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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歇斯底里大发作（2）
莫洛托夫在已经退休之后，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饶过了芬兰……做得很聪明，没有让她加入我们。否则会有一个长久的伤口……那里的人非常执拗。那里，哪怕是少数人也很危险。那么现在可以略微加强关系。正像奥地利一样，没能将其变成民主主义国家。赫鲁晓夫把伯克拉乌德给了芬兰人。要是我们的话，未必会给……”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企图给芬兰和奥地利准备东欧“人民民主”的命运。但克宫的主子们没能做到。所以，如果芬兰人顶住莫洛托夫的讹诈的话，斯大林也未必会下令占领芬兰。但那样便会出现“丢脸”的危险，这也会是个奇耻大辱。因为他已经被迫悄悄地将与库西宁的影子政府1939年秋天当着他，斯大林的面签署的不长久的“条约”藏起来。他以为，苏军占领了特里奥卡之后，整个芬兰都会处在他的手掌心里，但他失算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可以说带着高尚的目的冒了险：促使芬兰人尽快媾和。这出戏演成功了。虽然，也应该清楚的是，其时芬兰人自己也得出了结论，是该跟苏联谈判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战前岁月的反差（1）
从1935年起，生活逐渐得到改善。 1938年春天，我通过答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基辅一家大型军工厂。本来我这一辈子要制造武器的，但上苍却另有安排…… 1935年的头几个月里，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快到夏天时，完全正常了。虽然没能达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足水平，但大家感到呼吸自由了些，吃的也好些了。于是斯大林“生活好些了，生活轻松了”这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印证。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当生活轻松之后，工作也顺手了”，似乎也慢慢兑现了。与二十年代不同的是，不允许私人经营。但国营商业和服务也开始正常运转，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 乌克兰政府从哈里科夫迁到了基辅。这件事不仅仅被看作是对古代斯拉夫历史中心的重视，同时也见证着苏联的国家安全得到了加强，她不再顾忌资产阶级波兰这个近邻了。我们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印象，即三十年代初那些巨大牺牲并非枉然，斯大林最终是正确的，他大幅度地改变了国家制度，使她走上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的路子。 一个夏日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国旅的“大陆”饭店里，是一片紧张忙乱的气氛。一批陌生的，身穿便服，但明显军人做派的年轻人在前厅里布置着从市立美术馆借来的中国花瓶，插上新剪来的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旅馆的门僮们在铺地毯，在橡木楼梯扶手上打蜡。小商亭的女售货员在练习最迷人的微笑。最富有的外国游客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跟从前不一样，这次也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我一溜穿过前厅，来到服务处，问法因伯格，是怎么回事。“我们正在替哈里科夫来的贵宾准备豪华客房，”他压低声音说道。“他是谁？”“波斯德舍夫临时在我们这儿住一阵。给他的房子还没有收拾好。不过我建议你此事不要扩散。有外国人问，就说不知道……” 从那时起，跟高级领导人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搞得神神秘秘。虽然说，当时担任乌布共（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巴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德舍夫本人非常平易近人。他住在“大陆”的一两周里，我好几次在走廊和楼梯间碰见他。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有时还会问一问，游客都是些什么人，想看什么地方，喜欢不喜欢基辅等等。 乌克兰的其他领导人——科西奥尔，留布切科，丘巴里，彼得洛夫斯基等——一开始就搬进了为他们预备的小楼。波斯德舍夫官邸的装修没有完工。这幢别墅位于里普基一带，正对着马利亚花园，紧邻我们家住的那栋楼。革命前，它属于糖厂的大老板扎伊采夫，它的建筑是巴罗克风格，十分雅致，轻灵。在我觉得，对无产阶级领袖来说，这有点太过奢侈了。不过，其他领导人的别墅与之相比并不逊色。譬如，担任乌克兰中央执委会主席，相当总统职位的彼得洛夫斯基住在一个宫殿里。这位老革命家，坐过沙皇的监狱，流亡期间生活难以为继，现在毫不客气地住进了这幢酷似苏格兰城堡的房子里——灰色的花岗岩，高高的尖拱窗，锯齿状的塔楼，正门口有一排大理石拱柱。乌克兰的领袖们用“别克”，“林肯”代步。斯大林用这一套资本家的生活方式腐化了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们。可能，他们之中有人起先还对这些远离人民“公仆”生活的各种福利感到苦恼，但很快就弄明白了，拒绝会引起领袖的愤怒，他会刻薄地指责这些是“廉价的迎合取巧”和“假模假式的民主作风”。斯大林的特权系统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这些宫殿连同众多的奴仆并不属于“红色高官”。当他们还拥有“主人”好感的时候，他们能够使用这些设施。他随时可能——由于“不听话”，真的或者假的谋反——让他们一无所有。一般来说，他同时也会剥夺他们的生命。 波斯德舍夫当时还是党的市委书记，虽然很快就搬进了别墅，但依然十分平易近人。有时独自在自己的别墅旁散步。乘坐的不是进口车，而是带帆布顶棚的苏联造“小嘎斯”。在亨利·福特帮助下建设起来的高尔基汽车厂刚开始生产这种汽车。在波斯德舍夫的努力下，许多色彩鲜艳的花坛把基辅装点得十分美丽。鹅卵石马路铺上了沥青。