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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向阳。熊熊炉火映照在他们的身上、脸上，像镀了一层金辉。 不知疲倦地工作，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大特点。这回到了沈阳，他没有考虑到其他同志的工作习惯，仍旧像在中南海一样，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不休息。谁劝都不管用。这样对于毛主席的健康自然很不利。 但在中南海里采取了一项补救措施：为了让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尽量做到劳逸结合，有关人员在中南海那古典建筑的一隅，装修了一间现代化的舞厅：白色的帷幔垂地，四壁投射着柔和的光线。每逢周三、周六，这里便飘扬起优美的乐曲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少奇……便陆续来到这里，旋转在美妙的音乐声中。 中南海的这项娱乐活动不胫而走，被外地的各个省市所效仿。因此，无论毛主席走到哪里，当地都要举办小型舞会。当然，还有少不了的一个项目，就是举办文艺晚会。 也不知为什么，毛主席这个地道的湖南人却偏爱京腔京韵的京剧。可能是毛主席喜爱历史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还没有出现“现代京剧”，上演的都是那些历史剧或神话传说。毛主席爱看《凤还巢》、《贵妃醉酒》、《白蛇传》、《打渔杀家》、《法门寺》、《霸王别姬》，看来看去基本上总是这么几出戏。有次在成都，跟着毛主席进了剧院，当晚演的是京剧折子戏，演员都是儿童，毛主席看得很认真，很投入，不时鼓掌。可我心里直叫苦，因为天气很热，那时的剧院设备又简陋，别说空调，有电扇的都不多。演出没完没了，我看又看不下去，走又走不得，真是活受罪。从此以后，我就很少跟毛主席去剧院看戏了。 我第一次执行毛泽东主席专机任务的时候，就知道毛主席爱看戏。 那次主席到广州，主要任务是作社会调查，返回时在长沙呆了一昼夜，也都是视察、了解情况、找人谈话。到武汉后，决定多住两日。所以抵武汉的当天晚上，湖北省委就举办了一场晚会。演出剧目却是湖南花鼓，大概因为花鼓戏是毛泽东主席家乡戏的原故吧。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无法替代的亲切感，毛泽东主席看戏时兴味很高这理所当然。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主席并非一般性的消遣消遣，他戏迷般地入戏，不仅精彩处响亮地鼓掌，我们看来平淡无奇的情节作派，他也掌声助兴。 后来有那么一回，也是在武汉看戏。右侧挨着主席座位的是我。戏演完后，毛泽东主席仍兴味不减，观众因有主席在场便可着劲鼓掌，毛主席也跟着大伙手掌一个劲地拍。大幕落下好一阵子了，毛主席才站起来，可拍着的手却没有停下，并转身面向左边的观众，左边观众席的掌声顿时如急风骤雨响成一片。他又回身向着右面的观众，右面掌声又雷鸣般滚动。在这激昂的气氛中主席双手举过头顶，向他背后的观众伸去，全场群情振奋，掌声经久不息。最后，毛主席索性走上了舞台。这一切的行动都超出了预定的程序，出乎意外的举动使整个剧场炸了锅一般，掌声、叫喊声、椅子的碰撞声响成一片。观众前呼后拥，前面的朝主席围过来，后面的翻过椅子往前挤，潮水似的压过来。我会同吓坏了的警卫人员，慌忙冲上舞台，把毛主席架起来就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冲出“重围”。那情景比起《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被群众所围的镜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骚乱倒无关大局，随着毛主席乘车离去而自然平息。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3）
我的战友吴鉴清保存了一张随毛泽东主席在广州看戏的戏票，以作为毛主席爱看戏的佐证。 大红长形纸上用楷书印着： “欢迎晚会。 节目：歌舞。 时间：1958年1月24日晚7时半。 地点：中山纪念堂。 注意事项：1准时入场，2请勿携带武器，3请勿转让，4不得携带小孩。” 但演出剧目并非歌舞，改由红线女、马师曾主演的粤剧《搜书院》、《昭君出塞》片断。机组的同志根本就看不懂，一是由于对这两个剧目的历史背景不甚了了，二是由于听广东话如同听外语。主席却看得很带劲，每场帷幕落下，他都热烈鼓掌。 成都的京剧折子戏看倒了我的胃口，不敢轻易再登那艺术殿堂。但我跳舞的兴趣却始终不减，跟随毛主席、周总理到外地，每场舞会我几乎都到。因为这项活动不仅有益身心健康，而且它高雅、优美，能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耳听悠扬的音乐，踩着轻快的舞步，飘飘欲仙，心情舒畅而明朗。