纽带因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而不复存在。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对手，因此主张尽早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著名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有一位叫西格尔的研究员，即以炮制“###”而闻名。他在1995年初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以台湾牵制中国”的主张，说什么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都不能有效地牵制中国，惟独台湾问题“最能刺痛中国的神经”。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1994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450万美元的合同，专门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1994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450万美元。 台湾大把花的，实际上都是“买路钱”，目的就是让李登辉访美能够成行。李登辉也以为钱既能通神，也能通鬼，从美国回来时，公然叫嚣着要花十亿美元进入联合国。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二）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又为台湾当局推行“###”、“###”政策打气撑腰，助长了台湾当局和国际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以打消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做姿态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使美国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5月23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 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5月28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6月和7月来华的访问，也被要求推迟。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尽快派回大使。 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三）
1995年6月7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纯粹的私人访问”，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李登辉会见。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6月7日至11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6月9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政治性演说，宣扬所谓“台湾经验”，叫嚷要“突破外交孤立”，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没有会见。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国旗”、不放伪“国歌”；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或“###”政策。他还说，不管台湾方面如何宣传，李登辉的访问完全是非官方和私人的，其来访不代表美国政府承认台湾；美国将继续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维护现行的对华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以烘托气氛。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四）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作为东盟的对话国，中、美两国都将先后与会。 赴会之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举行双边会晤，并说克林顿总统有一封重要的信，要转交给###主席。 7月28日，在赴文莱之前，克里斯托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做了一个演讲，谈亚洲形势，其中讲到中国的篇幅最长，说中国如何重要，美国将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不支持搞“###”，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等。 当时，中美间的高层往来尚未恢复，但是，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同意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克里斯托弗会面。 8月1日下午，在斯里巴加湾市的国际会议中心，我与克里斯托弗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和“###”的主张，反对###，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除了重复辩解和做出一些原则表态外，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1989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诱饵”，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的一系列对话、 磋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的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8月24日至27日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正式国事访问”来安排，提出要以“正式工作访问”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国家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1985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五）
1995年10月2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做了特别阐述，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1996年访美。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六）
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 1997年，###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1998年，克林顿总统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 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即美国不支持###；不支持“###”、“###”；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一）
香港的回归问题，首先是一个外交问题。从外国占领者手中以和平手段收回祖国固有的领土，必须通过外交谈判。 自回归的原则达成协议到政权交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英方要保证做好香港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保持当地的稳定和繁荣；中方则要承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为收回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具体政策，以落实“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的稳定和繁荣。 在这漫长的过渡期内，双方为落实协议、履行彼此的承诺，要在众多领域进行外交谈判。当时，中方根据协议确定了总体谈判方针：对于对方在过渡期间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方给予合作但不干预；对跨越回归、涉及未来特别行政区权益的事务，中方有发言权甚至参与权。 邓小平在思考按“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时，曾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过渡时期是否能保持稳定。 当时，我们对香港的前景——领土的最终回归，是充满信心的，但对这么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能否保持平稳，还是有所担心的。我们希望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和曲折，以致危害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txt小说上传分享
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二）
在有关香港回归问题的外交磋商中，中英之间曾有过一个“蜜月期”，双方合作顺利。我于1988年直接参与香港问题的磋商时，“蜜月期”尚未结束。 当时，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过渡期的头几年。双方就一些具体事务的磋商和谈判比较顺利，取得一些进展。会谈的气氛不错，遇到意见不同，双方还是可以考虑对方的立场，交换看法，达成一些共识。 我的第一位英方谈判对手，是英国外相杰弗里·豪。当时，他任外相多年，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他对中国和香港问题都十分熟悉，一直与中方有着很好的合作。 1988～1989年间，我同杰弗里·豪会晤过三次。前两次分别是在1988年6月纽约的裁军特别联大和9月的联大会议期间，第三次是在东京参加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之时。记得当时主要的议题，就是中方正在起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港人的信心问题，双方交换意见比较充分，谈得不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后，中英关系风云突变，出现逆转。 随着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实行制裁，双边关系严重受挫。英国似乎对1984年12月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些后悔了。 6月19日，杰弗里·豪给我来信，单方面提出推迟原定于7月举行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自联络小组1985年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单方面推迟会议的事情。 不久，杰弗里·豪又致信吴学谦副总理，在对中国国内形势做出评论的同时扯到香港问题，说香港的信心严重受挫。他公然提出中国军队在香港回归后究竟还要不要在香港存在的问题，并表示英方准备重新考虑1991年香港直接选举的安排，同时要求中方推迟基本法颁布的时间。 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翻案”。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梅杰举止比较谦和。我说他是一颗“上升的星”，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新兵”。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