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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耐心资本”的承诺让中国比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好地度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人是伟大的储蓄者,所以中国的利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在21世纪的消费热潮中,中国的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变成了美国的大存钱罐。中国的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国有银行饱受内部徇私舞弊的折磨。中国的投资安全未来依靠的必将是落实到位的财务问责制度、更完善的法律以及透明度。2008年,中国银行监管机构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它增加了金融职位执业资格考试的数量,从此,不断增多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具有执业资格才能上岗。┳米┳花┳书┳库┳ ;http://__
新法律允许外国人不用再通过企业合营,可以直接投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喜欢保护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有钱华人。他们要么是外籍人士,其中许多是20世纪50、60年代逃去香港的人,要么是中国早期移民的后代。如今,中国向市场张开了怀抱,而这些华人也一直渴望在中国投资,他们通过金钱俱乐部或商店找到了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投资途径。这些华人手里有很多钱。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拥有着这个国家60%的财富。而在印尼,华人拥有的财富更多,约70%的私营经济都由这1%的人口控制着,包括印尼最大的企业集团。另外,在缅甸经济中,华人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些财富的支持下,国外资本和外国公司涌入了中国。新的利润税取代了利润留成制度。
中国在日本和美国找到了它的最佳客户,但是它正在上马一个项目,要把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结起来。2005年,中国的总理温家宝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推动中印之间经由西藏的陆路贸易通道的建立。中国有如此多的发展建设,这个项目与其说是提升经济,不如说是为了服务社会和政治的需要。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八年后,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发起了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全球运动。中国鼓励人们迁往西藏,加速这个地区的民族融合,这项举措却遭到了世居藏民的强烈反对。
中国向贫困的西部地区大量投入资源符合它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以西藏边境为起点的新铁路的建成使中国进入加尔各答更加容易,而这里距离中国的西南边陲仅750英里。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一支大洋海军,负责在常常运送石油的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航路上巡逻。半个世纪以来,边界争端使印度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距离,但是随着两国都准备开发新的经济机会,它们很可能会捐弃前嫌。欧洲和美国销量下滑的威胁使这一政策愈发具有吸引力。贸易商的热情甚至延伸到了遍布暴力的克什米尔前线,装着苹果和核桃的卡车从印度出发,满载着大米和葡萄干而归。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出口曝炸式增长,21世纪头四年,仅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就几乎翻了一番,从1000亿美元增加到了1970亿美元。经济衰退时期,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猛然收缩,200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中国出口总量下降了18%,测试了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灵活度。同时,中国出口商品的复杂性也日益增加,除了鞋帽和玩具,电脑外围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也纷纷加入出口行列。随着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出口产品还包括汽车零部件。2004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主要出口国,强烈地表明它在培养技术劳力方面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国内消费仅能消化吸收它年产量的1/3,相比之下,美国国内消费的占比为2/3。
第38节
与中国的人民一样,中国政府对待巨额财富也很谨慎,它把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国中长期债券上。这是美国经济的福音,但不一定对中国经济有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找到把储蓄者变成消费者的方法,也许会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留下更大的空间。2008年的经济低迷使中国推动国内消费的计划更为迫切,但这执行起来并不简单。中国人存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政府必须先发展养老计划。制造业的优先地位必须改变。中国消费者想要不同类别的物品,从迷你音响系统到西方人珍爱的昂贵的鞋子。不过,政府正在努力。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更多的贷款,把房屋抵押贷款的首付从当前的20%提高到30%。如果中国人变成购物狂,必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推测起来,他们会从国外进口更多的商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但是社会变革却进展缓慢。中国人民必须与政府一起痛下决心,进行私有化改革。或者用中国的说法,他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它也影响了私有范围,影响了个人决策。中国的居委会负责照管人们在工作单位之外发生的大事小情,而工作单位也设有监督员工行为的党委。居委会不仅要看管辖区的房屋,还得安排每周的政治学习,经营托儿所,分发配给券。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和惩治共产党员滥用权力,在此结构之上成立了党纪委员会。党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退休党员,他们负责在大街小巷巡逻。而这种控制又与信息技术引入的自由自在的沟通拙劣地搅和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十分不友好,因此美国的搜索引擎谷歌和雅虎不得不与中国的审查制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较量。
