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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身体即权力。中国史上著名的身体事件，几乎就是权力的反映。
中国历史中，人的身体，往往表现为“没有自己的身体”，即身体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呼吸和悲喜的“肉体”，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权谋和哲学理念的社会化了的身体。简单来说，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别人或政治的。
本书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身体事件如内廷自宫、金莲舞女，以及最著名的爱情故事如范蠡西施、吕布貂蝉等等。在这些惊心动魄故事的背后，作者试图还原真实人物的真实经历和悲欢离合，还原真实身体的疼痛和悲哭，旨在用普通现代人的视觉去观察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并用普通人的情感去体会历史事件中的爱恨情仇。
本书作者许晖曾出版《中国历史的后门》、《六十年代气质》等书。摩罗等著名作家学者阅读本书后认为，作者选择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视角，以通俗易读的文字解读中国历史，会是当下又一本流行的大历史文化读本。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使用“文本互证”的方法，结合现代考古学知识，循从时间顺序，寻绎身体政治学在中国史上惊心动魄的演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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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在可敬与可爱之间（代序）
上篇 身体的媚术
【异象】圣诞2
【自宫】自我阉割的第一刀15
【洁行】采薇的怨歌22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27
【后宫】身体美学的第一次沦亡34
【宫刑】蚕室里的花朵41
【残身】四刺客：身体媚术的逻辑退却48
【金莲】远观与亵玩的精神分析60
【逼良】林冲夜奔70
【刺青】国家主义的刺青77
【苦节】海瑞道穷84
下篇 沉重的肉身
【夺婚】羿和嫦娥92
【契约】牵牛和织女100
【阴谋】舜和娥皇、女英105
【入赘】禹和涂山氏女娇108
【怨妇】履癸（夏桀）和妹喜112
【离间】帝辛（殷纣王）和妲己116
【信使】周穆王和西王母122
【复仇】周幽王和褒姒129
【龟息】息侯和息妫133
【巫爱】巫臣和夏姬138
【沉江】范蠡和西施145
【诅咒】万喜良和孟姜女150
【疑情】项羽和虞姬154
【意淫】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158
【诬陷】汉成帝和赵飞燕、赵合德166
【隐喻】吕布和貂蝉173
【殉情】乔知之和窈娘175
【兵变】唐玄宗和杨贵妃178
【乱弃】元稹和崔莺莺184
【妒忌】李亿和鱼玄机191
【流年】孟昶和花蕊夫人195
【怨恨】赵明诚和李清照200
在可敬与可爱之间（代序）（1）
摩 罗
要写许晖，当然要从那次拜访下笔。那是许晖夫妇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在方庄。方庄就在南三环边上，里边是大小区套小小区，迷宫一样特别复杂。我说我在三环线上下车，你到车站来接我。他说你在铁匠营这一站下车，我等到你电话就出来接你。我下车以后等他20分钟还不见人影，觉得好生奇怪。一会儿他打我手机说：“摩罗，你那个铁匠营在哪里呀？我转悠半天也找不着。”我大笑着说：“你的铁匠营怎么成了我的铁匠营了呀？你让我在铁匠营等你你自己还能不认识铁匠营呀？”
此后我就到处讲这个故事，用来说明许晖是个可爱的人。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许晖是个好编辑。以前他在郑州编辑《东方艺术》，那是文化系统的杂志，每个省这一类杂志都是戏曲、杂技的园地，唯独许晖把他的《东方艺术》办成了人文杂志。1995年的某一天，我在上海突然收到一本《东方艺术》，上面刊载了我的一篇文章。我有点不知来头，因为此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杂志，也没有投过稿。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转给他的。
接下来许晖说要搞一个“青年学人计划”，每期介绍一位青年学人。那时候我三十几岁，还能算是一个青年吧。那个计划的第一期或者第二期介绍了我，此后我的文字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杂志上。那篇日后得到较多读者关注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就是首先发表在《东方艺术》上，然后再由张炜、刘烨园推荐给《天涯》转载的。
那时候许晖每年都要到西部去旅行，新疆、西藏、甘肃、宁夏……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他一张明信片，是从四川藏区寄来的。他说路过藏区，发现一个乡竟然叫作“摩罗乡”，于是赶紧买了一张明信片，盖上“摩罗乡”邮政所的邮戳，寄给一个名叫“摩罗”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寄明信片的人跟这张明信片一样可爱，这张含有藏族气息的小小卡片带给我的快乐是如此持久，成为我心中最美丽的许晖故事之一。
