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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如果不过多考虑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具体观点，他们常常以30年为期来审视其间的变化。在中国，每一个新世代都表现了暴力的特性，这种特性始于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军队成功地把国民党驱逐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当时台湾还叫做福摩萨福摩萨：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译者注。这场胜利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内战，其中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日本侵略和占领满洲的突发事件。
不到七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他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他在农村地区组织成立了以差不多5000户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公社。两年之内，7亿人一直生活在26000多个公社里。毛泽东避开了斯大林极力推动的大型重工业部门，他想用公社这样的小单位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他的首要目标很合理：刺激农民就位，提高粮食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倡导利用大型电气化工程支持农村生产，为农村工作提供动力。政府也打出了标语：“离开农场去农村。”毛泽东的宏伟计划中最具创新力的（也是最常被讥笑的）是土高炉大炼钢铁，人们为了生产钢铁，把金属炊具和工具全部扔进了土高炉。因为运气不好、天气不好、规划不好等一系列原因，大跃进以灾难性的饥荒收场，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带有这个时期明显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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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生活。共产党动员学生加入红卫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铲除教师、前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他们的父母）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年轻人在全国各地流窜，公然谴责这些人，举行批斗会，导致了数万人自杀。与此同时，以前的商人被送去劳动改造。1968年末，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他把这些年轻人改称为“知青”，派遣他们去农村，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词语的转换把数百万狂热的支持毛泽东的年轻人变成了国家的流放者。许多年轻男女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六年。这些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难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一样，曾被这样严密地看守过并且肆意地操纵过。。xjqi。
中国的经济改革家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留下的社会消沉而贫穷，并且纠缠在政党的层层控制之中。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经济受到了政治的制约，为了排除外国对国民消费的影响，他监督并且极力推动工业化。他还主持了人民平均寿命和文化方面的大跃进，这个决策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利。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上台，他很快拿出一项计划，为停滞的经济注入了活力。1971年，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访问。1978年，美国正式承认了这个冷战时的敌人——中国。美国国务院现在声称，美国不愿意看到自己与任何国家的双边关系变质，所以它必须向乒乓球员伸出橄榄枝。邓小平还无可奈何地目击过一次民众对抗。这场学生和共产党官员之间的对峙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影响了1989年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来说，373最伟大的塑造者不是天安门广场，而是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总会即兴发挥一段复杂的舞蹈。它放松了对经济决策的控制，刺激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充分的监督，确保13亿人不会饿死，也不会造反。先让脚步向上，再向下，然后释放压力再来一遍。侧移步估计是在检查经济发展的进展如何。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模式化的舞蹈不会被突然跳成危险的自由风格。
“奇迹”是一个宗教词语，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奇迹是神力和恩典的证据。天主教堂并不褒扬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世俗社会挪用了这个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它的出处——奇迹成为描述经济成功最受欢迎的方式。18世纪早期，法国人把海峡对岸的惊人繁荣称之为英国奇迹。二战结束以后，西欧经济的强劲复苏也被称为奇迹，还有早前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可以称为奇迹。现在轮到中国发生奇迹了，而且是个壮观的奇迹。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路途中，很多区域都存在障碍。第一个障碍来自于社会文化，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还基本保持原状的观念。平等是共产主义价值的基石，住房安排和粮食配给问题更加巩固了这一现实。然而，中国迅速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这确实令人震惊，它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瑞典、日本、德国、印度、印尼、韩国和美国，但是仍旧低于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如果普通的中国人放弃了公职，或是不再经营政府的商店和餐馆，转而开办自己的企业，那么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放弃了虽然少但是有保障的工资，借用大街小巷的说法就是他们“打破了铁饭碗”。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用实际行动鼓励了其他人，主要是年轻人纷纷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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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另一个国家如何飞跃到世界经济的前沿似乎就可以预知了。中国迎难而上，冲破了机会和人才的重重困难。中国的发展几乎就像是一部怪诞小说。你只能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尸体，诚然，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压抑。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共产党领导人也开始服从于市场经济的部分规则。市场经济慢慢地接替了计划经济，展现出它惯常的魔力。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这种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可以以其他常用方式重新表述一遍。25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七倍，1989~2004年，它的全球购买力从5。4％提高到12％以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土耳其和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实现这些发展的同时，它还得监督着十几亿的国民。