在玛丽娅花园里，修建了一个“贝壳式”音乐厅，每到夏天的晚上，那里举行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街头出现了许多贩买各种吃食的小摊贩。在游廊市场里，“大陆”饭店附近以及各个城区开办了儿童咖啡屋，出售各种各样的冰激凌——草莓，果仁，巧克力，李子等等。 波斯德舍夫经常到各个工厂去，叫得出许多工人的名字，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受欢迎。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俗语：活要干得好，书记过来跑。这一切显然让斯大林有所戒备。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声誉，把这个看作一种危险的“竞争”。也可能是乌克兰领导层中波斯德舍夫的同事们暗中向“各族人民领袖”报告了乌共（布）书记的“非正统”的行为。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在1934年举行的被斯大林称为“胜利者大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波斯德舍夫，还有丘巴里，科西奥尔等人作报告，要求用基洛夫——政治局委员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书记替换斯大林做总书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基洛夫获得了压倒性多数的选票。并且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更喜欢基洛夫，而不是斯大林。然而，基洛夫谢绝了担任总书记的提议。不仅如此，他把这些情况告知了斯大林。 “谢谢，”“各族人民领袖”表示了感谢，“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他倒是真的没有忘记。十二月初，基洛夫被杀害。斯大林名字被划掉的选票被全部销毁。过了不久，开始逮捕那些斯大林怀疑“不忠”的“胜利者大会”的代表和中央委员。镇压也波及到了乌克兰领导层。 内战英雄，在远东战胜过日本人以及其他入侵者的波斯德舍夫第一个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消失是怎样发生的。负责人被紧急召往莫斯科。他在基辅（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首府）毫不怀疑地登上夜间快车的“国际软卧”车厢。途中列车只停一次。深夜，在米哈伊洛夫镇车站，几个身穿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的武装人员进入车厢，领头的人命令列车员敲开那个包厢门。门开了，出发前往莫斯科的领导人面对几枝黑洞洞的枪口。其他乘客静静地睡着，这时，“囚犯”被武装押送到车尾加挂的一节挂窗帘用铁条封死窗户的特别车厢。在莫斯科，注定要死的这个人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卢比杨卡（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后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现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译注）的地下室。波斯德舍夫之后，丘巴里也被送到这里。留布切科——他当时是乌克兰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于是跟年轻貌美的妻子诀别，将自己锁在豪华别墅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稍晚些时候，乌共（布）第一书记柯西奥尔也被逮捕并枪毙。这发生在斯大林将自己的代理人赫鲁晓夫派到乌克兰之后不久。彼得洛夫斯基比较走运。他仅仅受了牢狱之灾。斯大林死后被释放，后来甚至得到了革命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晚一些，而1935年夏天几个月真是非常幸福，光明灿烂。饥饿年代已经过去。生活预示着美好的前景。我们跟父亲一起凑钱买个一只小小的帆船——仅仅能够容纳四人。休息日里，朋友们男孩子女孩子们顺风时可以沿着第聂伯河溯流而上走得很远很远，走过梅日格列和维###尔，那里的山丘上从前是符拉基米尔大公——后来的圣徒，他使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宫殿以及有三百个嫔妃的后宫。在第聂伯支流杰斯纳河的河口，我们燃起篝火，烤肉串，焖土豆。我们把红藤的枝条扔进篝火，呼吸着芳香的烟味，它就像那熟透了的苹果的味道。每到晚上，在玛丽娅花园枝叶曼曼的椴树下，听着基辅交响乐团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在“国旅”工作的最后一个夏天特别有意思。游客比1934年更多了，所以得陪着他们，在国内走很多地方。各个车站上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来自附近村庄的农妇们出售着浆果，水果，陶罐里装着浆果汁，煮玉米，熏鱼等等。可以感受到集体化的震荡之后农村在逐步复苏。在我们到过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哈里科夫，敖德萨等地生活也在逐步恢复正常。看来，国家终于进入了一个顺利的时期。当开始逮捕乌克兰领导人时，代替被捕的来了一批人，后来这批人也遭到逮捕，结果人们已经来不及记住自己一个个新任领导的名字，至少在我的意识中，这并未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暗淡无光。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岁月的反差（2）
