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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习，开心，恋爱——一句话，活得很充实。 但是，我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记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做好准备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苦练跳伞，也有些人参加自愿训练班，准备当飞行员。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加入了通信兵班。在这一行我已经略有所知，因为几年来一直都在自己动手作无线电收音机，此外，我的专业是电工。我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扎着皮带，肩上斜挎着武装带。这种制服很像德国共产党人的军便服。指导我们的是一个通讯团，于是夏天里我们跟他们一起住帐篷，参加野战演习。 1935年九月，工业学院夜校四年级的课程开始了，所以必须转调作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国旅”。我被“列宁铁工厂”设计局接受为技工。我父亲参与设计的船坞已经建造完毕，于是在波多附近的江边开始建造客轮和拖轮。那是船身两边带推进轮的那种船。我的工作，是绘制推进木轮叶运转的那个机械的图纸。图纸画好之后，再交给女描图员进行复制。我喜欢上了其中的一个——可爱，快活的姑娘佳丽亚。我跟她做了朋友，1940年12月我们结婚了，就在那时，经过许多曲折和麻烦之后，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 工作和学习占用了整个白天。时间过得飞快。只有在星期天，也是当时惟一的休息日里，可以休息娱乐。夏天我们玩帆船，冬天玩雪橇，滑雪，溜冰。 这几年开始了新一轮镇压。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红军高级将领被捕之后，许多技术专家，学者，作家，演员也开始消失。这架绞肉机仅仅触及到了我熟悉的几家人。所以，因此我当时一直觉得，在新的恐怖浪潮中由某种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其他人。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也可能真的是有罪的？…… 1938年春天，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顺利地大学毕业，获得了工艺工程师的专业证书，被派遣到富于革命传统的基辅“阿斯纳尔”工厂，在国防企业名录中，它的编号是393。那里生产火炮。我将来会作军械工程师。
战前岁月的反差（3）
然而，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斯大林与罗斯福（1）
斯大林以为美国总统跟他本人一样，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无所不能。 为了争取主动，斯大林决定创设新杂志。 在那些我本人有机会接近观察的外国国务活动家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我国，人们把他看作一位现实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雅尔塔的一条主要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现代史上以及二战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充满魅力、反应敏捷、有幽默感的人。甚至在雅尔塔，当时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所有在场的人都发现，总统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锐。 我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被委派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1943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的谈话。当时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之中。 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在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前一天启程赴伊朗首都。我在基辅徒劳地试图找到自己的父母，因此被迫追赶代表团。我深夜起飞前往巴库，快到晚上才到达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乘飞机前往德黑兰。当天中午，我刚刚赶到苏联大使馆，便得知我马上要翻译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如果我的飞机晚到一个小时，那么我便会赶不上这次会见，不用说这会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为每次会谈都是他自己挑选翻译。 当我进入与大会议厅相连的房间时，身穿元帅服的斯大林已经在那里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于是我赶紧道歉说稍微迟到了，并解释说是直接从机场赶来的。斯大林微微点了点头，慢慢地在房间里踱步，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拿出一支烟，点上。他眯缝着眼睛，已经不那么严厉地看了看我，问道：“路上累不累？能不能翻译？此次谈话责任重大。”“能，斯大林同志。在巴库那一夜休息得很好。感觉良好。”斯大林走向桌子，漫不经心地将烟盒抛下。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已经熄了的烟卷。然后，慢慢摁灭了火柴，用它指了指沙发，并说：“这里。我坐边上。他们会把罗斯福用轮椅送来。让他坐在沙发的左边，您就坐沙发上吧。”“明白了。”我回答道，我已经不止一次为斯大林翻译，但我从未听到他如此重视这类细节。也许，在会见罗斯福之前他有些紧张。 斯大林当然很清楚，对于经他的努力在苏联取胜的制度，罗斯福总统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对于罗斯福而言，斯大林帝国内部那些血腥的犯罪、专断、镇压和逮捕——摧毁农民的家业，导致千百万人饥饿和死亡的强制集体化，对那些被宣布为“危害分子”的高级专家、学者、作家的迫害，残杀杰出将领，所有这些都不能是什么秘密。斯大林政策的恐怖后果，在西方造成了苏联极其负面的形象。跟罗斯福将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能否克服疏离感？斯大林不能不自问这些问题。 我想，总统也明白，在当时的局势下与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找到共同语言何等重要。