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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无争，心平气和，物我两忘，都是后来强加于人性的，都是覆盖在人心最底层之上的堆砌物。
正因这样，历史才精彩，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是大治承平的历史，而是天下纷争、枭雄搏杀的历史，所谓一时瑜亮，所谓双峰并峙，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审美价值。还是那句话，当他们斗智斗勇以及斗狠的时候，历史才有张力，才有戏剧性。
刘邦就是项羽命中的克星，项羽在自刎乌江前说“天亡我，非战之罪”，或许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天眼开了，看到了命运之神在捉弄自己，于是决定不玩了。
项羽是贵族出身，他的老爸是项燕的儿子，连陈胜起义时都假借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可见项燕不同寻常。因为已经有高贵的血统，也因为没有最后做了皇帝，所以项羽的母亲没有什么和神怪异兽性交的故事。项羽和刘邦一样，都没读过什么书，不过，刘邦是没有条件读书，而项羽是有条件自己却不愿意读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早的读书无用论的样板案例，秦始皇以焚书坑儒饱受后世诟骂，而具有喜剧意味的是，刘邦和项羽这两个推翻秦帝国的核心人物，都不是读书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总是打一些错位球让我们看。
刘邦和项羽出身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刘邦是家里的老三，父兄辛苦劳动，他则成天游手好闲。后来当上了亭长，亭长大概管几个村，相当于治安联防队的队长。这么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怎么能当队长呢，我想这和选调皮的学生当班干部差不多，是以毒攻毒的法子。这下，他也算是秦帝国体制内的边缘人物了。亭长有没有工资不知道，估计有也是向村民摊派集资，不属于国家财政编制。刘邦由于无赖泼皮而获得了一定的管理权，这个经验告诉他，良民是做不得的，种地是没有出息的。如果秦帝国的二世、三世稳定大局的工作做得好，刘邦也就一辈子做个基层干部，混吃混喝打发日子了。他对秦帝国的态度是无所谓的，没有革命的原动力。
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对秦有家仇国恨。秦统一后，对地富子女管理不到位，让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想学剑就学剑，想学万人敌就学万人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是复辟的急先锋。总之，项羽对秦帝国的态度是仇恨的，是时刻想着复辟的，他参加革命的主动性要比刘邦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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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获敌酋之后的政治策略
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请，燕辄杀之。有厮养卒走燕壁，见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棰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将相终已邪！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3页
赵王武臣与张耳、陈馀一心想扩大地盘，于是他们向北进发，和打着“燕军”旗号的造反派争地盘。非常八卦的是，赵王武臣外出闲逛，竟然被燕军所擒，做了俘虏。
燕军想拿他胁迫赵军割让土地，因此来索要人质的赵国使者均被拒绝，双方僵持起来。这时，赵军有个“厮养卒”（伙夫之类）跑到燕将那里分析了赵王的内部局势：“你们抓到的赵王武臣其实并不值钱，赵军内部真正的牛人是张耳、陈馀，这俩人其实正想在赵国称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罢了。如今赵王自己傻兮兮撞过来做了俘虏，张耳和陈馀一定偷着乐呢，他们想借你们的手杀了赵王，然后自立为王。”燕将一听，留个窝囊的赵王并未有利于燕军，于是便释放了赵王武臣。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一方运气特别好，一不小心就把敌方的领袖抓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俘虏来的敌酋，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事变，蒙古瓦剌意外地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瓦剌的首领也先高兴惨了，俘获皇帝，自然奇货可居，可以换取不少好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震撼，但为了防止也先勒索起来贪得无厌，于是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蒙古首领也先后来看到油水不大，于是反向思维，干脆释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北京于是有了两位皇帝，最后酿成了“夺门之变”。当时蒙古势力尚不足以和大明分庭抗礼，要不，单凭释放英宗造成的大明内乱，蒙古瓦剌族就一定会有机可乘。
我们熟知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延安当时对蒋介石并没有处置权，蒋毕竟是在张、杨的手里，而张、杨给自己的定义是“兵谏”，谏者，以下劝上，他们是承认蒋的地位的。但是，也不排除延安制止老蒋返回的可能性，南京当时也确有希望老蒋回不来的势力，最后延安还是利用这一事件，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再往上还有金国俘虏徽、钦二帝，都是可以一齐拿来做研究的。金人掳走宋朝徽、钦二帝，让这爷儿俩老死北方，倘若金国当初在合适的时机将他们放回杭州，会不会就此让南宋王朝陷入内战呢？