假如白日里遇到了不顺心的事，一场舞下来，也就烟消云散。外地的舞场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原因：就是那些大盘小碟里摆着的各种点心，那些可是地道的风味小吃啊。娱乐与美味兼收，何乐而不为呢？ 友谊舞是一种国际性的舞蹈，就像各种球赛一样，有它的规则和要求。但从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毛泽东主席就不管它三七二十一，无论音乐是三步曲还是四步曲，他总是迈着一双长腿，一、二、三、四悠悠地走，有时还走几步停几步。当然，他的任何一个舞伴绝对不计较他把快三步换成了慢四步。主席边漫不经心地晃着，一面同舞伴聊天，有说有笑如同郊野散步。如果舞伴口才好，毛主席又谈兴正浓，他就干脆双手胸前一抱，站在那里说起来。其实，跳舞只是让毛主席能够得到休息的一种形式，他高兴与人说话，同样起到换换脑子的作用，又有何不好呢？ 舞池里的毛泽东充分显示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而舞场上的周恩来也同样表现出他日常严谨认真的个性。周恩来总理跳舞动作规范，舞姿优雅、大方、洒脱。有人说那是得益于国外留学的那个时期，受西方文化熏陶所致。其实，他的性格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受家庭儒雅氛围的影响，养成了他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 周恩来总理的快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他的脚步轻快、灵敏，转起来旋风一般，很多舞伴跟不上他的步子。有次在昆明，舞会开始好长时间了总理还没有到，他因为工作忙，当然不能像普通人那样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曲终，所以，总理在乐曲声中把最后一个舞伴带到门口，不等曲终，道了声“对不起”就退场了。但如果有毛主席在场，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那时就不是单纯的跳舞，而是有陪同毛主席的任务。 舞会是毛主席休息的场所，同时也是毛主席借此搞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他通过同舞伴聊天，不知不觉中了解到很多他在中南海无法知道的情况。一些陪同的地方首长，在这热烈愉快的气氛中，与主席谈话也都无拘无束，思想不设防，毛主席可以在这里听到正式汇报时听不到的事情，得到一些没有经过筛选的真实情况。 有次在上海，举办舞会的场所就在我们下榻宾馆的饭厅里。（五六十年代，舞会大多都是把饭厅临时布置一下当舞厅。）这一回，我的每个舞伴也都同以前参加有毛主席、周总理在场的舞会一样，不是我来给她们领舞，总是她们拉着我往毛主席跟前凑，她们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跳舞上。我非常理解她们，谁不想多看毛主席几眼？所以，我也尽量主动带她们转到毛主席的身边。已经10点多钟，我带着舞伴刚靠近毛主席，毛主席就松开舞伴的手，对跟前的李树怀（负责警卫）同志说：“我们到杭州去，现在就走！”不知道是毛主席从舞伴那里听到了什么还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的表情十分认真，决不会是说说而已。我知道毛主席决心要做什么那是无法阻挡的，便撇下舞伴赶紧往住处跑。机组接到我的报告匆忙收拾好行装，赶到机场准备飞机，还不等我们试车，主席一行就赶到了。 一般情况下，凡是军委领导以下的首长坐飞机，除必须认真检查飞机的各个部件外，还要求必须试飞，何况毛主席坐飞机，飞行前的准备工作要求更严格。可这回只好打破常规，毛主席不等试飞就上了飞机，我们开车就起飞了。到达杭州已近凌晨。 但凡伟人都思维敏捷，反应快速，他们常常表现出跳跃式思维和行为的突发性。毛泽东主席的行动有时会因他的“突发奇想”而显得捉摸不定。 广州的东湖宾馆内，有一条人工河。河面不宽，流水不急，清澈见底，流经几座人工小桥而去。还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我们机组穿的还都是单皮夹克，饭后尾随毛主席沿河边散步。突然，毛主席站住不往前走，两眼望着静静流动的河水，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兴奋地说： “我们下去游泳吧？” “那怎么行！天气还冷，水温还很低，别感冒了。” 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自以为理由很充分，可对于毛主席，他反而把规劝当作一种反动力，一种特殊的支持和鼓励。他是越有人反对，态度越明朗越坚定。他本来不过是“游泳吧”？现在便变成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4）
