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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贸部长作助手（2）
“这个我知道。我们回头跟库兹聂佐夫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调您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顺便说一句，您还不是党员。建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您向所在的部队递交申请，您将会被接受为预备党员。考虑考虑吧。明天早晨到我的秘书处报到，去德国组。那里托齐林和奇斯托夫会把所有情况介绍给您。再见……” 接待室里，那个衣着得体的男子，负责后勤的人民委员助理正在等我。 “我们走吧。我给您准备好了住处。”他请我一起走。 大门口等着的一辆黑色“别克”将我们沿着古比雪夫街拉到红场方向。当时，这条街上还是双行道。汽车在列宁博物馆旁边向右拐，然后停在了“大都会”饭店门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住到如此奢华的饭店里来。在二楼，给了我两间套的客房，带电话，有浴室和宽大的玻璃阳台。后来我才知道，布哈林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当时他把鸟的标本和猎物放满了整个阳台。“我不合适占用这么大的地方，有没有小一点的房间？”我问道。“没什么不合适的。”陪同我来的人反驳道，“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房间。人民委员会出钱。在没有分到房子之前，就好好住这儿吧。”“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来，东西在阿尔巴特街，斯莫棱斯基广场附近？”“当然啦。我步行回去，车子归您使用。这是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值班汽车。您有事可以调用……” 一切就像在梦中一般：跟人民委员的谈话，他关于递交入党申请的建议，这间豪华客房，以及我可以随时调用的汽车。当然，米高扬已经跟有关方面商量好了我的预备党员一事。显然，海军政治部也知道这件事。我是否愿意入党？我能够胜任在米高扬这样一个要求严格的老人身边的工作？很显然，入党是调入人民委员会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自己如何下定决心走这关键的一步？不能仅仅为了进入人民委员秘书处而这样做吧？不过，我明白，我已经得到了任命。同样清楚的是，米高扬毫不怀疑，我将递交入党申请并被接纳。可是，人是应该有原则的。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些。1934年，在乌克兰纪念列宁逝世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在没人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我被列入“列宁共青团”的名单，后来又忘记了给我们办理有关手续，所以我仍然不是党员。另一个方面看，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党引导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未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合法的接班人。那么，我作一名列宁党员，并在给我安排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哪里能想到，五十年过后，在1991年元月份维里纽斯流血事件之后，我却要退党了！…… 我这样思量着，坐在“大都会”房间的阳台上，被夜间莫斯科的声音包围着。底下可以听见从小剧院出来的观众压低声音在说话，有轨电车的铃声。左边，不断有汽车驶入“大饭店”。那里的几个餐厅开到凌晨四点。“大饭店”里的菜声名远扬，服务极其出色：老式的服务生还没有绝迹——这些人一方面十分自重，同时也非常认真仔细。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人民委员会。向托齐林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礼貌的好人，领导着人民委员的助理们。托齐林给我看了米高扬签署的命令副本：从现在起我是外贸人民委员的苏德经济关系秘书助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获释（1）
1928－1929年冬天，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 母亲没有工作，只能靠作家教补贴家用。 父亲被捕以及后来被释放，使我相信，无辜的人终究不会有事。 我怀着这种信念，坐在斯大林身旁，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 1928－1929年的冬天对我们一家来说特别难熬。天不亮乘坐冰冷、叮叮作响的有轨电车赶往卢基扬诺夫监狱，为父亲的事情担忧，我们家周围形成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状态，学校里的戒备态度使人心寒，压抑。更何况市里面一切照旧，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话说回来，为何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只有我们遭了难。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还在继续，基辅的生活条件表面上没有变化。克列夏基克大街已经改名为沃洛夫斯基——这是个外交官，1923年被白匪移民在瑞士杀害——这里咖啡馆里坐着衣着讲究的人们，电影院里挤满了好莱坞影片的影迷，马戏团里的演出节目欢快逗人。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当时我们实在穷得叮当响。父亲被捕之后家里没有一分钱。没有存款，也没有人想要帮助我们。妈妈靠教授英语德语才能挣些钱。 过了不久，基辅山洞修道院事件震撼了基辅人平静的生活。报纸和广播报道说，修道院的某个修士将一个姑娘骗进山洞，强奸了她，然后用斧子肢解了尸体。报纸上登出了被肢解女体的恐怖照片，罪犯的斧子和修士本人的照片。