并且，他处理与斯大林关系的方式，使得这疑心重重的东方暴君似乎相信了，国际民主社会愿意接纳他。在跟苏联领袖的第一次会谈中，罗斯福就努力建立信任的气氛。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他没表露出任何的紧张，小心翼翼，没有任何不自然的长篇大论。 斯大林也决定施展自己的魅力——在这方面他可是个高手。战前，我们的领袖很少接待外国政治家，所以也不具备相应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弥补上了欠缺，1939年8月在会见里宾特洛甫时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希特勒入侵之后，斯大林直接参加了谈判。与霍普金斯、哈里曼、赫尔等人的谈话，与罗斯福频繁的信函来往使他有机会充实自己有关美国人的概念，并且操练出跟他们处事的一套特殊方式。但是，从旁边终究能够看出，1943年秋第一次会见美国总统之前，斯大林感觉并不十分自信。 是否正因为这一点，他这次关注要如何落座更好？显然，他不想把自己长满天花豆的脸过分暴露在灯光下？元帅服和带红色镶条的裤子仔细熨烫过，柔软的高加索皮靴（他平时将裤子扎进去）明光锃亮，脚后跟下鞋垫里加衬的垫子使他比平时高些。而与罗斯福的谈话，他是从典型的格鲁吉亚客套话开始的。总统在公馆里可感到满意？有没有什么事情疏忽了？他能否为总统作些什么等等。罗斯福加入了这个游戏，向斯大林敬了一支烟。后者回答说，习惯了自己的。总统也问道了“著名的斯大林烟斗”。 “医生不让抽了。”全能的领袖双手一摊。 “医生的意见必须要听。”总统用过来人的口吻说。 接着两位领导人互相通报了身体情况，谈了谈吸烟的坏处，户外新鲜空气的好处。总而言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挚友相见。 当斯大林应总统的请求谈到前线的状况时，他没有隐瞒乌克兰的困难局势，德国人占领日托米尔，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之后，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再次受到威胁。 而罗斯福也照样表现出了坦诚。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他提到了殖民帝国的问题。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作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罗斯福政府遵循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当天美国国务院声明中的表述，即“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遵循这样一种方针，根据这个方针，苏联对德国作战的事实，并不表示，在国际关系中它维护，争取或者遵循着与我们同样的原则”。 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对苏联，以及斯大林本人多次发表了友好的意见。但这里，我想，他仅仅对反希特勒联盟范围内的盟友关系、顶住了希特勒战争机器大规模攻击的英勇顽强的红军表示尊重。同时，从苏德前线的战事中总统也得出了相应的结论。继续抵抗侵略的苏联人民，如罗斯福认为的，证明了体制的牢固性。如果这个体制能够坚持下来并维持到战后，那么再次企图摧毁它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形成一种机制，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可以共处。但这些根本不意味着，罗斯福赞成苏联的现实。 斯大林的不信任也有其自己的原因。在16年的不承认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他有关愿意向反抗希特勒侵略的苏联人民提供援助的声明，总统愿意给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罗斯福政府的优点。但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实践中，却也有不少事实，强化了斯大林对美国的怀疑。并且，在意识之中根深蒂固的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敌意，不断地使他保持警惕。 我多次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借各种理由对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拿国会来推诿。他以为我会相信他真的怕国会，因此不能向我们让步。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反倒拿国会来做挡箭牌。真是一派胡言！他是军事领导人，最高统帅。谁胆敢有异议？他躲在国会后面方便些。但他糊弄不了我……” 斯大林同样也不相信，当他抱怨英美报刊上针对苏联的不友好文章时，罗斯福和丘吉尔解释说，他们无法控制报纸和杂志，并且对他们，新闻界往往也不买账。所有这些，斯大林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狡诈，两面游戏。但他看到，苏方处于不利地位。每当我国媒体上出现小心翼翼的针对西方盟国政策的批评时（拖延开辟第二战场，军事供货不能保证按期进行，单独媾和谈判的传言等等），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抗议，向斯大林提出意见，因为这里是苏联官方新闻机构的材料。
斯大林与罗斯福（2）
为了平衡这种状态，斯大林决定在1943年创办一份新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并且表面上似乎是工会组织在出版这份刊物。这家杂志的实际编辑是莫洛托夫，虽然在杂志的封面上是某个工会活动家充当主编。莫洛托夫委派我处理编委会会议的技术准备工作，于是我可以看到，不仅仅是莫洛托夫，往往是斯大林仔细地斟酌一些批评性文章。这样一来，对英美的抱怨他可以回答说，苏联政府对这些材料不承担责任，所以任何意见请提给工会组织。斯大林相信，这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操纵媒体的手法毫无二致。 早在三十年代，斯大林就在争取与罗斯福建立联系。米高扬给我讲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情况。 事情发生在1935年，在莫洛托夫的别墅，当时米高扬很快就要出发去美国购买设备。一个名叫库恩的美国人也在别墅——他是莫洛托夫妻子的亲戚。很快，斯大林来了。晚饭之后，他跟米高扬一起来到花园，并说：“这个库恩，是资本家。你在美国跟他见一见。他可以帮助我们与罗斯福展开政治对话。” 抵达华盛顿之后，米高扬弄清楚了，资本家库恩拥有六个加油站，但是却不可能跟白宫有任何关系。库恩做中间人的事想也不用想。同时，在会见亨利·福特时，后者主动向米高扬提议说，可以介绍他认识罗斯福。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立即将此事通报了莫斯科，但却没有接到答复，于是米高扬也没有见到罗斯福。我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这样做，须知斯大林曾经争取要跟罗斯福对话。 “您太不了解斯大林了，”米高扬解释说，“他可是指派通过库恩的。如果未经他批准利用了福特的帮助，他会说：‘这个米高扬比我们都聪明，干起了大事’。他便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想起来，用来收拾我……” 这件事证实了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的机警，也证实了多年之后在莫斯科流行的、专指米高扬的一句顺口溜：“从一个伊里奇到第二个伊里奇，没有梗塞，没有瘫痪”，意思是他在一个暗流汹涌的时代里全身而退——从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烈日涅夫。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有关美国的概念何等幼稚。他认为，既然库恩是个资本家，那么他就跟总统常来常往。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美国观，斯大林曾经分别向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建议派遣美军到乌克兰的苏德前线作战。自然而然地，他得到了拒绝，但令人惊异的是，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 其实，最怪异的还是此后不久罗斯福的一项动议。1942年元月12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在跟刚刚到华盛顿的新任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谈话时说出了一个意见，即美军可以替换在驻扎在伊朗、外高加索以及极圈外港口摩尔曼斯克地区的苏军，而苏军士兵可以被投送到前线正在激烈作战的区段。总统用一个独特的诱惑来加强这个建议：“美方，”他对苏联大使说道，“对于苏联在北方，挪威的某个地方，譬如纳尔维克，获得一个不冻港不会有任何异议。”罗斯福解释说，“为了跟这个港口联系，可以通过挪威以及芬兰领土划出一条走廊。” 从现代道德的角度看，类似的建议，况且挪威人和芬兰人都不知情，至少是厚颜无耻的。何况，当时纳尔维克以及整个挪威都被已经被德国占领。 苏联政府谢绝了美国的建议。莫洛托夫在元月18日的电报中，委托大使答复罗斯福，即苏联“现在和过去对挪威从未有过领土或者其他要求，因此也不能接受苏军占领纳尔维克的建议”。至于用美军替换在高加索和摩尔曼斯克的苏军，那么，这个“不具备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地方目前没有军事行动”。接着在电报中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罗斯福使用美军进行的援助，其目标将是与我军并肩作战打击德军及其盟军”。 但是，美国并没有军队用于此目的。 所有这些事情，在莫斯科引起了不快之感，并且使斯大林产生了新的怀疑。他将罗斯福的建议看作是想染指苏联领土完整。他记得很清楚革命后不久对苏俄的干涉，当时美军占领了我国几个地区。与此同时，这也看出了华盛顿靠苏联人流血保存自己力量，并且削弱冲突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德国和苏联的图谋。 我想仔细谈一谈对斯大林和罗斯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个关键问题。 虽然我们的西方盟国对莫斯科在法国实施登陆的多次呼吁没有响应，但是，华盛顿从1941年秋天起就在研究这个战役的可能性。翌年春天，攻入法国北部的美国方案已经准备妥当。马歇尔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时指出，在这个地区实施登陆，是对俄国战线最大的帮助。然而，此次战役实施却被置于两个条件之下： 如果俄国前线的局面令人绝望，也就是说，德军获得全胜，即出现了俄国抵抗不可避免崩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的进攻可以看作是为了共同事业的牺牲。 如果德国人面临危局。这份文件能够说明美国对于“第二战场”的设想：当苏联和德国有能力继续作战时，华盛顿更愿意袖手旁观。最主要的，是战争结束时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 哈里·杜鲁门（他当时是参议员）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反应也很典型。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他说： “如果德国人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俄国人，如果俄国将获胜，我们必须帮助德国人，那么就让他们互相残杀的更多些吧”。 斯大林牢牢记住了未来美国总统的这段直言不讳的话。 1942年底，希特勒动员了庞大的军力，预备向苏联纵深发动新攻势。而我们的西方盟国依然无所作为，以减缓苏德战线上的局面。李维诺夫大使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于1942年1月31日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出了问询：“在希特勒可能的春季攻势之前，为此他正在积蓄庞大军力，已经剩下不到两个月了，并且如果我们希望在此时之前获得英美的援助，那么就必须马上向他们提出这一点。我们要么必须要求在大陆实施登陆，要么声明，我们需要多少飞机和坦克，敌人在这个或者那个方面有多少优势。” 2月4日，李维诺夫收到了如下答复： “我们欢迎我们的盟国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但您知道，我们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已经三次被拒绝，所以不愿再遭到第四次拒绝。因此，您不必在罗斯福面前提出第二战场的问题。我们等待时机，届时，可能我们的盟国自己会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否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影响。无论如何，很快美国人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1942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向苏联政府首脑通报说，他认为有必要就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与苏联权威代表交换意见。他询问，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派遣莫洛托夫到华盛顿来进行谈判。苏方立即表示同意。为了保密，此次访问以“布朗先生代表团”的代号进行。 莫洛托夫先行抵达伦敦，签署了英苏结盟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作战以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然后前往华盛顿。在跟罗斯福总统的谈话中，主要涉及到了西方盟国在法国登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