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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叫醒我。我清醒过来，看见了不祥的场面。母亲哭成了泪人。父亲在睡衣上披了一件长袍，穿着裤子，却光着脚，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间。在吊灯几个灯泡明亮的光线下，父亲平常就有的眼泡，现在似乎变得肿大，凸出来了。两个证人——纳乌木·所罗莫诺维奇和我们楼看门人马特列娜，缩在墙角里的瓷砖炉子旁边。通往门厅的门口站着两个红军战士，还有一个站在窗户旁边，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爸爸的写字台旁边，一个身穿政治总局制服带肩章的人从容地在抽屉里翻来翻去。这是搜查！我似乎被闪电的强烈闪光刺醒过来，但依然不愿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又一次，我的胸中像从前的受到震惊一样，但更强烈地翻腾起来。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被捕（2）
可能，这只是搜查？找不到什么，他们会离去，放过我们？没有结果的希望。身穿政治总局制服的那个人抬起头来，目光朝着父亲的方向： “您还站着干吗？穿衣服！……”然后对妈妈说，“帮他收拾东西，可以带一点棉衣……” 这就是说，不仅是搜查，而且是逮捕，并且是长时间的：现在是晚秋，我们这一带温暖而湿润，而棉衣是过冬用的…… 搜查在继续进行。从五斗橱里拉出抽屉，翻检内衣，然后开始搜书柜。我们家有好几个书柜，得搜一阵子。显然没时间把所有东西放回原地，政治总局的人非常职业化地用手翻着每本书，然后把书扔在地上。很快就堆成了小山。红军战士帮助搜查者挪动碗橱，钢琴。他朝里头看着，用手摸来摸去，搬动琴弦，弦发出长长而可怜的声音。我的心简直都要碎了，勉强忍住没有哭出来…… 押送队转到父母亲的卧室。我们一直看着他们。父亲已经穿好衣服。我钦佩父亲的泰然自若。他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却如此平静，似乎这些都与他无关。士兵们用手电照着床底下，察看衣橱。妈妈的三扇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家庭相册，里面是我们一家三代人的记忆。政治总局的人停留在那张我孩童时起非常熟悉的阿列克赛舅舅的照片——妈妈的哥哥，沙皇军队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两枚圣乔治勋章。照片的背面是用黑墨水匆匆写下的留言——“永别了，亲人，明天我就要被枪毙了”。 读完这句话，政治总局的人问妈妈：“这是什么？……” 她解释说： “我弟弟投奔了红军，后来被白匪杀害了……” 我知道，妈妈说的不是真话，但知道为什么。 政治总局的人疑心重重地把照片在手里翻来翻去，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照片放在相册上面，说： “为了以防万一，您还是收好它吧……” 难道真的他身上出现了某种人性的东西？ 妈妈默默地把照片藏进睡袍的口袋里。诀别的最后时刻到了。妈妈紧紧抱着父亲，不愿放他走。 “好了，到此为止吧！”政治总局的人厉声喊道。 父亲抱了抱我，亲我的时候，在耳边小声说： “记住，我没有罪……” 这句话唤起了我心中的波涛，眼泪滚滚而下。他将我放下，拿起包袱，头也不会地朝门口走去。押送队打开门，先走出去。父亲跟着他们，然后是政治总局的人以及两个士兵。两个证人弯了弯身子，一言未发就消失了。我们被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不能意识到已经降临的苦难，甚至都没有关门。妈妈把我拖到窗口。昏暗的路灯照着一辆其丑无比，被称作“黑乌鸦”的篷车。这车子没有窗户，后边有铁栅栏的小门。他们把父亲往门里塞进去。然后押送队上了车。政治总局的人爬上了驾驶室。马达轰鸣，就这样“黑乌鸦”带走了亲人…… 难道是永诀吗？ 父亲被捕似乎在我们从前的生活之下画了一道线。我们从正常的家庭变成了被镇压的。现在，许多人都要躲着我们了。我从自己遭到同样命运同学的经验里已经知道了，学校里我的日子将非常难过。谁也不会直接说什么，但能感觉到疏远。一些人确信政府绝对正确，将我们看作象像感染了鼠疫的人一样。另外一些人，虽然不相信被镇压的父母亲有罪，但为自己保险期间，尽量躲远些。当时，一家之主被捕之后，还不会把一家人一起都发配到集中营去，但无论如何，阴影涉及到被捕者的所有亲人。不要提帮助，根本无从指望会有人同情。所以，我预见到了这些，决定第二天不去上学，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就没有反对。 略微收拾了房间，喝了浓茶之后，我跟妈妈一起出发去罗莎·卢森堡街，那里是政治总局基辅市局的所在。在问讯处了解到，再过几天“疑犯”将被转送到卢基扬诺夫监狱，那时可以每周两次送东西进去。 这个悲伤的程序我终生难忘。监狱在基辅的远郊，那里曾经是非常富有的郊区，以基辅富人所有的漂亮别墅和庄园而闻名。这个地区我很熟悉。那里有一个革命前的军官射击场，我们跟父亲一起看过狙击枪手比赛。而其中的一个庄园里，在一幢老房子的小房间里住着妈妈的裁缝，所以我们也去过她那儿。妈妈试衣服时候，我一个人在花园里长满青草的小道和无人照看的花坛之间跑来跑去，我非常满意，这里可以随便乱跑。花园里有许多希腊雕塑的复制品——美丽的女神和恐怖的半人半神像。虽然其中许多塑像缺胳膊少腿，但确实花园充满了生机，给它一种神秘之美。从那时起，卢基扬诺夫卡给我心中保留着最美好的印象。现在这些印象黯然失色，被卢基扬诺夫监狱接待室的小窗户前默默的队列这个悲惨的景象所替代。 妈妈早晨四点叫醒我，然后我们收拾好要转交的东西，出发去车站，以便赶上通往卢基扬诺夫卡的第一趟有轨电车。我们坐上半空的车厢，沿途上车的都是跟我们一样带着包袱和篮子凄凉的人们。我们在窗旁面对面坐定，在玻璃叮叮作响和车轮敲打声中打盹，时不时哆嗦着醒过来，担心地四面顾盼——是不是坐过了监狱这一站。同一种幻觉总是折磨着我：我们走近小窗口，它却老也不打开。敲了再敲——突然，大门洞开，迎着我们走出来的是父亲，快乐，神采奕奕，就像他老早在波多的白色码头接我们那时一样。这个鲜艳、快乐的景象之后，在监狱围墙边上冬天漆黑的早晨猛醒过来，在大铁门口的小窗口排队——这一切在心中总是引起剧烈的痛楚。