我曾有幸读到过许晖的不少诗歌，那是很真情很美感的文字。他偶尔也写过几篇随笔，极短，好像是给自己的杂志补白似的。我很喜欢这些文字，总是跟他说：你写随笔吧，一定会很出色的。
直到那家杂志“改邪归正”，不再发表人文方面的文章，许晖才到北京来谋生。他在一家出版公司从事图书策划和编辑工作，同时也动笔写一点东西。他好像对随笔不感兴趣，而是埋头研究起历史来。积累了一段时间，就有了这部《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
“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是一个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而“身体的媚术”则是进入这个领域的一个极好角度。这是一部严肃的著作。在国家强权对个人尊严和身体构成威压的时代，个人应该如何自处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保住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身体？这个问题单从逻辑上说已经涉及三个层面，但是显然无法分作三个问题来回答。每个人的选择空间都极其有限，历史上那些圣贤之士的不同选择及其不同后果，构成了历史的迷人花絮。一代一代人在消费着这些花絮，当然也在消费中学习了基本的人文态度。
许由、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岳飞等等著名历史人物，都被许晖纳入了研究视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暴力几乎无所不在，它们对人类的身体怀有强烈的兴趣。对草民的身体是极尽征用和役使，对圣贤之士的身体似乎开发的资源更多，这些开发还常常可以被后人记住。也许正是权力对身体的这种支配力，才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权力如此崇拜和迷恋？至少，从刀俎和鱼肉的二元对立来看，国人的思维确实被暴力意识所占满。要么我为刀俎人为鱼肉，要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古人没有列出第三种可能性。
自然，谁也不愿意做鱼肉。如果只有这两项选择，恐怕所有的人都愿意选择为刀俎。那么，对权力的争夺也就是对自身的刀俎地位的争夺了。成为刀俎成了保护自己身体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历史真是够紧张的，难怪古人们活得这么累，活得这么仓惶。无论你干到什么份上，无论你爬上多高的宝座，都无法喘一口气，都无法放松地伸伸懒腰吹吹叶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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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敬与可爱之间（代序）（2）
许晖很会讲故事，而不想轻易作结论。用故事来展现历史的奥秘，探讨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是这些年来很受欢迎的文风。许晖的故事尤其讲得不拘一格。比如第一篇《圣诞》，专门从史书中辑录描述历代皇帝诞生的神异故事，不发一字议论，这一篇就结束了。这种对帝王身体来源的美化与后文对神勇壮烈人士的身体的戕害、凌辱形成对比，凸现了人类文化的矛盾和行为的悖谬。
检讨人性的黑暗，探究制度的黑洞，是不是可以为身体的尊严和解放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也许曾经确信可以。但是，据动物学家说，玩弄身体的把戏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的。猿猴群体中，每当有首长路过的时候，“群众”必须压低自己的身体，以免自己的头颅高出首长的头颅。那些女猿猴如果想得到男猿猴手中的食品，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做性交易。还有，在猿猴社会，给某个领导或者同胞梳理梳理体毛，抓抓虱子，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手段。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或者化干戈为玉帛，或者结成联盟共同对敌，或者得到首长的照顾多分一块鸟肉、一根玉米棒。
如此说来，身体的媚术就不是始于人类的政治权力，它还有更加深远的背景和来源。它不但来自比政治更加深层的人性的底部，甚至来自人类的前身。我们要根治这种媚术，要从这种媚术中寻求解救的可能性，比我们所期望的恐怕是要难得多。
好在人性的内涵比媚术要丰富得多，生活的内容比政治要广阔得多。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犯犯傻，不玩那个什么“媚术”了；有时候，我们可以故意偷偷懒，不理那个什么“政治”了。这时候总还有一点人生的乐子可以享受。比如，放纵一下关于“摩罗乡”的联想，玩玩“铁匠营”的绕口令，等等。正是这些“政治”和“媚术”之外的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亮色和一些诗意，人也因此而显得鲜活可爱。