中国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是出让它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中国虽然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也改变了它们的经营方针。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可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他们的业绩表现也能为自己带来适时的回报。中国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基本上是为军事需要提供服务。1984年，中国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准国有企业以协议价格出售多余的产出。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更加自主了，可是它们的收益却下降了，因为它们用我们所说的利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福利。这些企业背负着冗员和退休养老金的重担，处于明显的劣势。它们没有服务于国家更需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汽车制造企业多是国有企业或是与外国公司形成的合资企业，这种安排在酒店业也很常见。
中国的经济特区
邓小平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可以进行自由交易并且接受外国投资。事实证明，这些特区非常成功，其他14个沿海城市很快也获得了同样的特权。价值观改变行为。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这些特区以前，曾认为经济繁荣的南部省份广东因为靠近繁华的香港，所以已经被西方野蛮的生意人污染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放开了许多领域，派出了一批年轻的领导人去西欧、美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参观学习。这些人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应该效仿一个世纪以前日本明治维新的应急计划。苏联解体使邓小平否决了一些党内领导人的提议，他们依然赞成中央计划。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邓小平拥有着作为政党主席必要的管理技能，他知道如何授权和斡旋。他沿袭了毛泽东分散化决策的方针，在农村地区扎下深根的共产党官员是贯彻这个方针的基础，毛泽东把很多责任托付给了他们。改革派想战胜保守派的反对，于是在文辞上耍了些花招，他们把改革行动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他们以前的中央计划看成是需要再加工的方法论。
为了适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存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推出了零售和批发都适用的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因为差距大，所以除非产品质量明显不同，人们一般都会争先购买法定的物品。双轨制也鼓励了受贿。人们利用自己的党内关系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物品，或以较高的价格把工业材料倒卖给私营企业。这种腐败形式使共产党饱受批评，而且加速了向私人生产的迈进。1993年，浮动汇率制度代替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特殊汇率，双轨制被淘汰了。行贿受贿对中国其他方面的直接进步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贿赂绝不只存在于东方世界。2008年，伟大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因为过去60年在世界各地的非法付款而支付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罚金——1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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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从农业经济开始启动了它的改革方案。中国的农村人口从共产党上台时的89％下降到了71％，但这个占比仍然很大。困扰中国经济的还是两个老掉牙的问题：粮食不足，农村人口的就业岗位不够。1978年末，也就是邓小平启动改革的前夕，一个集体农场偷偷把土地出租给了个体农户，并且分配了强制的采购定额。这次秘密改革的成功证明了私有化农业的好处，尽管天气干旱，这个安徽省的集体农场的粮食产量仍然增加了30％。因此共产党妥协了，至少在贫困地区和山区，它放弃了集体农业。后来，中央政府注意到地方官员可能剥离旧的集体所有制的资产，于是加快了农业私有化的进程，这使得地方官员不能以极低的价格将集体财产出售给他们的亲信。这项新制度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中国的乡镇企业把工业带到了农村地区，部分解决了农村过剩人口就业的老问题。在农村3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中，超过2/3是由农村工业化创造的。人们各就其位，节省了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吸收了农村农闲时节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方案最初规定，15年后，私营企业将恢复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一条款的执行期限后来延长了30年，而且目前看来很可能会完全取消。1998年，农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邓小平的改革方案甚至让遥远的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提高到了7。4％，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惊人地达到了12。8％。
农户如果想避开针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往往会登记成集体所有制。村民把这种做法叫做戴红帽。户籍制度把农民绑在了土地上，但是1992年后，针对私有制的歧视逐渐减少。1994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民营企业不用再费心去捏造一顶红帽子了。因为国内的市场不断扩大，这些地方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一个事实可以用来判定民营企业对377于中国出口经济的贡献，中国某市生产的袜子约占全世界袜子总销量的35％！充足的劳动力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村滞后的工资促使1400万中国男女奔向了富裕地区，随着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不断蔓延，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尽管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劳动力输入地区和输出地区都有好处，但是这种持续流动的趋势向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使与普通市民相比，外来劳工赚得少一些，但是他们的收入比之前还是增加了一倍。和美国的无证工人一样，中国的流动工人也做着工时长、条件差和报酬低的边际工作。虽然中国极力避免大城市的周围形成贫民窟，但是外来人口只能住在宿舍、出租屋或工作场所。举例来说，1999年，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是17。27平方英尺（约15英尺乘10英尺）；而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的居住面积只有上述的一半。