“那么娇气？我就游它一游，看看能不能感冒！” “主席！这河水看着很清，可难保有血吸虫呀！” “主席！水草里可能藏有砖头，玻璃碴子，别扎了脚！” …… 毛主席全然不去理会，他的决心好像在第一声反调中已经下定，纵有天大的阻力也不会更改的那么一股劲。当他一只脚踩进水里的时候，抬头回眸望了望岸上一张张表情复杂的脸，他的脸上竟浮起孩子般胜利和得意的微笑。 不知是不是主席胖的原因，他在水里浮力很大。我们从岸上看他，感觉主席似乎是半坐在水中，活生生的一尊佛像。我们一般在水上休息的时候，手脚并用紧划拉还要往下沉。而毛主席只需用脚时不时地蹬几下，就能“稳坐”水面。毛主席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了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两岸众人竟没有一个敢于下水作陪，只是隔水相望，徒步紧随。 有回在长沙，毛主席也演了一次“秘密出宫”。长沙是毛泽东主席“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少年壮志的故乡，他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爱晚亭”里、橘子洲畔重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雄风。他要遍寻当年的足迹，沉重的、愉快的、痛苦的、甜蜜的……于是，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据说这个饭馆有四样菜毛主席最爱吃：素炒蘑菇，红烧团鱼，清炖鱼汤，爆炒牛肚。毛主席爱吃的菜我们当然想尝一尝。有机会到长沙的时候，我们直奔“李合记”饭馆，点了这四样菜，一吃果真味道不错，只是望着那爆牛肚上足有几厘米长的刺不敢下筷子。但是，想那是毛主席最爱吃的佳肴，就是放进嘴里把舌头扎出血来也要尝它一口。夹一块闭眼往嘴里一塞，倒并不扎舌头。脆生生的，但味道如同嚼蜡，实在说不上好吃。 其次，长沙另有一道非常出名的菜，就是那难忘的五香狗肉。狗肉带皮做的，“味道好极啦！”第一次几个人要了二三斤，吃完后都感到没有尽兴，于是便有了第二次。这回可就吃也吃够了，罪也受够了。我们一下子要了五六斤，而且专吃这一道菜。饭馆的人很厚道，并不只是以盈利为目的，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似乎都是忠厚老实的。他们提醒我们别吃这么多，人会受不了的。可我们不听，神气十足：“我们就是来解馋的，非吃个够才罢休。”无奈，他们只好满足我们的要求。结果，到了晚上，一个个肚子被烧得在床上直翻腾。 1957年12月，还因毛主席“一时兴起”，发生过一起几近泄密的事件。我们从北京飞上海，再熟悉不过的航线，但机组丝毫不敢松懈，紧张的情绪随着航线的缩短才逐渐减轻。飞机接近古城南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因为从南京到上海“就是闭一只眼也能飞到”。可在这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却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 “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室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室开会。” 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就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室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一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还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地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地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的行为，我想自有他的道理。 建国后，毛泽东主席在10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有近似于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那是由他在几十年领导革命的斗争中神机妙算一贯正确的指挥赢得的。
雅加达惊魂（1）
