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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空中飞行与地面滑跑的不同，颠颠簸簸的使人感觉还在空中。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南湖机场。 走下飞机之前，毛主席手扶机舱门，迎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高兴地对跟在身后的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当天下午，我们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但夏日里的傍晚仍旧艳阳满天，所以我们远远地就看见停机坪上站着3个人。他们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广州军区政委黄永胜，还有一位是不知什么时候到达广州的江青。偌大的停机坪，只有这么3位迎接，没有手持彩带鲜花跳跃欢呼的人群，不见各行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显得冷冷清清的。那时候毛主席到哪里都不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都是悄悄地只身而来，静静地独自而去。从来就是当前党中央所大力倡导的“轻车简从”的作风。 为主席送行的人数却翻了倍，那便是我们机组一行6人。主席要进城去，我们需连夜返回北京。大家自动在机门前列成一横队为毛主席送行。主席笑容满面，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虽然与毛主席已经有过接触，但我的心却仍旧跳得“咚咚”有声。 主席拉住我的手频频摇动： “你们的任务完成啦！” “不，不，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什么时候把主席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 那只温暖的大手，始终把我这提过要饭篮、拿过打狗棍的手捏在掌心里，我原就紧张的情绪加上激动，所以出口的话如出膛的子弹，又急又脆，语调都走了样，叫主席怎么能够听得明白。他略微侧转头，好像耳背的老人故意将耳朵冲着我，眼睛仍慈祥地注视着我，仿佛告诉我：“别着急，慢慢说。”我紧张的神经在主席慈父般关怀的眼神里松弛下来，说话的声调、速度恢复了正常。 “只有把您从广州接回北京，才算全部完成任务。” “哦……” 主席拖着长音，赞同地点点头，再次抖动我的手。 凡为毛泽东主席飞过专机的人，都公认毛泽东主席最平易近人，热情好客。 有人认为毛泽东主席身上是农民的气质，农民的作风，农民的习惯……如果指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没有丝毫的架子，淳朴得如同可爱的农民，那倒是恰如其分。我那时年轻无知活泼好动，爱开玩笑，竟经常不知天高地厚，不分尊卑地跟毛主席开玩笑，但主席从未生过气。 我爱好摄影，经常在我的航行包里藏一架照像机，拍下了许多主席及其他首长的私人活动场面。有次主席在洗漱间洗脸，他把毛巾搭在肩头，双手捧着水往脸上抹，大概鼻子里吸进了水，他停下抽动几下鼻子，再捧一把……我觉得主席这种洗法很有趣，拿出照像机“啪、啪”拍了两张。可是洗漱间空间很小，我感觉所拍下的照片角度不理想，便来来回回地想找一个理想的角度。这样，把主席给惊动了。 “小鬼，你是不是在给我照像呀？好吧，你照吧。” 毛主席不但不恼不怒，反而拿出一副照像的架势。他将身体扭转过来，使他的正面对着我。 “主席，您洗您的，我照我的，这样才真实自然。” 只可惜这些珍贵的照片连同底片都已散失。就在毛主席逝世周年纪念日，有人把照片、底片借了去，还有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送给我和妻子的礼物也要了去。理由是要办一个展览，当然没有不借的道理。结果连礼物带照片、底片统统一去不复返。 值得庆幸的是我第一次飞毛主席专机与主席合影的照片以及毛主席分别与我们夫妻握手合影的照片得以保留至今。 凡是见到毛主席的人都有一个心愿，都希望能与主席合影留念。毛主席很善于体察和了解他人的心情，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1956年，毛主席已是63岁的老人，从北京到广州长途颠簸，空中飞行时间就用了8小时零5分。主席在飞机上又一直办公没有休息，旅途相当劳累。但他老人家为了满足我们的心愿，不辞辛劳，又在机场耽搁了一些时间。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背景是辽阔的蓝天，蓝天下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大家在飞机前依次排成一长溜，随行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长江的桥墩 （6）