2008年末，在邓小平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典礼上，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布，允许农民把他们3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其他农民或公司，这一条款把集体农业推得更远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从10％下降到8％，振兴农村经济变得极其重要。而经由这次改革，约8亿农民家庭能用他们的农场进行抵押借贷或者出售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加入城里人享受的消费浪潮。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出口放缓，这样做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虽然一些卖出的农田可能不再用于耕作，但是地块整合还是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农业改进后，农民少了，投资多了，领导人希望生产力也会提高。中国农民很节俭，政府希望他们有了更多的收入后，会开始消费，弥补出口赤字。
第36节
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美国的很接近，但是中国有更多的山区。中国内陆的丘陵地区仍然很落后，远远赶不上沿海的平原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有2亿人，而中国人口将近10亿。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减缓人口的进一步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敦促夫妇晚结婚，晚怀孕，少生孩子。1979年，邓小平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打算把计划生育政策至少持续到2010年。不过这项政策只适用于居住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即使存在很多例外，中国的生育率还是下降到了1。7，比西欧的1。4要高，但是低于美国的2。1。政策的成功可以用事实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是30％，而现在只有20％。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是男女比例的失衡，因为许多夫妇为了保证他们生的是男孩，打掉了女胎。s米s花s书s库s ；www。7mihua。com
20世纪6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尚未产生影响之前，婴儿死亡率已经开始下降，从而造就了年青一代的就业高峰期。因为有很多的生产岗位等着他们，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这代人加快了祖国的经济繁荣。从长远来看，人们健康方面的改善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近几十年，中国的抚养率（依靠工作者抚养或赡养的儿童和老人的数量）一直在提高。如今，没有姐妹、兄弟、阿姨、叔叔和堂兄妹的两代人长大了。加入劳动大军的求职者数量正在减少，退休人数却一直猛增。到2010年，3。32亿中国人将年过50。这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政府持有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它可能不得不兑现一些，因为中国坚持为它的老年人口支付退休金。
尽管中共领导人在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权。然而，迈向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意味着在鼓励人们自行其道。个人主动性和国家控制存在尴尬的对接问题。改革的领导人认同鸟笼经济学说，即中央计划是鸟笼，经济是小鸟。寓意是：没有笼子，鸟儿就会飞走。但又必须让这只鸟感受到有空间，所以笼子必须不停摇荡，创造空间很大的幻觉，让鸟儿高兴。但是西方人会说，共产党现在正被老虎追着跑，它不能慢下来，也不能掉头往回跑，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太过惹眼，而且被广泛分享。《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抓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发展形势：“以前的红卫兵变成了百万富翁。”
1989年政治风波为中国共产党敲响了一次警钟。只有强大的物质文明才能控制对更多自由的要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次南巡后来被称为“春天的故事”，为中国同年召开的党代会提议的新改革方案确立了政治路线。法律和共产党都更赞成私有制。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使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拥有了同等的地位。公司股票交易规范化，雇主可以解雇不需要的工人。这一进步让人回想起16世纪英国的服装商，他们说服了枢密院，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他们为需求的回归节约资本，而不是一直花钱养着纺织工。资本家有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从2002年到2007年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增加了10％，达到了7400万人。
中国在引进技术和增强技术教育方面一直保持着急速发展的势头，不过它的教育投资只有巴西的一半，而且远远低于印度。中国派出了最聪明的年轻人去国外大学学习最先进的工程和科学。这项政策是把双刃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共35000人，只有9000人回国。不过现在，回国率不断提高。而且2006年，美国也派出了11000多名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巨额储蓄中拿出一些，开发一个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身份相称的教育体系，这一点令人费解。
1994年，中国共产党在放松了经济控制的15年后；开始鼓励共产党员参与经济发展，进行自我重建。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是能源、钢铁、交通、通信、电力和卫生等国有控股企业凭借新效率集中了更多的权力。新的精英团体掌控了大局，自上而下直至地方层面，他们都在为成功的举措进行自我奖励。虽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并且特别关注中西部的落后地区。
第37节
中国的投资资本组合
中国银行体系的支柱是四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这四大银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衍生物；1994年，在发展的宗旨下，中国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有城市银行。在几乎所有国有银行中，政府都控制着多数股权。国外的直接投资非常多，主要包含的是长期承诺。这些被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