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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凇⒐ぁ㈥⒚慷�3排，每排3棚，马队2排，每排2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均为14名，全镇官兵共12512名。当时所谓镇、协、标、营、队等于现在的师、旅、团、营、连。军是战时组织，视敌情或两镇一军，或3镇、4镇一军。统军将领、即后来的军长称“总统”或“军统”；统镇将领即后来的师长称“统制”或“翼长”；统协将领、即后来的旅长称“协统”；统标将领、即后来的团长称“标统”，统营将领、即后来的营长称“管带”；“队官”或“哨官”就是后来的连长；“帮带”或“督队官”就是后来的副营长。还有一种混成协，是不同兵种混合组成的旅，规模较普通旅大。
清廷在批准袁世凯所奏训练新军条例的同时，命各省严行裁汰绿营防勇，精选若干营，按新军营制，编练常备军，其余编为续备军，加强洋枪操练。然而，各省督抚多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所练新军，或由绿营、防军、练军改头换面，或临时募集以充其数，致使各“新军”领导不一，训练不力，装备不齐，与清廷改革武备的目的格格不入。清廷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设立练兵处。由袁世凯任练兵大臣；以袁世凯心腹徐世昌为总提督；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冯国璋为军学司正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练兵处职权非常广泛，凡新军章制操法、将领奖惩升迁、军官培养、派员留学及购置枪炮弹药、后勤马匹等无所不包。练兵处既是新军编练的最高领导机关，又是新军编练的督察机关。光绪三十年五月，袁世凯改武卫右军为“北洋新军”，成立3个镇，计63营，每镇辖步、炮、马、工、辎21营，扩兵到万人。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北洋常备军”，又新建3个镇，军队扩充到8万人。除第1镇由满人铁良统率外，其余5镇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主要将领均为小站练兵出身。著名的北洋六镇就此形成，这是清末新式陆军的基础力量，也是后来北洋军阀的渊源。
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练兵处合并到陆军部前，袁世凯共练成新军9镇4混成协，清末新军主体基本练成。
19世纪中期以后，勇营代替绿营，淮军代替湘军，然直到新建陆军代替以淮军为代表的防军，中国军制方从根本上发生重大转折。淮军虽逐渐装备了西式武器，但好比放大小脚的女人——本质上仍是旧式的、传统的，新建陆军则是当时装备最精良、最先进的军队，实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这其中，袁世凯功不可没。
作为19世纪中期凭军事实力进入中央津要的地方汉族地主士大夫的第三代子弟，袁世凯将其父祖的治军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到了新的层次，同时也保持了其本质的特点，即所练新建陆军的私属性。这支近代化的军队没有在抵抗列强侵略、保卫国家人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是成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军阀”崛起的筹码。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军阀后来出了4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6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此是后话。
小站练兵的初始阶段，袁世凯并非一帆风顺。练兵三个多月时，袁世凯因跋扈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遭到言官参劾。然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袁世凯的巴结逢迎下，以及第一次目睹洋操之效、欲将其收为己用的私心影响下，回护了袁。荣禄不但以“查无实据”疏请清廷“勿庸置议”，而且赞袁“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不可多得”的将领。此后，袁世凯愈益投靠荣禄，仰仗荣禄而自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袁世凯因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其官运开始亨通，他最重要的目标——以军事实力进入中央津要，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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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1）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发动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前后仅实行了百余日，又称“百日维新”。
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杀“六君子”，使戊戌变法失败。
具体说法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接下来的短短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泄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一天竟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对于这些变法，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而慈禧和光绪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帝、后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流露出焦急心情，嘱维新派妥筹良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袁世凯慨然应允，送走了谭嗣同。但他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却向荣禄告密。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发动了政变。
1970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1980年代后，大陆学者在较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当时档册，准确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八月初六日，而是八月初四，从而使八月初五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借。
据袁世凯本人的日记《戊戌纪略》记载：八月初三日，谭嗣同深夜造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敷衍推诿，不肯答应。哄走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回到天津后，袁世凯立即积极主动向荣禄告密。又由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六日晨发动戊戌政变。这是认为由于袁世凯告密而致使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扼杀戊戌维新的重要根据。
海峡两岸诸多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重大疑点：第一，“杀禄围园”、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这是十万火急的天大事件。袁世凯告密若果真属于积极主动，他完全应该、并且可以在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立即在北京告密。中央权贵大臣奕劻、刚毅是西太后心腹，也都是袁的朋友，如果袁世凯决心告密，他完全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他们告密。但他没有这样做，初四日一整天无所动作，事隔一天，才绕了一个大圈子跑到天津去向荣禄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刚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叶祖圭等人来访，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次日再说。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慈禧有旦夕之祸，事关紧急，袁世凯完全应该、也可以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只因有客人即将此事拖延一天，于理不通。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驰京报信，两人却为如何保全光绪“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耽搁了一整天，当时处于险境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按袁世凯日记，荣禄的做法有悖常理。第四，时间上显然有矛盾。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实行训政是在八月初六上午。袁世凯八月初五上午觐见光绪帝后，即乘火车回天津。袁世凯日记中说：“抵津，日已落。”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当在夜间。即使当时荣禄得知了围园之谋，也难以于当夜赶到北京，将其情上报。因为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开通不久，没有夜车，且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谁都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更何况当时荣禄有客人，袁世凯欲言又止，荣禄是第二日即八月初六才得知实情，两个人却又耽搁了一天。而慈禧太后八月初四即已返回大内，控制了光绪，八月初六上午已经正式宣布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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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后（2）