在赵王武臣被俘而后又重返赵国的事件里，起到改变事件（说他改变历史进程有点儿夸大）进程作用的，是一个“厮养卒”。锐圆说“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这就是一个佐证。《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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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1）
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7页
二世是个聪明人，会用话碴子噎人。大泽乡刚揭竿而起之时，秦帝国中央肯定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待各地风起云涌，二世扮起了鸵鸟，下面也吃不透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所以报喜不报忧，大事尽量化小，小事干脆化无，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员被杀，大量城池失守，农民军扣关西向直逼咸阳的时候，二世知道不能继续扮演鸵鸟了，于是，调整政策，实行“问责制”。
危机之初，不能见微知著；危机显现，不仅不能积极应对，反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机爆发，则掉过头来责备属下。一个领袖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秦二世一个都不少地实践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中有浑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聪明小机灵抖得不错，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问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电视台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选人物，怎么搞成这个局面？”
李斯本来是个聪明人，甚至用“聪明”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聪明，他是有资格进入权谋家的明星阵容的。李斯这时候一定也有些恍惚，怎么回事？格老子和秦始皇配合得那么好，天衣无缝绝代双骄，怎么和二世哥哥配合起来，球越打越臭呢？
李斯是法家，“文化大革命”时定的。儒家“尚德”，法家“重势”，李斯著名的“鼠论”，和法家重势的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法家理论的通俗版。李斯认为，同样是老鼠，一个在臭茅坑，一个在谷仓，位置决定价值。客观地讲，邓公的“猫论”和李斯的“鼠论”都是基于常识的经验总结，锐圆一贯认为，基于常识、常情及常理的东西，比成套的理论靠谱。所以李斯的“鼠论”有一定的道理，看上去挺客观，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成了国家一级作家，就相当于进了谷仓， “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当然也就是诗了。
李斯的问题是，虽然他明白位置决定价值，但却不知道以丧失自己价值的代价去保位置，犹如割肉疗饥。对李斯而言，自己的价值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为人准则，他在沙丘曲阿赵高，就已经失去了人格价值，既已同流，只能合污。一个才华横溢的李斯于是不打磕地变成一个猥琐的李斯。
政治家有时候和女人一样，一失节成千古恨。沙丘是李斯的滑铁卢。首先，“沙丘易储”不是赵高和李斯的合作和结盟，而是赵高拿出完整的策划方案，用威胁和利诱，逼迫李斯不得不接受的。都是秦始皇的儿子，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关键是，经此一番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斯的相权已经不是皇帝授予，而是赵高赠予的了，所以王夫之说李斯“不待上蔡东门之欢，肺肝先已自裂”。李斯从此成了政治上的阉人，心理有了障碍。权力来自于皇帝，尚有抗争的余地，“文谏死”嘛；来自于赵高这样的权阉，李斯后来即便不想做行尸走肉亦难矣。
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2）
至此之后，李斯已臣服于赵高，已经没有资格谈怎么处理和赵高的关系了，只有唯命是从而已。庙堂亦如黑社会，拜了赵高做大哥，除非翻脸，否则再也没有讲话的权力了，虽然位列三公（这成了人家调侃他的由头），但在阉人赵高面前，已经被精神阉割了。李斯这个人有才，但替自己打算过多，患得患失，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李斯对二世说过的“明主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意思即为皇帝想干吗就干吗，随心所欲。这样的话，如果在秦始皇面前讲，不被抽耳刮子才怪呢。
李斯以为自己在沙丘有拥立之功，但胡亥内心不会领情，李斯不能料此，这是失误之一；以后想继续立功，找不到正经途径，只好用自己的才华对二世进行无羞耻的吹捧，为二世的胡作非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是李斯已经找不到写《谏逐客书》时的感觉了，吹捧二世肉麻且拙劣，这是失误二。所以王夫之评论他，“自进者非其道，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进步没有正确路线，立功没有正确途径，自保没有正确方法，最后只能被踢进茅坑。患得患失，最后怎么算计，都是尽失无得，在茅坑里淹死之前，李斯的最大理想就是牵条黄狗蹓蹓，但这样的日子也像天堂一样遥远。
人还是要有立身之本、进取之道，即使老板和环境再恶劣，只要立得正，行得端，进退就还有自由，即使吃亏，也可以以“吃亏是福”聊以自慰，大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一开始就以卑鄙作为通行证，那就要卑鄙到底，比别人更黑，否则便躲不了进茅坑喝粪汤的下场。