现在，这幅珍品连同另外两幅珍品——毛主席分别和我与爱人郭桂卿（空中服务员）握手的照片，被放大成16寸，悬挂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我的家搬到哪里，照片就随着挂到哪里，各种家具的位置变来变去，挂照片的位置始终不变，永远悬挂在我家最醒目的地方。 曾有人说毛主席从广州返回北京时，因路上遇到雷雨，致使此行成为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坐飞机。遇上雷雨千真万确，但绝非最后一次坐飞机。这可能是记忆的偏差，或是对情况不甚了解。 毛主席从广州回北京，是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的归程。去广州接他的机组，还是原班人马。以后，主席又多次坐飞机外出，仅在我个人的飞行记录里，就为他飞专机42次156小时零5分。但因第一次坐飞机的归途中遭遇雷雨袭击，搞得人心惶惶，不少人为之担惊受怕，也可能因此而使人记忆失真。 南方的地理特点是山丘起伏不平，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作为自然景观倒是引人入胜。但是这样的地形极易产生扰乱气流，致使天气变化无常。夏日里经常时雨时晴。“细雨带轻虹”的美景时而可见。 至5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小住近一个月，我们奉命再次飞抵白云机场，去完成任务的另一半——接主席回北京。 当日，由广州到长沙，次日，由长沙至武汉，一路无事，顺风而行。 在武汉停留了几天，毛主席曾3次畅游长江，并在6月4日返回北京的当天上午，又最后一次横渡长江。毛泽东主席生性热爱大自然，喜欢同严酷的自然现象作斗争，把它当作锻炼意志和增强身体素质的好方法。 6月4日下午，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以为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可问题偏偏出在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当时，有架伊尔－14与我们同行，他们的飞机上坐着江青而不是主席。所以民航的同志还很不服气，因为他们的飞机比起我们的里－2来要先进。事实的确如此，伊尔－14在当时是我国最好的运输机。飞机好，自有它的优越性，这回便得到充分显示。由于民航飞机速度大，他们先于我们顺利到达了北京，而我们却在后面遇到了麻烦。 飞临河北衡水，前方黑云翻滚，密密地一大片压在航线上，高山一般，抬头望不见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闯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掀个底朝天。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4000米，谁能知道望不见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高度云下穿行？也不行，又有谁知道云底高是几多呢。最后决定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 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终点西郊机场。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机组并无慌乱。那时主席专机活动全国禁空让道，真个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飞行位置十分清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因此我们几乎是擦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我们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里－2飞机上又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我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但仍无济于事。直到临近机场上空，地面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这回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又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这40分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备受煎熬。毛泽东主席的座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或……把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疾步奔向停机坪： “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哪！” 