此外，慈禧太后政变之初，捕拿维新派名单中只有康有为兄弟，没有谭嗣同。且上谕中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凯告密后才发动的政变，那么围园劫太后之谋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首罪，应首言之；而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谭嗣同是“逆首”，应列于捕拿维新派名单之中。可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还不知有“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
据此，上述学者以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出而训政，与袁世凯告密无关，而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是守旧派的既定步骤。袁世凯日记《戊戌纪略》所记，不足为凭，是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塑造始终忠于朝廷的形象而精心编造的谎言。
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慈禧政变并非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有个别人提出，袁世凯告密不是在八月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八月初四，袁世凯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齐后来回忆，他曾听见老家人卞爽琴说：
记得是戊戌那年，有一天下午八点多钟，忽然有一个人求见袁大人。门上拦不住，他直入大人书房。当时我们在窗外偷看，看见大人精神很不安。那个人态度很严肃，一手拿着手枪，一手拿着一个簿子，请大人在簿子上签名。大人开始有为难的样子，最后还是签了。过了一会儿，就端茶送客。那人走了以后，大人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后来才听说，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
多数人认为，袁世凯告密虽在政变之后，没有直接导致政变，但却致使事态扩大，令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六君子”被杀，变法彻底失败，因此袁世凯告密仍然与慈禧政变摆脱不了干系。
当京津一带盛传秋天慈禧与光绪赴天津阅兵之际光绪将被废黜时，维新派几经筹商，由康有为上密折建言：请仿日本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
康有为对几个握有重兵的将领进行了分折，认为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可为“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是，光绪于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候补侍郎，专责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此举引起后党惊惧，荣禄谎称英俄在海参威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将聂士成军调驻天津、董福祥军调驻北京长辛店，命袁世凯迅速回防，以防他变。京津气氛顿时紧张。维新派决定铤而走险，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举兵勤王。
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著作都不能不提及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主要情节可靠，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则有意隐瞒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之谋。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秘密至京郊法华寺见袁世凯，要他亲率敢死将士数百名，拥光绪帝登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说：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
谭嗣同无奈，只得同意等到天津阅兵时再作计议。几乎是同一天，御史杨崇伊（李鸿章亲家）通过奕劻递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除了攻击维###和帝党外，特别指出要防止维###同东人（日本人）勾结乱政：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戊戌前后（3）
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来中国访问，“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持此议者甚多”。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当天傍晚，光绪离开了颐和园，并将于八月初五日会见伊藤博文；袁世凯则将于八月初五日陛辞出京。慈禧对此不能不防，遂决定乘时政变。八月初四日，慈禧带领随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皇宫。光绪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径直进入光绪寝宫，将所有章奏归拢在一起携之而去，一面怒斥光绪：“我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道：“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从这晚起，光绪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下。八月初六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后训政，并命逮捕康有为等人。
当事情紧迫之时，袁世凯并不敢做出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险举动，但直到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他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带来北京已发生政变的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遂和盘端出了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此事在袁世凯亲信张一《心太平室集》及荣禄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均有所载。
张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左右，所记当由北洋幕府或袁世凯口中听闻，其告密真相与袁世凯后来编造的日记《戊戌纪略》不同；陈夔龙戊戌政变后不久入荣禄幕府，他与袁世凯不睦，所记应是从荣禄口中听闻。两人所记袁世凯告密之情十分接近，即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而是在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袁世凯初五日返津。一天后，即初六日，杨崇伊至天津，向荣禄报告了太后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拜谒荣禄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从杨崇伊处得知太后训政消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且受光绪帝封为候补侍郎，荣禄心存疑虑，故而见袁世凯时“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见卫兵夹道罗列”，又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吓坏了。陈夔龙记载：“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张一记载：“袁乃跪求荣为做主。”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夜访其于法华寺之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
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维新派围园兵变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清廷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清廷不经审讯即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指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等。这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内容已反馈到北京。
至于袁世凯，慈禧太后最初认为他是维新一党，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最终以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袁世凯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人说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并不为过。
尘埃落定，反思一切，不能不承认慈禧太后目光的老辣。事实上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倾向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不但与闻兵变之事，参与、支持密谋，而且作出过使用兵力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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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1）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是中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美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