我想，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屈原、岳飞们的本意，可能也不过是想活得可爱一点，诗性一点。当那并不诗性的东西光顾的时候，他们不过是没有躲避那不可躲避的东西，遂成为可敬之人。
一个人在成为可敬之前，一定是可爱的。
可敬是一种悲烈的境遇，也许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在可敬与可爱之间。
2006年11月28日，北京北小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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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宫】自我阉割的第一刀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称为“士”，“士”是象形字，象形男人的生殖器。“寸”是指事字，一只手的手腕处掩着一柄小刀。“士”和“寸”组合在一起就是阉割的意思，拿刀割去男人的生殖器。因此，周朝时把阉割过的男人称为“寺人”，“寺”就是“士”和“寸”的组合字。
《左传·僖公二年》出现了有史可稽的第一个著名的“寺人”：“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齐国的寺人貂，开始在多鱼这个地方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一句记载空谷足音，奠定了这个叫“貂”的人寺人之祖的地位的同时，更指控貂是一个间谍。可惜，关于间谍的指控却仅此一句，下文再无记载，《左传》惜墨如金的简洁文风让我们错过了一个也许更加精彩的传奇故事。
宫刑的起源很早，学者们相信，至迟到夏禹时代，宫刑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刑罚。据《周礼》记载：“夏宫辟五百。”夏朝的宫廷里有五百人施了宫刑，正说明宫刑的技术手段已足以完成大规模的惩罚。宫刑又叫“去势”，“势”同样是男人生殖器的代称。不过，宫刑是他阉，是“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参见本书《蚕室里的花朵》），而寺人貂却是自宫，自我阉割，为的是进入齐桓公的内廷。
寺人貂，又叫竖貂，竖刁，竖刀，最通行的称呼是“竖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不知道是他一出生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因为他是寺人才起的这个名字。“竖”的本义是短小，引申为童仆，又引申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貂是一种动物，生性慈悲。北极圈内的猎人捕貂，常常假装快要冻死的样子，躺在貂出没的地方。貂看到后就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猎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捕到了貂。历史上有很多以动物入名的人，比如董狐、阳虎、西门豹、乐羊等等，竖貂的最初命名应该与貂这种动物有关。可以想像，作为齐桓公的男宠，竖貂一定是个美男子，小白脸，他穿着用貂皮和貂毛装饰的短上衣，更显得貌美如花，更能得到齐桓公的欢心。竖貂用自己的身体去取悦齐桓公，与貂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人是多么的相像啊。
“竖貂”这个名字开创了两个传统：一是后世关于宦官的更加著名的称呼———阉竖，毫无疑问，这个称呼来自竖貂。是一种官职的装饰。《汉官仪》载：“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光武已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珰。”从秦朝沿袭下来的文官名中常侍，按照礼制，帽子上装饰着“银珰左貂”，汉光武帝刘秀以后，这个官职就专用宦官充任，装饰也改为“右貂金珰”。宦官充任的这个官职，吸取借鉴了竖貂的装饰灵感，从而使这一装饰固定为一种代代相袭的礼制。
【洁行】采薇的怨歌
“洗耳恭听”是典型的身体媚术：把洗干净的耳朵恭敬地倾向发言者，聆听他的每一句教诲。可是，最早的“洗耳”却不是为了“恭听”，那是真正的用清洁的水洗干净耳朵，因为耳朵被污染了。
《史记·伯夷列传》注引皇甫谧《高士传》，讲述了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听说许由是贤人，就想把天下让给他。许由听到这一风声，赶忙隐遁到颍水之阳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紧邻着天下之中的中岳嵩山，因为许由死后葬在这里，箕山又称许由山。尧又召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这次连听都不愿听了，跑到颍水之滨洗耳朵去了。这时：
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
———许由洗耳的时候，刚好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就问许由何以洗耳。许由说：“尧召我做九州长，我痛恨听到这件事，所以洗耳。”谁知巢父讽刺许由说：“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与人不相往来，谁能见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已，别污了牛犊的口。”说完牵着牛犊去上游饮水了。