听不出是喜是忧。 “你怎么不颠他几下，看他下回还坐不坐飞机。” 我正愣愣地琢磨着刘亚楼那句莫名其妙的话，担任地面指挥员的飞行大队长蔡演威又吓了我一跳： “你们可救了我一条命。” 他哭丧着脸，声音沙哑，满是委屈。 “怎么回事？” “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刘司令员急了，直冲我喊：‘再联络不通，我枪毙了你！’司令员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我要是死了，也冤呀。” 蔡演威连珠炮似地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听得我的后脊梁也直冒冷汗。 几分钟前，指挥塔台是战场，是前线，谁都提着一颗心，捏着一把汗，为飞机，为飞机上的毛泽东主席，同时也是为着自己。此时我好像悟到了刘亚楼那句话的道理。是啊，颠几下，吓唬吓唬，免得你毛泽东还要坐飞机，司令员还得担惊受怕。所幸的是大家虚惊一场。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长江的桥墩 （7）
可企图用颠几下的办法就能够吓退毛泽东主席吗？当雷电交加风起云涌、气流横行肆无忌惮地摔打飞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念他的英文、读他的线装书。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大风大浪，还是对待人世间的大风大浪，毛泽东主席的态度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第一次乘飞机就是这样地富有戏剧性、浪漫性和危险性。 。 想看书来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1）
毛泽东主席从长沙的宾馆里“失踪”了。出动了该出动的所有的人，终于在一个据说叫做“李合记”的饭馆里找到了他。饭馆门脸不大，摆有四五张方桌，上下两层的楼房。毛主席正在楼上津津有味地吃着咔嘣脆的炒牛肚呢。 沈阳是进入关东的第一座大城市，也是我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12月2日，还是昼短夜长的季节。下午5时左右，红日急急地向西天坠去，东边的地平线上，残留些青灰色的光。此时，4202号飞机奉命起飞，载着毛泽东主席，越过燕山的脊梁，在昏暗的夜色中降落在沈阳南郊的东塔机场。 夜色把一切都染得模糊不清。机下站立的那群人，辨不出张三李四，反正里面有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不远处停着一溜小轿车。无法知道型号颜色，更看不见里面的人员。但我凭经验知道，那位将为毛泽东主席开车的司机此刻一定兴奋地涨红了脸。可惜我不能够通过他的脸看看当初的我。而毛泽东主席好像有意让那位司机同志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他出人意料地把黄书记叫上了飞机。因此，飞机临时成为主席的会客厅兼办公室。 机上那张小小的四方桌上，总是堆放着线装古书、文件，还有初中英语书。 毛主席学习英语很用功。有次去济南，有江青跟随，因江青在起飞前要量血压、吃药、更衣等，直到她在床上躺好、盖严方能起飞。这中间至少需要花去半个多小时。毛主席便趁此机会翻开中学英语课本，端坐桌前，把书反扣在大腿上，嘴里念念有词“斯呔申（station）站台。对不对？”相对而坐充当老师的医生忙说：“对，对。” “歪端卫尔（Well well）很好。”我趁机自我表现了一下，主席果然很高兴，像是找到了知音。 “你也会？” “正在学呢。我是逼上梁山。周总理及其他首长出国的时候，有的翻译不懂飞行术语，容易闹笑话。有回硬把风向筒说成了香肠。” “什么？香肠？风向筒？风向筒是不是机场那根高高的杆上飘着的红一道黄一道那东西？嗯，有点像，有点像。” “翻译的肚子饿了嘛，你飞机上又不管饭。” “这样的笑话不少，如果真只是笑话，大家乐乐倒无关紧要，可它危及到飞行安全。所以我们下决心自己学外语。” “Well well，不能让耳朵长在别人头上。” 不懂外语，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等于耳朵长在了别人头上。自己的两只耳朵成为俗话说的——摆设。真的是聋子，不闻其声，也就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而我们毕竟不是聋子，听着外国人叽哩咕噜唱歌一般，却不明白意思，只有干着急。尤其是明知翻译搞错了，而又不能更正、不能指出、不能正确执行地面指挥员的指令。那个急呀，很难用言语表达。有回去印尼，上级专门为我们机组挑选了一位口译、笔译能力都很强的翻译，可因为不懂飞行术语，闹了个弥天笑话，把大家急得直翻白眼。 飞机中途在仰光加完油后滑进跑道，起飞前机长用无线电向塔台报告： “请示起飞！” “尤阿尔克里尔得米考夫！” 指挥员回答，航语是：允许你起飞。可翻译只从字面上理解，译出来后，他自己信心就不足，犹犹豫豫地通报机组： “抓起来，扔出去。” 我们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把什么抓起来扔出去？” “这……” 翻译无言以对。 