修士蓄长发，消瘦，眼睛像疯子。开始准备进行公开的法庭审理，有一大批证人，以及“淫荡”僧人们的受害者。当局制造出了一种假象，似乎在修道院内的金顶之下发生骇人听闻的恶行。 也许，在目前公开性条件下可以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在寺院之内有许多的龌龊勾当，或者是一起个别事件被利用来进行公开审理，以便此后对教会发起新的攻击。很久以来，基辅山洞修道院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帝国全国都被看作圣地。尽管有强大的反宗教宣传，对教士们多年的迫害，毁坏教堂和大量取消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却保全了下来，并继续在居民之中享有威望。所以，在当局看来，需要使它威信扫地。修士犯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成了发动针对修道院猛烈斗争的最佳理由。对恶徒的审理是公开进行的。就像观看演出一样，当局组织工人，学生以及附近农村的农民前来参观。组织了“劳动人民的要求”：立即关闭“淫乱与血腥犯罪的巢穴”，将僧人发配到劳改营进行改造等等。至少，挑动了部分居民反对修道院，结果，修道院被改成了民俗学博物馆。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父亲偶尔写来的每封信。当然，从这些信中无法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从卢基扬诺夫监狱能够不断地收信，我们起码能够猜想到，他因之被抓起来的那个“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至于其他的，他在信中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见面，叫我们不要气馁，叫我在学校好好学习。 三月初他来了一封信，叫我们非常激动。父亲说，调查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答应他可以跟家人见面。我的心里真是悲喜交加。 “我们什么时候，在哪儿见父亲？”我问妈妈，“如果见了一面之后，我们永远失去他，我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自己对内心的情感无能为力，忍不住会掉眼泪，甚至有点害怕这次相见。我能否勇敢地坚持下来，不会当着父亲的面大哭一场？他已经非常艰难了。 见面之前，母亲给我吃了许多镇静剂，她指望我在药物的作用下会变得不那么敏感。 见面被指定在跟我们所住的卡尔·李伯内赫特街平行的罗莎·卢森堡大街上政治总局大楼里。这里，两个受苦受难的德国革命家就像1919年在柏林的兰德维尔坎那遇难时一样，并肩在一起。在罗莎·卢森堡大街那幢楼的地下室里，俄国革命者以及移民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譬如我们学校的拉德什多克等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这真是命运的嘲弄。走向这幢不祥的大楼时，我在想，父亲是否也会遭到如此的命运，在这座大楼的山墙上可以刻上这样的字句：“放弃希望吧，每个进来的人……” 哨兵在桌上的名单中找到了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等一等，然后用电话向里边报告。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穿便服的人。 “请跟我来。”他干巴巴地说完，便开始上楼。 走过有许多门的长长的楼道，拐过了一道弯。陪同者将我们引入一个小房间，窗户上挂着可以透光的薄布。我想说什么，但妈妈把手指压着嘴唇警告了我。我明白了，那里到处都是耳朵。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强压住激动的心情。门终于开了，父亲走了进来。我拼命用牙齿咬着嘴唇，右手指甲抠着手掌，把自己弄痛，以免暴露心迹。 父亲瘦得很厉害，脸上尤其消瘦。他生出了更多的白头发，只有胡须还是黑的。眼泡明显地下垂着。由于在牢房里呆得太久，他看上去脸色灰暗。但他依然努力做出精神饱满的样子。在危急关头，他总是努力给我们勇气。但我看到他之后，更难控制自己了。 带父亲来的，是个小个子，肩章上两道杠，显然是个大官。他长着淡黄色卷曲的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梳理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父亲获释（2）
“侦查员福克斯，阿布拉木·约西佛维奇。”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叫父亲坐在桌旁，母亲的对面，他自己则坐在旁边。父亲伸出手来，握住了妈妈的手。然后握住我的手掌，紧紧地握着。“这不，我们最终还是见面了吧，”他开始说话，努力地在脸上显出开心的微笑，“你们看见了，我很好，只是当然非常想念你们。说说看，你们过的怎么样。”“亲爱的米沙，我已经绝望了，都快等不到这次见面了。”母亲扬声说，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讲述我们的生活情况，当然是尽量说得好一些。 父亲开始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夸奖我顺利念完六年级。 “现在，”他说，“你应该在七年级，在最后一个年级里有更好的表现，作为前几名毕业。如果我在这里耽误了，你得养家了……” 侦查员福克斯似乎奇怪地哼了一下，于是这些话刺痛了我。难道父亲一年之后还不能回家吗？难道这就是他要让我们明白的吗？ 妈妈跟我一样理解了父亲的话。她开始神经质地对父亲说，我们一切都好，叫他不要操心。然后突然说道： “我们相信，我们苏联的政法机关能够把所有事情查清楚。他们不会让无罪的人受苦的。这不，久别之后我们重逢了。可是我此前已经不寄希望了。事情清楚之后，你就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这一点……” 她真的相信这一点？或者只是想给父亲打打气，最主要的，是让侦查员福克斯听了高兴？她这点把戏未必会有结果。但是，过了几分钟，福克斯说，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告别，然后就出去了。父亲紧接着母亲的话题说： “对，对，当然了，我们国家不审判无罪的人。我也相信，会把我放出去的……” 说这些话时，他再次握住母亲的双手，于是我发现了，一个紧紧卷成小筒状的纸条从他的指间滑到母亲的手掌心里。 “亲爱的米沙，你要保重，”母亲似乎对着对门外偷听的人大声说，“别担心我们。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团圆的……” 我们还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福克斯进来并宣布，见面结束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我激动至极，甚至没有发现父亲是怎么走的。只是突然间又剩下我们两人了。我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 那个穿便服的人再次出现，送我们到出口。值班士兵在名单上作了记号，然后我们就落到了街头。 到家之后，妈妈打开了字条。父亲用高级制图员十分漂亮的细小笔迹写了几行： “从我这里没有掏出任何伪证。 全部指控都落了空。 现在，要么发配……要么放出来。吻。” 我们不知道该高兴还是伤心。但是，我们感觉到，如此折磨我们的未知状态即将过去。 又过了一个月——还是去卢基扬诺夫监狱，在转交东西的窗口前排队，等待那个决定性的消息…… 现在很少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有时，一连几周电话都不响。不过，四月中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我是谁。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请转告母亲，”话筒中的声音说，“明天十一点让她必须到罗莎·卢森堡大街政治总局的总部来。明白了？” “明白了。”我回答说，当时便非常紧张。 晚上回家知道了电话的事情之后，母亲忙活起来了。把面包切成小片，然后放进烤箱烘干。然后开始收拾棉衣物：毛衣，几双毛袜，手编的厚围巾，毡靴，皮帽等。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言不发，注意力集中。我着急了：“你这是干吗？也许，他们会把爸爸放出来？”“别这么说，”她严厉地打断了我，“最好预备有更坏的事情，要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早晨我们很早就起床了，急不可耐地等着，时钟走到了十点半。装着东西，面包干和其他食品的小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妈妈拿起箱子，我们便出发前往政治总局的大楼。进到了楼里。像上次一样，我们被送到二楼的小房间里。跟上次一样，父亲也是由侦查员福克斯送出来的。我跟母亲站着不知所措。父亲微微笑着，没有说话。最终福克斯对妈妈说： “您用不着拿箱子来。得把它拿回去……” 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不许父亲带着保暖衣物去流放？或者有更可怕的事情——将他弄到那个什么东西也用不着的地方去…… 这时，福克斯停了停，继续说道： “我们就对米哈伊尔·巴甫罗维奇提出的指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受到了诽谤。他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向他道歉，并祝贺他回家，以及恢复原职。这是个误会。就当作什么也没有过吧。你也一样。”福克斯对我说，“你得知道，你的父亲没有被收审，并且没有被捕过。我重复一遍，他只是被请到这儿来，弄清楚出现的误会……” 我惊呆了。妈妈也不能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也就是说，父亲自由了！而且不仅自由了，似乎他没有过任何事情！母亲抱住父亲，不住地亲吻。然后，她走近福克斯，弯了弯身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我身子一蹿，勾住父亲的脖子。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如此巨大的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我们还在准备最坏的情况……
父亲获释（3）
父亲冷冰冰地跟福克斯道了别。这使我感到难为情。因为这个福克斯一直同情地对我们微笑着。我觉得，他也很高兴，我们最艰难的考验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侦查员也是个人。我愿意原谅他，甚至他有时对父亲不好的话…… 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取得“供认”，他们殴打父亲，一连数天让他站在狭窄的单人禁闭室里，不让他睡觉，把他跟刑事犯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采用了许多其他更加精巧的方式进行拷打。但是，父亲的意志坚不可摧，他有一副运动员的身板。这些东西帮助他熬住了所有的侮弄。他多次昏迷过去，但没有在侦查员塞给他的任何一个纸片上签字。 父亲非常不情愿地，也从来没有一次讲完自己在狱中遭受过的事情。父亲要我跟妈妈发誓，任何时候不给任何人说起这些事情。关键并不在于，他们要他留下了“不对外传播”的字据。父亲明白，知道他的秘密会使我们受到威胁。 他讲述的事情震撼了我，这些事情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我找到了安慰和解释，即只有那些最不正常和凶残的侦查员们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情。 父亲被放了出来，甚至没有任何恶化他此后生活的后果，这几乎是个奇迹。当时，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这件事情使我相信，如果一个人真的无罪，那要么不会碰他，要么甚至逮捕之后，最终一定会放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多年之后，毫无顾忌地进出斯大林的办公室，坐在他身旁，同时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危险……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贸易谈判（1）
1940年9－10月间，苏联德国两国政府进行了十分紧张的贸易谈判，德国的贸易谈判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