李斯为让老板一脚把自己踹到茅坑扫清了所有障碍。
连亲信都没有培植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初，陈涉既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陈王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谢，遂不为顾。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防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辄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葬陈王于砀，谥曰隐王。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8～269页
陈胜、吴广都是被内部人杀掉的。
杀吴广的是楚将军田臧，是吴广当时的部下。田臧矫诏杀了吴广，并把吴广的人头送给陈胜报功，陈胜还加封了田臧的官职。
吴广好歹还是被将军杀的，而陈胜却是被自己的司机杀的，“其御庄贾杀陈王以降”。在吴广这儿，杀牛用了牛刀，在陈胜这里，杀老虎只用了“鸡刀”。
第一代农民革命家到此就开始永垂不朽了。
陈胜、吴广起义，意义很大，在“文化大革命”时，意义直追盘古开天辟地，在今天，意义也不能低估，反对暴政，是有永恒价值的。
我们要关心的不是所谓历史意义，而是历史细节或情节。两位开创革命事业的领袖怎么都死得这么不值当呢？
从历史学家采撷的细节来看，陈胜起义之后，有些作威作福，眼睛天天往上翻，看不见亲朋好友，“苟富贵，勿相忘”，也忘了是哪个家伙说的了。所谓“权势”，陈胜得了个“势”字，全国形势因他而改变。但是“权”字，这位农民哥哥显然玩得不怎么样。权者，生杀予夺也，恩威并用也，陈胜、吴广威不足以慑部下，恩不足以结左右，在大###时期，虽居于高位但最后被玩残也在情理之中。
把权用好，是一个永久性的话题。权力来之于机遇，如陈胜；来之于传统，如继承于父辈的二世、三世；来之于民意，如今之总统；也可以来之于资本，如今天的老板。其中最难驾驭的当属陈胜这样猝然而临的机遇型。
从个体差异来看，素质够不够承担大任，是一个问题，如果不够，有没有时间培训和提高又是一个问题，这里既要看天分，也要看训练和养成。从外部环境来看，因为权力猝然而至，部下和同盟者人心能否归附，是一大考验。在陈胜那个时代，出身也是一个问题，贵族好像比平民更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且由出身导致的个人素质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项羽有机会学万人敌，陈胜却没有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啊。陈胜后来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只剩下“革命资格最老”这一条了，其他的东西，我们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控制不了骄兵悍将我们能理解，在人人都有机会的时代，真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施恩于左右并不难，连自己的司机都不能搞掂，陈胜做领袖确实很失败。
你就是俺的真命天子（一）
楚王景驹在留，沛公往从之。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从景驹，道遇沛公，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71页
张良在博浪一椎，表明了他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政治家，更关键的是，经此一击，张良遂成老资格的反秦义士，革命比陈胜更早，然而却未见张良有称王之举，也未见有所谓“少年”拥戴张良为王。
之所以有此念头，是因为当是时称王称霸者不知几何，陈胜先称王，被灭了，田儋自立为齐王，周文被拥戴为魏王不受，东阳少年欲立陈婴为王，陈婴尊母命亦不受。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就想办法立其他人为王，张耳、陈馀拥立武臣为赵王，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后来，项梁在范增的建议下立了楚怀王的孙子、放羊娃羋心。连遗老遗少，阿猫阿狗，都有称王的机会，张良当然也应该有。但是张良不仅自己不称王，反而一见泗上亭长刘邦，就马上表态说“你就是俺的真命天子”，嘿嘿，有点儿意思。
当然，张良也不是相面相中了刘邦，而是因为“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张良在此之前，也拿所谓黄石公兵法忽悠过其他人，但没人理他，而没怎么读过书的基层干部刘邦却买他的账，让张良激动得眼泪哗哗的：“啥也别说了，跟你干了。”
倾盖如故，白发如新。政治盟友和少男少女一样，也有一见钟情的情况。张良和刘邦就是典型。
张良是贵族出身，要说起来，他在反抗暴秦的革命中，觉悟得最早，行动得最早（博浪刺杀秦始皇），准备得也最充分（《太公兵法》达到博士后水平），组织化得也不迟（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往从景驹），但是他没有野心，没有树立自己的旗帜，有点儿怪哦。
我有时会闭目想象一下张良的形象，他应该是一个面色表露出一点儿忧郁，嘴角表露出一点儿坚毅，神情表露出一点儿恍惚的清俊帅哥。革命是坚定的，自己做领袖却又是犹豫的，心中渴望着一个英雄并希望能依赖他、信赖他、追随他。我有点儿怀疑张良哥哥心中有座断背山。
出身草根的革命领袖，往往以其豪迈的气概、豁达的胸襟、生动的语言，甚至有些粗鄙的作风……满足了有小资格调的贵族青年的性幻想。
刘邦显然对张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天上掉下个刘哥哥，张良由此臣服。
刘邦也很明白这一点，因此他后来怀疑过韩信，怀疑过萧何，但始终没有对张良的忠诚表示过怀疑。
你就是俺的真命天子（二）
（引文同上）
张良的爸爸是韩国的丞相，张良的爸爸的爸爸也是韩国的丞相，所谓做官三代，才懂得穿衣吃饭，累世公卿，N代贵族，这就是张良哥哥。
秦始皇灭了六国，当然也包括韩国，此韩国非现在的彼韩国。张良从高干子弟、丞相候选人，一下子变成了平民，不对，连平民都做不了，所谓国破家亡，成了一个盲流。
张良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