国外机场一般利用率都很高，每架飞机的起降时间安排得都很合理。飞机不能在跑道上延误时间，否则影响其它飞机起降。我们的飞机在跑道头轰隆隆地震响着，就是不动窝，塔台指挥员不知出了什么事，在耳机里呜哩哇啦地直叫唤。飞机上的空气更紧张，几双眼睛都聚焦在翻译脸上，把他“烧”得热汗直流。 主席听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 “看来该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 “主席！我们学外语是工作需要，可您学外语有什么用啊？” “我也是为了工作，为了不闹笑话呵。” 今天，毛主席要在这张小方桌前接待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黄书记上了飞机，立在门口很激动： “主席！” 毛主席立即放下手上的书，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大手。 “来来来，坐下，坐下。” 边说边从桌子前侧身出来，让出刚坐的位置。 “不行，不行！” 黄书记惶惶不安。毛泽东主席把他按在座位上： “你就坐在这里，我到床上躺一躺。” 听主席这么说黄书记才肯落座。毛主席半躺半坐地靠在床头，开始倾听黄欧东汇报辽宁省的工农业形势。 飞机降落时，已是晚上7点多，因为主席一路劳累，按常规需要休息一下。所以省委的同志安排毛主席先进城吃饭，饭后观看文艺节目，第二天再汇报工作。 不料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主席坚持先工作后吃饭，他们只好照办。一个小时过去了，黄欧东显得很着急，他大略扼要挑重点讲。可主席对辽宁省的工业发展尤其关心，偏要细细地问。又一个小时过去，已是9点多钟，黄书记匆匆结束了汇报刚刚松一口气，毛泽东主席又兴致勃勃地提议：
把翻译抓起来扔出去（2）
“我们到工厂看看去。” 黄书记愣住了，面有难色。 “主席，天都这么黑了，先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去吧。” 说完环顾四周，寻找支持者。其实，飞机上除毛主席外，都是他的支持者。毛主席犀利的目光，早把这个情形看在眼里，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得先发制人。 “不休息也可以去看看嘛。” 好几个人的腮帮子鼓了鼓，劝阻的话只在舌尖转了一圈，没有敢出声。黄书记见外援无望，便小心翼翼地改变战术，企图以守为攻。 “那就吃了饭再去吧。” “不吃饭也可以去看看嘛！” 主席毫不让步，拿出一副非去不可的架势。 “可是工人都已经下班了呀。” 黄书记还想做最后的“顽抗”。 “下了班也可以去看看呀。” 毛主席步步紧逼，并且率先从座位上站起来，早有准备的卫士将一顶带檐的呢帽戴在他头上，然后快步走到飞机门口。毛主席个子高大，机门比较低矮，他出去的时候，卫士伸手护着主席的头顶，防止他的头碰在门上。主席不耐烦地左右摇晃着脑袋，极力摆脱那只强加给他的手掌。可主席并不去理会，就这么头顶着歪扣的帽子，大步向汽车走去。天虽然黑了，但歪戴着帽子毕竟不雅观，我急忙跑到主席面前，把帽檐给他拉回到前额上。 “走，到工厂看看去！” 因为主席得胜，很高兴，希望机组也同去。 “我们肚子饿了，想吃饭了。” 由于抗不住饥饿的袭击，我们失去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学习机会。眼巴巴望着黄书记一行，从飞机上鱼贯而下，跟随主席身后，乘车消失在沉沉夜幕中。 第二天一大早，负责保安工作的中央办公厅的李树怀同志兴高采烈地跟我们“侃”开了： “嗨！昨晚一下袭击了3个工厂，可真带劲。” 毛泽东主席打破常规的工作方法，使他得到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这又成为他制定方针、政策的坚实基础。可惜在以后的岁月里，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出发，各方面对毛泽东主席的行动限制太多，使他无法深入基层了解群众。这大概也是他晚年某些政策失误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1956年初，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就是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以重工业为主导，以农业、轻工业为基础。这是毛泽东主席一贯的建设思想。他对沈阳这样一个大的重工业城市格外地关心，急切地想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对工厂的视察影响很大，各大报刊相继在醒目位置刊登大幅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毛主席手握钢钎，头戴柳条安全帽，容光焕发地站在炼钢炉前，周围一张张兴奋的笑脸，犹如朵朵葵花向阳。熊熊炉火映照在他们的身上、脸上，像镀了一层金辉。 不知疲倦地工作，是毛泽东主席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