全球经济与世界的新闻媒体相互联系,充分保证了不良行为如果没有受到惩罚,就会被曝光。如果中国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那么2008年毒奶粉这样的新闻报道可能就会被压制下来。但是邓小平的接班人情愿接受这一公平交易,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走近世界,中国就不会有发展。1997年,中国曾想捂住世界银行的嘴巴,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中国的空气污染成本相当于它GDP的8%。但是现在,全球的连通性意味着中国不能再这样向不利于它的课题施压。世界新闻媒体详尽报道了2008年5月四川发生的大地震,88000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无家可归。这场自然灾难很快变成了政治问题,豆腐渣学校由此浮出水面,解释了夸张的儿童死亡率的原因。
即使我们不能精确预测,但是这些联系必将改变中国人民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外国记者发表了中国国内腐化堕落的故事。他们估计,腐败侵吞约在中国7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到了3%~5%,从地方官员的内幕交易和裙带交易到整顿停业和用假币支付薪水,腐败的形式多种多样。2008年,政府因为腐败行为惩治了5000名地方官员,但是共产党员仍是中国治理的脊柱。行贿可以确保一例成功的手术,可以进入某所学校或拿到驾驶执照,这些情形在中国十分常见。社会中流动的钱多了,贪污受贿的机会也就多了。受害者可以在网上发帖抗议,但是他们要做好被暴力报复的心理准备。
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向我们证明了中国不仅准备好成为一名世界球员,而且愿意投入数十亿美元,上演一场全球秀,展示它的才华、纪律和创造力。30中国走了多远可以用大大小小的不同方式加以衡量。1987年,每24小时会有一个航班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抵达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每日航班大约运送1000万人,另一个每日航班运送2900万人!想想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或是纽约和费城或纽约和波士顿之间,这相当于多少个航班在空中纵横交错。而这还只是那会儿的事。现在,中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和几十个航班。比如上海,还有时速240英里的高铁可以将乘客送达机场。集装箱彻底改变了货物水运,装载这些箱子的货船以秒计算的速度从香港出发,一年到头的货运量相当于4000万个标准集装箱。面对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脚步有所放缓,但依然很忙碌。
第39节
东欧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
中国的改革虽然深刻,但是循序渐进,东欧国家则不同,正如一位评论员对波兰的评述,我们经历了“没有起效的休克疗法”。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着手改革,调整了经济结构,实行了开放政策,并且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中建立了透明化。1991年,正是在这一双重努力的过程中,苏联和平解体,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变成了民主政治,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20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专家建议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用大爆炸来进入市场,流露出了“柏林墙倒塌”带来的一点点必胜信念。这些谋士们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讲话,建议立即解除所有对价格的束缚,并且把国有资产折价变卖给私有机构。他们预计,经济在短暂停滞之后会迅速恢复。真实情况恰恰相反,生产下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物价上涨演变成了通货膨胀。
俄罗斯认为所谓的苏联权贵阶层攫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可以很轻易地把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归为己有。犯罪组织形成的速度比政府控制能力发展得要快。俄罗斯的国有资产抛售得太快,新富阶层和其余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极端组织支持的民间团体与这个国家性急的专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更不用说他们与新贵富豪的对抗。很难分析究竟什么事没发生,但是通过与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可以看出,俄罗斯缺少了解现代经济学的领导人,也缺少为了消费能逐渐跟上工作节奏的人民。俄罗斯的法律制度也无法控制暴徒和不法分子,这些人可以利用国家过渡政府的软弱无力。还有另一个问题困扰着俄罗斯。与中国、印度和美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俄罗斯每年都会惊人地损失50万人口。也就是说,15年后,俄罗斯将从世界的第九大国家跌至第十五或十六位,人口规模向土耳其靠近。
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问题,俄罗斯的发展之箭是否会落入资本主义的箭袋。在旧东欧阵营的国家之中,恢复主权也经历过人口下降,最终通向了政治秩序民主化以及撤除旧计划经济的双重努力。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经验,不过,它们的邻居保加利亚仍被评为2008年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俄罗斯享受着石油出口国的影响力,事实上,它在某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控制了欧盟。但是开采自然资源在许多地方仍是令人难堪的发展。这些收入会减少领导人获得的民众支持,而且这样的“快速致富”鼓励人们延缓了建立强大经济需要完成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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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英国留给印度的复杂遗产
印度的发展比中国慢一些,但是比东欧经济要大有可为得多。印度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可能比中国的威权体制还有更多优点。印度在独立前的300年,曾是英国占领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拓荒人——而且鉴于其文化、人口、面积、纺织制造和战略位置,印度不是一般的殖民地,而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殖民地。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带回印花棉布和条纹棉布。这些色彩斑斓的棉织品在英国人的世界一炮而红,他们用棉织品装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窗户,或者用色彩明快的布料点缀他们的长沙发。在印花棉布热潮的鼎盛时期,东印度公司曾把佩斯利涡旋花纹等英国人喜爱的图案样式带给印度织工仿制。很快,英国的布料生产商开始调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通过法律来减少这些进口布料慢慢地渗入国内市场。英国开始限制印度的工业化,而印度的布料自希罗多德时代就闻名于世。东印度公司不再购买成品布,转而为英国的布料生产进口原材料。印度的布料生产商把自己圈定在就近的、引不起英国人兴趣的市场里。0米0花0书0库0 ;www。7mihua。com