父亲被捕（3）
妈妈没有钱，所以不得不出租一个房间。这个决定对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碰上的房客不错。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消瘦，大个子，非常和气，尽量不麻烦我们。不仅如此，还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罐装红烧牛肉，我觉得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他经常外出，回来的时候总带一些吃的东西：蔬菜，土豆，白菜，有时还有鱼和向日葵油。我们跟他慢慢处得很好。原来他是工人出身，是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过内战，在当时乌克兰首府哈里科夫的某个中央机关工作过，而现在被派到基辅郊区建立集体农场。他经常外出就跟这有关。他天生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交给他的事情让他苦恼。夜里醒来之后，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叹气，有时还有可怕的呻吟。 有一次妈妈问过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做声，但最终回答说： “我的工作非常艰难。组建集体农场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是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收富农财产，把人们从老家迁出去。这是巨大的人性惨剧。因为不仅仅有男人富农，另外还有妻子，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必须遣送走。你们要是看见，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土地诀别，为了保卫这土地，内战期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看过这种场面，不光晚上会喊出来，——我愿意逃得远远的……” 但他继续作这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停地抽着烟，嘶哑地咳嗽着。直到首都迁到基辅之后，我们还一直跟他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在我们区新建的大楼里分到了一套好房子。但他的身体垮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临死前不久他对我说： “你还小，所以你将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不论你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曾经，并且还在承受着空前的苦难，但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惨痛的意识，即在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时，他用自己的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所以现在，临死之前，无法原谅自己。是啊，作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可怕了……
海关检查（1）
苏联海关认真检查旅客携带的每一个纸片，我给母亲和女友的小礼物被当作走私物品没收了。 就这样，在国外半年之后，现在我要从柏林回到莫斯科。突然召回祖国一般会在苏联人的心中引起警觉：是否有人汇报了你，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虽然发到商务处的电报中，要求我到外贸人民委员秘书处报到——那也不能排除某种诡计——免得吓跑“犯了错误的人”，免得导致他采取某种当局不愿见到的出轨行为。我们那些管理出国干部的人练出了不少这样的诡计。不过，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误，但是，也有越轨的时候，因为我太过自由，认识了太多的人，所以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些不安。 在德国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也购置了一些东西。出国之后，每个苏联人一定会买一些任何正常国家的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大件物品他可以在国内买。