许由洗耳，本为清洁自己受到污染的耳朵，可是没想到巢父比他还要“求洁”。清清颍水，被许由的另一种沽名钓誉玷污了。不知道许由听完巢父的嘲讽之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撩起洁净的水流。
耳朵，这一身体的生理性器官，不像眼睛，对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可以随时闭起来；耳朵无法关闭，因此也就不具备选择性。当众声嘈杂地涌入耳廓里时，耳朵只好全盘接纳，无论这声音是噪音还是悦耳的颂扬。这就给耳朵创造了取媚性倾听的机会。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可能性，巢父才对许由的洗耳行径大加嘲讽。他提出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隐居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见的“高岸深谷”中去，杜绝所有来自人道的声音涌入耳廓的一切途径。
这是一种根本的“洁”。这种“洁”的品行，与自然万物的“洁”的本性融为一体，人道无法侵入。因此庄子评价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帝王之功不过是圣人的余事，不是完身养生的根本。世俗之人，往往危及身体，弃绝养生之道，却以身殉物，人变成了物的附庸，人之道变成了取媚于物之道，岂不悲哉！
庄子此言，和巢父的境界是一致的。而洗耳的许由，由“洁”的主体，沦为了被嘲讽的对象。
孔子曾经评价过伯夷、叔齐的品行，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齐不记旧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评语———“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却有些一厢情愿，因为伯夷、叔齐临死前作的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马迁才会觉得二人的情绪异样。可惜司马迁没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发出了“好人早夭，坏人长寿”的慨叹。
在我看来，伯夷、叔齐的“洁”类似于许由洗耳的“洁”。虽然伯夷、叔齐一眼就看穿了历史循环论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开“以暴易暴”的途径，却并非庄子所说的根本性的“洁”。就像颍水根本不可能洗净许由已经被污染的耳朵一样，首阳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齐的道德困境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错误。所以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旧恶”为前提，“不合作”的义举也决不能以身体的饿死为旨归。
1996年冬天，我曾经登上过洛阳以北的首阳山。雪后初霁，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视野里伸展开去，伯夷、叔齐的小庙就简陋地建在山顶正中。满山寻找薇菜，找到的却是梯田里种的麦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阳山上遍种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齐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顶，迎着即将降临的暮色，仿佛仍然能听见采薇的怨歌还在首阳山上回荡着，回荡着，也许永无消歇的一天。
【放逐】两个人的端午
五月五日，端午纪念的两大主角———伍子胥和屈原—— 一为叛国者，一为流亡者。伍子胥先叛楚国，后叛吴国（剜眼以观吴国之亡），在无家可归，朝廷执行不义的前提下，伍子胥两次叛国；屈原在政治抱负不得舒展，反而被馋的情势下，写下大量以高洁自许的篇章，暗示了朝廷的昏罔和小人得道的现实，从而遭到了两次放逐。和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左，这两个国家的敌人却得到了民间的一致怀念，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端午的传统从未中绝。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异类，一个孤例：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所有这些节日，形式和内容都高度统一，数千年如一日，从未割裂；只有端午，在今天蜕变成了单纯的粽子节和龙舟节，核心价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内容。人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仅仅想起了一个图腾化的会写诗的骚客，同时还在担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伪劣的黑粽子。
伍子胥和屈原，借助于端午这一民间的盛大节日，完成了对身体媚术的最后逃离。“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九章·抽思》）；“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