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沉重地承载着印度的殖民历史。印度曾依附于英国这个经济大国,在公共工程上接受过英国数百万英镑的支援,但是这些工程指向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印度本身。1830年后,英国官员开始推动贸易领域的生产。19世纪中期,他们开始为许多英国官员修建办公楼和住所,并且修筑了运河、公路、灯塔、邮政、电报线路和灌溉项目。在印度铺设铁路成为英国巩固政治和军事统治的关键。1860~1920年的60年间,英国工程师年复一年地修建了近600英里铁路。到1900年,印度拥有世界第四大铁路系统。
英国把这项投资看作是一次伟大的文明成就,印度人为此应心存感激。维多利亚女王宣布她的王国希望刺激印度和平的产业时,曾明确说过,“他们的满足感(是)我们的安全感,他们的感激之情是我们最好的回报”。但是印度人民的穷困以及他们的劳动果实堆放在英国货轮的甲板上的景象鼓舞了几个核心的批评家和活动家。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Naoroji)是其中之一,他是第一个在英国议会赢得席位的印度人,他希冀通过议会让英国人理解他们对印度的专制政权。他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正在为“食人的帝国经济”而流血。纳奥罗吉是一名天才数学家,他使用统计数据证明了他所述的情况,据他估计,英国从印度获得了2亿英镑的收益,如果以卢比计算,印度的人均收入是20卢比,而英国的人均收入是450卢比。英国对此的反应是就此问题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这是典型的拖延战术。1885年,纳奥罗吉参与创建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NationalCongres,简称国大党)。他还成了年轻崇拜者玛哈特玛甘地(MahatmaGandhi)的导师。起初,印度国大党只是在英国的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后来它发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最终使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
以资本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印度的批评家之所以重要有两个原因。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官员把经济学视为和物理学一样的自然体系,而不是人类为了自身目的创造的社会制度。他们坚持经济是自然的,这种说法在政治上很有用,可以减少人们对经济运行方式的责骂,就像诅咒雨云一样了无意义。相反,如果把市场看成是社会形态和制度,爱国的印度改革者就可以合理地鼓动变革。如果印度人跳出了英国殖民者的思维定势,他们就会遗弃杜撰谎言的思想基础,不再认为支配经济关系的自然法则有多么重要。他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集成了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原材料生产商,为什么还会一贫如洗。
第41节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总是预先批评印度的领导人,在印度独立后,他们尽可能地甩脱了以西欧和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他们转向发展家庭手工业、手工艺品、合作银行和信用社,这些构成了传统的农村群体经济的基础,而大多数印度人都生活在这些群体里。即使是现在,与全球有联系的企业也只雇用了7%的印度工人。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爬上了它经济扩张最伟大的巅峰,同时,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正在精心设计自给自足的经济,来匹配它们新的政治自治。印度的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是民主的,中国的政治是共产主义的,是威权的。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印度保持着与西方的智力接触,而中国尽可能地隔离了西方的影响。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仍然会讲英语;而随着改革开放前那一辈的精英上了岁数,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都老了。
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近一半,这一事实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两个国家曾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与同一时代场景下的许多新兴市场不同,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积淀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浑厚,作为印度人或中国人,它们的人民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它们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从不会随风飘摇,但它们也同样背负着过去的重担。印度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种姓,继承的身份长久以来一直界定了特权,并且指定了行为和职业。
根据文字记载,印度存在上百个种姓,如果按层级结构排列,贱民构成了印度人口的16%。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它的名称用英语解释是指“非常有教养或有知识的人”,如“波士顿的婆罗门”。1973年,一辆载着86名乘客的巴士被困在新德里西南部的洪水中。一个过路人把绳子的一端拴在一辆卡车上,并牵着另一端涉水走到巴士前,要求乘客拉着绳子自己走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因为乘客属于两个不同的种姓,所以他们拒绝使用同一根绳子,宁愿待在原地,结果这辆巴士被冲走了。资本主义鲜为人知的特征是它对这样的区分没什么耐心。比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法律制度要求在公共场所隔离非洲裔美国人。
印度宪法宣布基于种姓的歧视是违法的,而且这种歧视现在在城市里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然而直到2008年仍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孩收到了一个不同种姓的15岁男孩的情书,她的亲戚公开羞辱了少年后,把他推到了一辆火车前。很奇怪,印度的政坛持续保留着种姓制度的痕迹,种姓仍代表着利益集团。2008年,印度最大的北方邦选举出的领导人是一位贱民女性,这震惊了全国。库马里玛亚瓦提(KumariMayawati)组建了一个联盟,吸引了种姓制度各阶层的选民。方便的组织原则、基于种姓的政治推动了赞助行为,而这些行为逐渐破坏了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提升的功绩。
新独立的印度虽然有民主的开端,但在1947年,它还是历经了一场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的血腥分离。大暴力致使穆斯林人口大批离去,他们从印度搬去了巴基斯坦,再去到孟加拉国。但这次分离并不彻底。今天,居住在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