但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就像半个世纪之后一样，从西方带回来的是家电——电冰箱，电唱收音两用机，收音机，照相机，丝袜，时髦的衣服等等。肥皂，牙膏，剃须的须沫和剃须刀不用带回国。这些东西家里很多。我当然买了些好衣服，买了一台电唱收音两用机，以及当时最好的照相机“康塔克斯”，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 在弗里德里赫大道火车站上，瓦列金·彼特洛维奇·赛列茨基为我送行。他帮我在包厢里安顿好，一直等到开车。 “真羡慕，你要回苏联了，”他说，“可是我们还得在这儿呆多久！希望你在那儿一切都好。如果有事，请告诉我……” 他还是在替我担心，别碰上某个不能预见到的意外情况了。与外国人太密切的接触都可能变成麻烦。这点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我毕竟想回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这次的路程穿过波兰境内。在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大桥还没有完全修复。德军工兵正在桥上干活。接下来，农村地区看起来是安宁的，但城市里可以看到战争毁坏的房屋。波兹南火车站是一片废墟，而华沙则是绕道而行的，只是在远处看见了城市的轮廓。 终于到达了苏德分界线。火车没有开到桥边便停下了。一名党卫军军官以及两名戴淡绿色钢盔的士兵上了车。他们检查证件，相当仔细。但却没有检查行李。一声哨响，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了。在桥上咯吱咯吱走了一阵，列车慢慢地走到了布加河的东岸。这不就是带条纹的界桩，小牌子上写着“苏联”。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小兵，穿着退了色的军服，船形帽上带着一个红星。当我看见他时，一团热气冲上嗓子眼。心里一阵快乐的痛楚，于是，不管我如何忍着，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心里非常愉快。 但这种心情并未保持多久。火车停在了边界车站的月台旁，这里我们应该等两个小时，等着把车轮换成宽轨。 广播里嘶哑地喊着： “乘客们，请大家都带着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 人们带着箱子，盒子，手提箱等等，在灰色大楼前排起了长队。从行李车里卸下来一大堆东西。所有这些都堆放在一排长长的，铁条包着的矮桌上。海关人员一个个忘我地在内衣里翻来翻去，把西服上衣和裤子的口袋翻转出来。检查像是搜查。书，报纸，杂志，信件，纸张，如果上面写得有东西，都交给一个边防军，后者将这些东西叠成一堆，然后不知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在实际上兑现“边境上锁”的口号。 终于轮到我了。在箱子里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海关关员对我说：“打开盒子。”“那里边是个收音机……”“请你打开盒子，”他严厉地重复了一遍。“这可是原厂包装。”我解释说。我实在不想剪开细绳子，撕开胶带。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跟海关官员顶嘴有多么危险。那人严厉，怒气冲冲地说：“给您说了打开箱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 本想给他提醒应该相互尊重，但我决定，最好不要理他，于是动手打开盒子。他看了看收音机抛光的上盖： “卸下来！” 我这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就要折腾我了。必须忍着。他命令卸下电唱收音机两用机的后盖，手指在线圈、灯管、电容器之间搜寻了很长一段时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似乎在玩一个儿童游戏：冷，暖，热…摸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会在我的眼里看到“热”。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挺直身子，满脸厌恶。“带了几块表？”他皱起眉头，突然问道。“这不！”我挽起西服袖子，把表露出来。“口袋里还有几块？”他从哪儿知道的，难道是千里眼？要不就是柏林有人打了小报告？但我并不害怕。两块女坤表，不过是小玩艺而已。“给母亲买了一块小表……”“还有吗？”“还有一块给女友的……”“拿出来！” 我将两个小盒子放在了桌上。 海关关员打开了一个盒子，然后又打开了另一个。“这不好……您怎么着，想偷偷把这些走私物品带进来？”我的折磨者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拖长了声音，一个字一个顿地说道。“这不是走私。我都拿出来了……”“是我要求的。并且不允许带一块以上的手表。看来要做笔录了。”现在我明白了，争辩没有用处。从自己手上摘下手表，跟一个盒子一起放在桌子上，第二个盒子盖上盖子，推到一边上——这个带给母亲。“应该通知您的工作单位。不过，算啦。我只开一张罚没收据。”这还得谢谢他，我心里骂了一句，动手包收音机。兴奋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了。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还是那样拥挤。出租车站上毫无希望排着大队。我说通了“吉斯”车的司机——官方的豪华轿车，相当于现在的“海鸥”。这种车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所以叫“吉斯”。坐车走并不远，只要到斯摩棱斯基广场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作主张先在阿尔巴特街角的军官宿舍里住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海关检查（2）