我当时在心里直叫：“完了，完了。”做了半个翻滚动作，飞行员也发现高度低，猛一拉杆，飞机失速掉在跑道上，立即一片火海。 “一定要飞出去……”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民航同志的指示，也是周恩来总理对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殷切期望。一个国家航空事业的兴衰，标志着这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落后。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我们的翅膀无力飞出国门。周恩来总理出国，只能租用巴基斯坦、印度、荷兰等国家的飞机，坐在人家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是否感觉腰板难以挺直？走下飞机舷梯，把手伸向外国领导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的脚步是否感觉不太坚实有力？所以，1965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坐在租用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在去罗马尼亚的途中，对陪同的民航总局领导人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专机飞出国门是在1965年以前，但那只是短距离的出入周边几个国家，而且是以军航为主。我们的飞机喷上民用飞机的国徽，飞行员穿上民航制服，摇身一变便成为民航专机了。但也能被内行人识破。有回人家就问我：“你们是军航的吧？”我诧异地反问：“凭什么呢？”他说：“从握手的力度上就能感觉出来，再说你们军人总是腰板直直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哪儿一站都是立正姿势。” 在国外执行专机任务对于机组是个新课题，虽然从操作技术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是那一杆两舵，但语言沟通，机场条件，资料来源，还有似乎不沾边的风俗习惯等的复杂多变，都给飞行带来不小的难度。尤其是在保证飞行安全上，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一颗心总是悬着。 首先，一个简单而古老的吃饭问题就“难倒了英雄好汉”，对于中国人是否适应吃西餐的习惯问题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解决如何吃法的问题。中国人沿用了几千年的两只竹筷子，练就了我们一双灵巧的手，可这双手用来拿饭桌上的刀、叉，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吃西餐使用一刀一叉，左手握叉，右手捉刀。刀，并非利剑，用来切割半生不熟的牛排就很费力气。左手用劲将食物叉牢，右手来回地锯，还不能与盘子碰出响声，也不能把食物“锯”到盘子外面去。如此好容易弄下来一块，已经耗去不少的体力，哪里有两根筷子一夹，牙齿一咬一撕来得干净、利落、省力？ 初吃西餐容易忘却它的规矩，常会闹点小小的笑话。吃饭时可得留神手里的刀叉，当然不是指它会伤人，只是拿在手里可千万别随便放下。一次我正吃得津津有味，中途放下叉子拿了一张餐纸擦嘴，服务员小姐很快走过来，不客气地把菜给端走了，我想喊不敢喊，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从我“口里夺食”，气恼至极。 低头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错，原来我的叉子反扣着呢，而反扣刀叉是表示这道菜不想吃的意思。既然不吃，人家端走理所当然，何况还会给另换一盘。 我们中国人喝汤，讲究的人家一人一个小碗，端在手里，就着碗边呼噜地喝得有声有色，似乎唯有这样才能表明这汤的味道鲜美可口。更有那多事者还会边喝边赞扬主妇如何的能干、如何的手巧以讨主人的欢心。西餐里即使是汤，也是盛在盘子里，用匙子舀了一匙一匙往嘴里送。这匙子的拿法也有讲究：大拇指在上，食指在下，从盘子的边沿往盘子中心舀。如果嘴里的食物嚼得啧啧有声，汤喝得呼噜带响，那就太失绅士风度而被人侧目而视。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认为严以律己，同时又能严以待人，更是不可多得的美德。周恩来总理不仅仅自己处处做表率，对于下级的工作、言行同样要求严格。类似吃西餐不出声这样的“小事”，他从来就不肯放松要求，他认为这些小事同样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修养和人民的素质。有次我们机组与周恩来总理同桌吃饭，一位不熟悉吃西餐的同志总是把刀叉碗盘搞得叮当作响，周恩来总理很严肃地看了他一眼，这位同志那顿饭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