也许，只有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内战英雄雅基被捕引起了我的疑虑，他最终与图哈切夫斯基以及其他有才干的红军指挥员们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我为雅基感到惋惜——他身材高挑，是个美男子，还非常年轻。雅基在里普基也有一幢别墅，所以我常常看见过，他乘坐一辆蓝色敞篷“别克”，在一个淡黄色头发美女的陪伴下从我们楼的窗户下驶过。很难相信，这个勇敢果断，为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贡献良多的统帅会成为“间谍”，“破坏分子”，“人民公敌”。 在“国旅”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们从早忙到晚，基本上没有休息日，而在国内旅行时实际上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跟游客打交道。但是，期待见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英国，美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希腊，日本，印度等等，跟他们交谈，了解到新的东西，以及还有把我们国家介绍给他们——所有这些都给人以巨大的内心满足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根据他们的愿望，我们安排同行聚会。有时甚至整天都得呆在法庭上，或者消防队里，翻译与作家，画家，音乐家，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谈话。也有许多次第聂伯河上的游玩。游客当中有许多的农艺专家和农场主们，我们将这些人带到戈罗谢耶夫森林，那里有一所新开办的乌克兰农学院。去那儿的一路上风景如画——数不清的急转弯，上下坡，湖泊和一丛丛茂密的野蔷薇。参观古老的修道院和教堂不仅对游客，而且对导游都是非常愉快的事情，其中许多的建筑依然保留着最初的样子。 基辅近郊，位于库列涅夫卡的基里尔教堂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座教堂建于十三世纪，在本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拜占庭壁画以及镶嵌画上数百年的灰尘与烟黑，空白的墙壁和穹顶用当时最好的水彩画家的作品进行了装饰。符鲁贝独创性的壁画《圣灵降临》在人的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教堂高高的围墙后面，有一所精神病医院，而为忧郁病发作所苦的符鲁贝，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他在医院的病人之中为基里尔教堂壁画创作挑选了模特儿。最终得到了一批具有极强烈心理影响力的肖像画作品。从穹顶上，十二个圣徒观望着访客。在他们的眼睛和面部表情中，能够感受到心灵的活动。对即将面临的惨剧——导师耶稣基督受难，每个人都有个人化的感受。 当载着游客的意大利邮轮“尤里·凯撒”抵达时，对所有导游来说，敖德萨港之行就像是过节一样。来自欧洲各地的客人乘船进行环地中海和黑海旅行。基辅也是其中一站。需要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导游。由于基辅“国旅”人手有限，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行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青年人。 敖德萨之行兴奋而愉快。意大利邮轮极其奢华，乘客衣着打扮新潮，意大利菜非常异国情调，然后是乘坐完全由一等卧车组成的快车，在城里游览两天，然后返回到意大利邮轮上。也许，就在当时我最初强烈地感觉到，我国的生活距离西方有多么遥远。但这并不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的优越。当时我们以为，只有富人才能参加这种海上旅行，而西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在贫困交加之中苟且偷生。当时，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我们苏联人相信，我们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制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拥有西方资本家所满足的那种奢华…… 随着游客流量的不断增加，导游人数也增加了。新来了一个懂得五国语言的季亚加·李普曼，他是个非常快乐聪明的小伙子，比我大五岁。但这并未妨碍我们交朋友。季亚加很快将我引入自己非常浪漫热闹的社交圈子，里面都是些非常有天分的年轻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他们之中一个漂亮姑娘瓦莉雅·库拉克娃非常引人注目。她会唱歌，弹钢琴，画画。她周围总是有一批崇拜者。季亚加夸口说，曾与她有过一段恋情，但我却不相信：她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可望而不可即。她父亲是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为乌克兰所有高级领导人治病，生活十分富裕。他们加在列瓦绍福斯卡雅街和路德街口有一套富丽堂皇的住宅，夏天则呆在梅日格列的别墅里。市里的房子里只剩下了瓦莉雅一个人，于是季亚加的一帮快乐朋友们经常在那儿聚会。瓦莉雅对任何人都没有钟情，但却喜欢揶揄自己的追逐者：譬如，客人到家里来，她却收拾箱子，肯定地说要去莫斯科。大吃一惊的崇拜者哀求她不要离开。然后又演出一个分别的场面，有人甚至掉了眼泪，然而最后她对大家宣布，说是开了个玩笑，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坐下来高高兴兴吃晚饭。然后，有一次宣布要出嫁了，请所有的人参加最后一个处女聚会，最后这也是个臆造。有一次，我们圈子里的人传说瓦莉雅突然死于心脏病发作，请我们去与她告别。在约定的时间里，一群哀伤的人聚集在门口。季亚加袖子上戴着黑纱，站在门口，请大家走近瓦莉雅卧室的阳台。 “这是死者的遗愿。”季亚加解释说，他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我们顺从地挤在人行道上，仰起头看着。这时，卧室的门突然打开，阳台上出现了瓦莉雅，她几乎完全裸着身子——只穿着便鞋和带面纱的黑色宽檐帽。 我们笑骂着跑进二楼，挤在客厅里。过了一两分钟瓦莉雅身穿黑长裙出来了，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给大家沏茶。 现在年轻的一代，在书本上读到三十年代的艰难困苦，天灾人祸以及血腥镇压，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当时苏联人的生活是暗无天日，极其艰难，充满了恐惧、苦难和泪水。这个对，也不对。恐怖残酷的镇压没有触及到的那些人，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人们看到情况好转时，都会寄希望此后的进步，并且认为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大多数年轻人重新充满着热情，在工作，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