纽霞大婶高兴地接着了我。在我原来住的房间里，有一个空床位。我占了这张床，答应随后去海军总部补办住宿手续。我用冷水擦过身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衬衣和一双袜子，拿着跑到纽霞大婶那儿，——她高高兴兴地接下了。然后我出发去人民委员会去报到。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1）
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直接结果，便是人才凋零。 这样，年仅24岁的我成了苏联外贸部长的苏德经济关系问题助手。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当时位于古比雪夫大街，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对面。我在门卫室给秘书处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对我说，过几分钟有人下来接我上去。也就是说，真的是人民委员召见。可是，法力无边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战友、苏联核心领导之一的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是如何知道我的呢？只能是特沃祥对我的翻译水平有好评。现在，我的命运将会有什么转折？ “瓦列金·米哈伊洛维奇？”一个略有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面前站着一个中等个子，身穿无可挑剔的灰色细条纹三件套西装，深蓝色衬衣，打着蝴蝶结。能感觉到，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请来吧，人民委员在等着您……” 我们乘电梯上到四楼，走进秘书处，他将我介绍给一个中年，但衣着非常雅致的女士——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 “请坐吧，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马上就好。”她对我说，一边指了指靠窗户的椅子。 天已经快要黑了，广场被灯光照得通明，综合技术博物馆楼顶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点亮了：“大家都来尝一尝，螃蟹是如何美味细嫩”，“我只吃甜果泥和果子酱”，“您需要给家里买些小礼品？买顿河鲱鱼吧”。这是当时主管内贸的米高扬主意。他邀请了许多著名诗人，每人拟一句醒目的广告词，类似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除了莫斯科农工，别无分店”。您可别以为那是装样子的。不光在莫斯科，其他大城市的橱窗里螃蟹罐头堆得像小山，柜台后面是装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的大木桶，大厚木板上，是鲱鱼，鲑鱼等大块的鱼肉。各种各样的奶酪，火腿，香肠。葡萄酒更是品种繁多。除了普通的品种之外，还有新酿的酒——标签上一个荷兰海员在微笑的杜松子酒，苏联威士忌。并且根本不排队！在苏芬战争几个月期间略差一点之外，国内的供应明显改善了。 从办公室出来了三个人，秘书身后的铃声立即响了一下。她消失在门后，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皮质文件夹，对我说：“请进去吧。” 第一道门之后还有第二道。打开门之后，我走进一间不大的，用深褐色木板装饰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面积之小令我吃惊。后来我才知道，人民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人数较多的会议一般在五楼的圆形大厅里举行。 米高扬坐在高窗户旁边的桌后。青铜文具上是一只张开翅膀的鹰，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一堆文件几乎遮住了他小小的身材。他仔细地看着我，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敌意。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不满意。他是否要开始训斥我？ “人民委员同志，根据您的命令我前来报到。”我赶紧报告说。 米高扬微微一笑，精心保养的小胡子下露出了一排多年吸烟发黄而不整齐的牙齿，于是，严肃的表情马上消失了。他这个迷人的微笑，往往还是与外国人艰苦谈判时独特的避难所。而弯鼻子和嘴巴周围深深的皱纹给了他脸上生气的表情。 “请坐。”传来了闷闷的一声。 我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